傾注於《被出賣的臺灣》裏的深情——訪「灣生」川平朝清

2014年9月26日，「2014年亞太暨世界加盟連鎖年會」在臺灣召開。那時，春季爆發的「太陽花運動」餘波未平。有個年輕人高呼「臺灣中國，一邊一國」口號，向前來參加國際性招待會的馬英九總統扔擲書本。這次事件，再次讓人感受到臺灣認同在今日臺灣之強烈。

另一方面，扔擲的那本書也受到人們關注。該書書名為《被出賣的臺灣》，作者柯喬治（George H. Kerr），是美國外交官、作家、大學教授，且是美國為數不多熟知二戰期間和戰後的臺灣、琉球‧沖繩及日本情況的專家。

本書記錄了柯喬治在赴臺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臺北副總領事期間，臺灣被中華民國接管和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所代表的中國人殘殺臺灣人的情形，並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詳細記錄了臺灣和臺灣人的苦惱。

由於該書向國際社會反映了「二二八事件」和關於臺灣國際地位的問題，因此被長期指定為禁書，特別是在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臺灣。

另一方面，柯喬治也曾是名校臺北高等學校（舊制高中）的英語教師。該校名人輩出，是前總統李登輝、作家邱永漢、原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小田滋、原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園部逸夫、宇宙物理學家小田稔等人的母校。柯喬治的學生，無論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在世界上都多有出色表現。

川平朝清先生也是柯喬治的學生之一，後來擔任了《被出賣的臺灣》日文版的監修。

在迎來第69個2月28日之際，我們請川平朝清先生，以灣生、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生以及柯喬治的學生的身分回憶了當年的往事。

在臺中出生、臺北長大的沖繩人

——請您談一談當年在故鄉臺灣生活時的情況。

川平朝清先生（以下簡稱「川平」） 　我是1927年在臺中市明治町7丁目4番地出生的。當時，那裏離監獄很近，我父母他們從沖繩遷來臺灣，在監獄的俱樂部工作。只是，在我開始記事時，我家搬到了明治町6丁目，附近就是臺中地方法院。我還記得法院大樓是白色的，很高大。不過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臺中公園裏一座建築的巨大屋頂。

之後，在我5歲時，我家搬到了臺北的錦町，我在旭尋常小學、即今天的東門國小上學。

今年1月上旬，我重遊了臺中地方法院舊址和臺北我家住過的地方。前者大樓還在，後者那邊已建起了新的大樓。而臺中公園裏的那個大屋頂，現在也還保留著。

在名校臺北高等學校上學

——之後，您是在臺北高等學校上學？

川平 　是的。臺北高等學校是現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是當時臺灣唯一一所高中。它是一所擁有尋常科（學制4年，相當於國中）和高等科（學制3年，相當於高中）的7年制學校。我是從尋常科開始上的。李登輝先生是比我大4屆的學長，我在尋常科上學時他上高等科。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臺北高等學校的校風好像非常自由。

川平 　完全沒錯。我們學校倡導像美國的大學那樣的「自由和自治」。這其中受第二代校長三澤糾先生的影響很大。無論是尋常科的學生，還是高等科的學生，他都讓我們彼此以「君」互稱。比起上下關係，更重視互相尊敬對方。同樣地，我們學校完全沒有所謂的「鐵拳制裁」那樣的體罰行為，校內的氛圍非常好，這在當時的學校裏是非常罕見的。

學校還聘用了今天所謂的「外教」，在外語教育上也下了非常大的力氣。其中一位外教就是柯老師（即柯喬治）。而且，在高等科裏面有很多曾留學國外大學、擁有教授頭銜的老師，教育水準很高。這其中，占全校學生人數的10〜20%的臺灣學生也非常優秀，令人十分欽佩。

隨著戰況日益嚴峻，很多學校停止教授作為敵國語言的英語。但只有我們學校，是唯一一所繼續著力於英語教育的學校。有這麼一則軼事，說派駐到我們學校的軍官責問英語老師，「為什麼還繼續開展英語教育呢？」英語老師反問道，「我國向南進攻的時候，哪種語言最重要？」，並自問自答「當然是英語了。不用英語就沒法進行當地的統治，甚至還應該更重視才對呢。」就這樣把對方說服了。就如這則軼事所反映的那樣，我們幾乎每天都有英語課，真的受到了很好的鍛鍊。

但是，在我17歲即將上高等科2年級之前的3月底，我和此前一直是非徵兵對象的臺灣學生一起，整個學校的學生都被徵入伍。我們先在臺北八里庄，後在大屯山竹子湖生活了大概6個月的時間。隨著戰爭結束，8月底徵召令解除了。

我們復員後，12月份左右，在老師、學生和校舍都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學校的名稱由原先的「臺北高等學校」改為中國名稱「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雖然拿到了畢業證，但證書後面還有背書，寫著「昭和21年（1946年）3月底所有課程結束方才有效」。

遣返回沖繩，踏上廣播之路

——請您談一談被遣返時候的情形和之後的情況。

川平 　當時，日本內地的遣返人員被稱為「日僑」，而我們沖繩人則被稱為「琉僑」，被區別對待。當時統治沖繩的美軍，認為沖繩作為曾經的戰場要同時接收所有遣返人員有困難，對遣返工作施加了限制。因此，我直到戰爭結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12月才被遣返。

遣返回來之後，我做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工作。最初很難聽懂，語言表達也不好，但不久就克服了這些問題。我認為這是在臺北高等學校所受的教育起了作用。

在臺北高等學校上學的時候，我立志當一名醫生。但1949年，出現了在沖繩創辦廣播電臺的機會，於是我的志向從醫學轉向了新聞報道，成了一名播音員。

柯喬治一直關心臺灣人，也盡力幫助沖繩人遣返

——那個時候，您和柯老師重逢了？

熟知臺灣情況的柯喬治，以美國人的公正視角總結了日本在臺灣的50年統治，相關著作：《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in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川平 　是的。事實上，從臺灣遣返回沖繩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拿到了柯老師的名片，柯老師還說，「如果你們在沖繩或日本內地要找和美軍有關的工作，我可隨時提供幫助」。但是，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和他聯絡。

1949年的一天，柯老師來沖繩做調研工作。柯老師不僅精通臺灣的情況，也精通沖繩事務。我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的時候，戰況已經惡化，柯老師也已經從學校離職，我和柯老師並沒有深入的交往。此時在沖繩的重逢，是我與柯老師真正交往的開端。

另外，同時出於琉球廣播電臺工作上的需要，我決定去美國留學。那時候我很自然地找柯老師諮詢了意見。柯老師非常熱情地向我推薦了他當時所在的史丹佛大學。但由於我想在新聞報道方面有所進步，最後選擇了留學於密西根州立大學。此後，我和柯老師一直都保持著聯絡，直到他在夏威夷去世。

——柯老師是一位非常樂於助人、熱忱的老師呢。

川平 　是的。戰後雖然他離開了臺灣，但還是很牽掛他的學生，特別是對臺灣人。他的這種關心，有時候比對日本人還更強烈。可能是因為他從心底裏同情臺灣人吧。

另一方面，我們這些被稱作「琉僑」的沖繩人，之所以能比原計劃較早遣返回國，也是因為柯老師作為副總領事積極敦促美國國務院，從而說動了麥克阿瑟司令部的緣故。柯老師也是我們沖繩人的大恩人。

《被出賣的臺灣》在日本出版

——請您談一談《被出賣的臺灣》在日本出版的前後經過。

川平 　1965年，我收到了柯老師寄來的《被出賣的臺灣》英文原版書。但由於是500多頁的巨著，我就暫且放在一邊了。在這過程中，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窗、在華盛頓大學教授神經病理學的蕭成美給我寫信說，他從這本書裏了解到了二戰結束後不久臺灣發生的混亂，以及沖繩人經受了怎樣的勞苦。於是，我終於開始真正閱讀了這本書。

《被出賣的臺灣》日文版和中文版

隨著閱讀的深入，我不僅了解了沖繩人經歷的勞苦，還知道了日本人離開臺灣後的短短半年到一年期間裏發生的那些事情——來自中國的官吏和士兵進行了毀滅性的貪污瀆職與巧取豪奪，以及「二二八事件」和之後的殘殺無辜。那是柯老師根據自己與臺灣的交往和關聯所作的記述，是他從日本留學一直到在臺北工作以及在美國從事研究這30年來的沉澱和積累。他所引用的資料，有政府公布的文件、學生們寫來的私人信件，甚至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派遣工作組工作人員的心聲等，可以說是集大成之作。

之後，因為蕭成美得到了這本書的翻譯出版權，我也幫忙在日本國內出版該書。於是，我去找一位從報社離職之後開印刷廠的臺北高等學校時期的同窗商量，由他向我介紹了一家比較合適的出版社。

2006年6月，在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之後，本書的日文版終於問世了。

雖時光流逝，不變的夥伴和變化中的故鄉

——您戰後再次訪問故鄉臺灣是什麼時候呢？那時您已經知道了「二二八事件」嗎？

川平 　我是時隔15年之後，在1961年重返臺灣的。而且那個時候，我也已經知道了「二二八事件」等訊息。由於臺灣尚處戒嚴時期，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也比較小心。

正好當時臺灣大學有個關於電視的研討會，我作為演講人前去參加活動。結束時學生們問我今晚還要去哪裏，我毫不猶豫地說要去北投。頓時，男學生們都大笑起來，而女學生們則面露詫異的表情。

與Wandalee夫人在一起

那天晚上，同窗們告訴我，現在的北投已經不再是日治時期的溫泉街了，那裏變成了風化區。這時我才明白，當時學生們的那些反應的意思。

同窗們之所以確定在北投舉辦宴會，是考慮到北投位於臺北北部，遠離市區，即便在戒嚴時期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大唱在臺北高等學校時唱過的日語歌。

現在，日本的溫泉旅館也打入了北投，北投正在恢復其像在日治時期那樣的風貌。這讓人再次感受到時代的變遷。

柯喬治展，今年在臺灣舉辦

——關於今年2月28日的紀念活動，您知道些什麼呢？

川平 　聽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老師說，今年2月份好像要舉辦柯老師的特別展覽。1月份我去臺灣的時候，接受了有關柯老師方面的採訪。另外，蕭成美好像也從美國捐來了一些與柯老師相關的物品。

5年前，我第一次參觀二二八紀念館的時候，很遺憾地發現關於柯老師的介紹非常少。希望能以此次展覽為契機，讓更多人了解到他的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