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基本條約以前是「世界地圖被重繪」的時代
1965年日韓兩國簽署了日韓基本條約，2015年，恰逢條約簽署50週年，對於日韓關係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年份。但光是籠統地說50年，並不容易理解這有多長。因此，為了理解這段歲月的漫長，筆者將從1965年再往前追溯50年進行逆向思考。1965年的50年前，也就是1915年，距離日本開始對朝鮮半島實施殖民地統治僅僅過去了5年。朝鮮半島上規模最大的獨立運動——三一運動的爆發是在4年後的1919年。
目光轉向世界，當時歐洲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俄國等老牌歐洲「五大國」展開了殊死戰。這「五大國」中的三國，也就是德國、奧匈帝國、俄國依然維持著舊政治體制，與西方民主主義相距甚遠，美國當時只不過是一個不入圍的新興大國。在那個時代，亞洲和非洲的大半地區都處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統治下，白人彷彿理所當然般地強調著自己相對於有色人種的優越性。
但在此後50年裏，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俄國革命後，蘇聯成立，再加上奧匈帝國解體，東歐地區誕生了許多新的獨立國家。在一戰中戰敗的德國經歷了動蕩的20年，最終與日本和義大利聯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促成了美蘇兩個主要戰勝國的崛起，世界進入了冷戰體制時代。同樣在大戰中元氣大傷的英法兩國放棄了殖民地帝國的道路，亞洲和非洲地區誕生了無數新興國家。東亞也不例外，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中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15年至65年的50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地圖被重繪」的時代。
從「框架變化」到已開發國家優勢消失的「實質變化」
與1915年至65年的50年相比，之後1965年至2015年這50年的變化看似較小。尤其是日韓兩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基本的國境線幾乎沒有變化，就連越南的統一都顯得很明顯。因為在歐洲引發了國際框架劇變的冷戰終結也未能在東亞對韓國和北韓、中國和臺灣這兩個「分裂國家」的框架造成影響。
但那並不意味著這50年間，世界或者東亞地區不存在重大變化。如果說1965年之前的50年的變化是伴隨著國境變化的「框架變化」，那麼1965年之後的50年裏發生的便是相同框架中的「實質變化」。也就是說，1965年的世界，以舊宗主國為中心的已開發國家依然擁有壓倒性的強大力量，以舊殖民地國家為中心的開發中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都處於從屬地位。
相對於此，在2015年的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壓倒性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上世紀70年代形成的G7框架被G20所取代，經濟方面自不待言，即便是在軍事方面老牌已開發國家對其餘國家的壓倒性優勢也已消失。說起來，如今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界限甚至都不那麼明確了。
映射出「世界縮影」的正常化以後的日韓關係
當然，1965年之後50年間的日韓關係也處於相同的世界史潮流之中。不，應該說，曾是二戰前世界上「最後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日本與作為上世紀80年代以後率先在開發中國家裏實現了經濟崛起的「NIEs（亞洲四小龍——譯註）領頭羊」的韓國之間的關係就是1965年以後的世界的縮影。只要將1965年時兩國的狀況與今天加以對比，就很好理解這一點了。
1965年的日本剛剛在前一年以「非西方國家」身分首次舉辦了奧運，並成功加入被稱作「已開發國家俱樂部」的OECD。東京和大阪之間已經開通了新幹線，經濟處於高速成長期，名義成長率遠高於10%，3年後的1968年，名義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西德，躍居世界第2位。受益於經濟的繁榮，在國會擁有穩定多數席位的自民黨邁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長期政權時代。
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韓國在韓戰停戰12年後的這個階段依然面臨各種困難。1965年的人均名義GDP勉強超過了100美元，僅僅相當於日本的7分之1左右。形勢最嚴峻的是貿易結構問題。同年韓國的貿易額中，出口額為1.75億美元，進口額則高達4.63億美元，貿易赤字巨大，如果沒有來自海外的資金援助，韓國經濟也就無從談起了。
軍事方面，中國軍隊撤退後，北韓的軍事力量仍然遠超韓軍，但相較於朝鮮半島，作為韓國盟友的美國卻將目光逐漸轉向了戰爭日趨白熱化的越南。通過1961年的軍事政變上臺的朴正熙政權，在1963年的總統選舉中得票率僅高於在野黨候選人1.5個百分點，難言獲得了國民的堅定支持，政治上也陷入了長期不穩定狀態。
1965年的日韓基本條約正是當時那種垂直型日韓關係的產物。隨著越南戰爭的激化而逐漸減少干涉朝鮮半島事務的美國，在這一時期逐漸減少了對韓國的援助，韓國政府則必須立刻獲得可以填補這部分資金缺口的外匯。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朴正熙政權不得不改變先前政權的對日強硬態度，對日本做出了大幅讓步。結果，此條約簽署之際，朴正熙政權不僅在日方賠償外匯金額上做出了讓步，甚至還不得不在名義上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換言之，韓國放棄了殖民地統治「賠償」這一名義，改以「經濟援助」名稱來接受了這筆款項。
從垂直到水平——不斷縮小的經濟和軍事差距
不過，這種垂直型的日韓關係在最近5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因之一在於經濟差距的縮小。正如圖1所示，上世紀80年代以後神話般的經濟成長促使過去曾是遠東最窮國家之一的韓國現在成功躋身於已開發國家行列。在貿易結構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韓國已經擺脫了垂直結構。因為過去長年出現赤字的韓國貿易收支在2009年以後一直保持著順差狀態，順差額也在逐年擴大。
軍事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比如，圖2以美元為單位展示了日韓臺三國的軍費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原本占到GDP的近3%這樣一種相對較大比例的韓國軍費，受到近年來韓元升值的影響，正迅速接近日本的水準。姑且不考慮軍事力量性質的差異，顯然兩國之間的軍事差距也在逐漸消失。
顯然，日韓關係在最近50年間從過去的垂直型關係變成了水平型關係。正因為如此，在今天的韓國國內，試圖重新調整50年前簽署的日韓基本條約所規定的「舊日韓關係」的動向正迅速加劇。近年來，韓國的法院之所以在從軍慰安婦問題和強徵勞工問題上連續作出明顯與日韓基本條約條文相抵觸的判決，還有朴槿惠政權之所以不同於歷代韓國政權，從上臺之初（筆者標注下劃線）就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其背景原因也都是在於日韓關係發生了這種結構性的變化。
為調整「舊日韓關係」而設立國際性的「仲裁委員會」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狀況呢？首先必須確認的是，調整「舊日韓關係」就等同於必須回到起點從頭再來。正如日韓基本條約從啟動預備會談到最終簽署條約耗時長達14年所反映的那樣，要在面臨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等難題的兩國之間從零開始重新制定一個構成新框架的綜合性條約絕非易事。當然，在雙方各層面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在展開全新談判的過程中，也不可能中斷兩國關係。
儘管如此，我們同時還必須確認一點，那就是正如兩國法院對從軍慰安婦問題和強徵勞工問題判決的差異所反映的那樣，兩國對1965年構建起來的「舊日韓關係」的理解之間存在甚至令人絕望的鴻溝。既然兩國的司法機構作出了明顯不同的解釋，那麼行政機構就負有遵從這一判決的義務，必然導致日韓兩國政府可以通過外交談判加以討論的範圍縮小。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毫無意義地拖延問題，也幾乎不存在狀況改善的餘地。
倘若如此，那麼重要的就是兩國應首先針對規定了這種「舊日韓關係」的框架本身再次展開討論。但受制於司法判決的兩國政府能做的事情有限，因此，我們有必要藉助國際社會的力量。比如，作為日韓基本條約附屬協定的「日韓索賠權及經濟合作協定」曾有規定，當兩國的解釋存在分歧時應成立仲裁委員會，因此考慮成立仲裁委員會便是一個辦法。
構建日韓關係新體系是一個課題
話雖如此，但如果說上述辦法在現實中難以採用，或政治風險較大，那麼讓一些具有替代性的委員會之類作為第二軌道外交途徑發揮作用或許也是一個辦法。無論是國際法院還是仲裁委員會，國際社會中的司法仲裁機構無非是由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和前外交官等人構成的，要召集這類人員成立「模擬仲裁委員會」絕非難事。或許我們可以藉助他們的判斷，說服兩國的民意和司法，重新構建兩國關係。這至少可以為兩國的行政和司法部門，更重要的是為兩國人民提供一些重要的判斷材料，讓我們可以判斷出國際社會對我們各自展開的討論是如何看待的。此外，對於被強硬民意壓得無法動彈的兩國政府而言，這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轉變方向的寶貴契機。
總之，重要的是要正視經過50年漫長歲月後逐漸出現功能失調的「舊日韓關係」的現實，從正面摸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日韓關係是「扁平化世界」的一個縮影，今後世界上將會頻繁出現相關的伴生問題。
在國際關係激盪變化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破壞一直依靠舊體系維持的穩定性這一前提下構建一個新的體系？要說我們的「智慧」正受到考驗也絕不為過。
（2015年1月7日）
標題圖片：2014年11月，朴槿惠總統和安倍首相出席在緬甸召開的ASEAN+3（東協+日中韓）領袖會議（新華社／Af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