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和歷史教科書問題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制度

政治外交 社會

圍繞歷史教科書內容處理問題,日本的教科書審定工作受到了來自國內外的諸多批判。包括審定在內的教科書制度是如何實際運用的呢?東京大學三谷博教授是現今採用的國中和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著者,在這裏讓我們看看他的解說。

現在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採用的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編制、初等、中等教育課堂又是如何使用的呢?下面,我將為大家簡要闡釋一下這些問題。近年來,儘管各國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已經充分了解了日本教科書制度特點,但在其他歷史學家和公眾之中,似乎還存在不少誤解。

教科書問題的政治及社會背景

在解釋制度問題之前,或許應該簡單地介紹一下其政治及社會背景。目前,歷史教科書已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國際關係與內政錯綜糾纏的、非常敏感的政治爭論點。儘管它是否會形成政治爭論點,常受政府和民間運動動向的左右和影響,但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看來它依然易於成為各國之間的對立的火種。這是因為,人們將歷史教科書基本上看作是一部「國民史」,其內容代表了該國民眾對本國和外國歷史的普遍認識。為了培養下一代「國民」,各國的成年人們想讓後代對自身和他人樹立怎樣的歷史認識,這可以從歷史教科書中得到解答。

東亞地區最早出現這種問題大概是在100年前,而現在的問題的直接淵源在於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戰敗及各國擺脫殖民地狀態約35年後,各個鄰國開始了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的批判。他們指責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在對韓國和北韓的殖民地統治,以及日本在日中戰爭中的責任問題上沒有做出令人滿意的表述,要求進行修訂。

然而,在當前的東亞地區,有關歷史認識的爭論範圍擴大,超越了追究日本責任的範疇。其它各國之間,比如進入本世紀以來,韓國和中國也在古代高句麗及渤海的歷史歸屬權問題上展開了爭論。它已經超越了日本對近代歷史應承擔的責任這種具體的問題,在更深層次上,存在著「國民史」的相互對立。

歷史教科書問題就包含了這種深層的問題。不過,在本文中,就思考這一問題所必需的基礎性、制度性事實,筆者只集中針對日本進行講解介紹。

初等和中等學校的歷史教育

日本現在的學校教育制度,設有小學(6年)、國中(3年)和高中(3年),其中,小學和國中實行義務教育。學校的歷史教育從小學的最後一年,即六年級開始起步。接著,在國中階段的「社會科」中,作為「歷史領域」課程,與「地理領域」、「公民領域」並行,同屬必修課。小學階段,主要是介紹日本的歷史人物,到了國中,教學開始立足於世界史的大背景,但仍以日本史為中心。與此相對,到了高中階段(儘管屬於非義務教育,但入學率高達97%,幾乎全體國民都上過高中),歷史課被分成了「世界史」和「日本史」兩個科目,而且,「世界史」是必修課,但「日本史」只不過是一個選修科目。小學和國中將歷史教育的重心放在本國歷史上,而高中則重視外國史的教育。

教科書制度的框架

就日本學校教育中教科書制度的特點而言,首先是規定了小學、國中和高中在課堂上都有使用教科書的義務(*1)。雖然教師們也會輔助性地使用自編或市面上銷售的教材,但課堂教學原則上是以教科書的順序和內容進行的。針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儘管有觀點認為它與東亞其它國家的教科書相比,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內容較少(*2)),但它受文部科學省在「學習指導要領」中規定的結構框架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日本史與作為外國史的世界史之間的彼此分離,以及日本史從古至今的連貫性,這樣的思維框架已通過學校教育而被牢牢嵌入了日本成年人的心中。

第2個特點是,教科書由多個民間出版社編寫製作,文部科學省對其予以審定,審定合格的教科書獲得可在學校使用的資格。這種做法與戰前的日本與以往各鄰國不同,對教科書採用的是審定制,而不是國定制(國家統一編寫發行教科書制度——譯註)。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部科學省通過「學習指導要領」和審定工作來追求統一性與出版社及撰稿人通過獨家努力來追求多樣性之間的爭執較量。

第3個特點是,在實際選擇(採用)使用何種教科書上,呈現多樣化,不由文部科學省統一決定。高中、私立小學和私立國中由各學校自行選擇,都道府縣立以及市町村立小學、國中則由各個地方自治體的教育委員會負責選定。不過,針對公立小學和公立國中,制定了這樣一種制度:按照大致的人口規模將全國分為了582個(截至2011年)「選定片區」,每個片區採用一種教科書。(*3)從世界範圍來看,日本教科書制度的特點在於,教科書在學校教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多種教科書來自民間機構,而在其選擇過程中,資格審查工作採取中央集權方式完成,具體選擇則由地方分別實施。

在教科書進入日本的學校課堂之前,要經過民間企業的編寫製作、文科省的審定、學校及自治體的選定這三個階段,以下將依次進行說明。


民間出版社及撰稿人編制教科書


日本的教科書以文部科學省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為標準,由民間的出版社製作、銷售。各個出版社每隔5年左右會進行一次修訂,在新版教科書進入課堂的第二年,他們就會開始籌備下一版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每一種教科書,其編輯會議由2、3名出版社員工,以及大學的歷史研究人員、國中和高中的歷史老師構成。在製作教科書的目錄時,會參考「學習指導要領」,它規定了教科書的目標、內容範圍、結構框架和大致的分量。如果偏離了它的規定,就不可能通過審定。不過,指導要領本身只是一個粗線條的標準,具體內容將由編輯會議判斷決定。確定目錄和文字分工後,大約還會召開10次編輯會議,每次開會時,都會談論舊版教科書的使用經驗、伴隨社會變化的熱點問題和視角變化等,研究探討修訂內容。大家特別重視的是應將重點放在何處、是否易於閱讀、掌握,以及如何在孩子們心智發育的不同階段選擇適宜的主題和表述方法等問題。教科書出版社會在新版教科書開始投入使用的2年前,拿出1年多的時間整理稿件、印刷、裝訂,向文部科學省提交審定申請。

(*1) ^ 關於制度的表述,主要依據以下材料。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科書制度概要」(2011年6月)。另外也參考了以下的筆者拙作。Yang Daqing, Liu Jie, Mitani Hiroshi and Andrew Gordon, eds., Toward a History Beyond Borders: Contentious Issu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2) ^ Gi-Wook Shin and Daniel C. Sneider, e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 ^ 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採用片區一覽」

文部科學省的審定

文部科學省將對這些提出申請的樣書進行審查,判斷其是否合格。其手續、標準等,在「教科用圖書檢定規則」和「學習指導要領」中作了規定和發表。據此可知,負責審核教科書的,是文部科學省內部成立的教科用圖書審定調查審議會,文部科學大臣將根據審議會的報告作出該教科書是否合格的決定。作為日本政府部門的慣例,大臣很少會否定審議會的意見;而且,審議會是根據作為文部科學省工作人員的教科書調查官和該省任命的調查員(從大學到小學的各級學校教師組成。全國共數百人)實施的調查進行審議的。實際上,教科書調查官會進行認真細緻的研究,其意見似乎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審議會的結論在申請之年的11月左右公布。如果合格的話,將會立即宣布,但大多數情況下,審議會是不會讓它們輕易通過的,而是採取保留,提出修改的要求。儘管也有審定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建立了相關制度,會提前向出版社通告理由,如果申請者提出異議,將給予其要求復議的機會。

如果保留決定,審議會將向各個出版社、撰稿人下發「審定意見書」,其中列出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並由教科書調查官做出口頭說明。各個出版社可以對這份審定意見提出異議,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往往會對審定意見展開內部討論,然後提交「修改表」。從邏輯上來說,審定意見與撰稿人的意見之間完全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對立,但審定意見主要指出的是申請樣書中對客觀事實的錯誤認識、記載錯誤、行文模棱含糊及晦澀難解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出版社方面很少會提出異議。審定審議會在對出版社提交的修改表進行審議後,最後以大臣的名義通知其教科書是否合格。

另一方面,「義務教育諸學校教科用圖書檢定基準」是判斷教科書合格與否的根據,目前其內容為以下幾點。各科目均需注意的要素是,(1)範圍及程度。指教科書內容要安排得當,符合教學指導大綱的要求。 (2)選擇與處理,組織與分量。其中包括下述事項:(a)參照指導大綱,避免內容有欠妥當或無視青少年兒童發育階段的情況出現,(b)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不偏不倚,(c)不偏向於特定事項、現象和領域,保持整體上的平衡,(d)深思熟慮,消除片面性的認識,(e)合理安排整體的分量、內容的分配與相互間的聯繫。關於最後一條規定,一般認為是有免費發放等原因在內,所以必須按照教科書的定價(截至2011年,國​​中歷史教科書為694日圓。價格不到市面銷售的同等分量書籍的一半)嚴格限制分量。 (3)準確性及記載、表述。如上所述,實際上這一條是在審查過程中最頻繁地被指出存在問題的部分。另外,關於社會課(地圖除外)的審定標準,有以下幾個項目。作為小學與國中通用的標準,(1)不存在「對未確定的時事性現象做出斷定性的記述」的成分,(2)「在對待與亞洲各鄰國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件時,從國際認識和國際協調的角度出發予以了必要的考慮」,(3)「引用著作、史料等資料時,選用了已有定論或可信度高的資料,保持了公正性。同時,引用法律條文時,尊重了原始文獻的表述」,(4)「日本的歷史紀年,針對重要的時間一併書寫了年號和公曆」。這一審定標準,要求教科書在整體上盡可能地採用客觀且兼顧各方平衡的表述。在針對社會科課程內容上的要求方面,除了(2)的所謂鄰國條目和(4)的紀年條目之外,可以認為幾乎所有內容都參照了指導大綱的要求。如此慎重的規定,再加上針對文字分量的限制,一方面確實導致了日本教科書的枯燥無味,但另一方面,從審核過程的公正性來看,它卻是考慮得相當周全。即使是在審定的實施與標準的運用方面,恐怕也是值得肯定的。2010年,申請接受審定的國中歷史教科書共8種,其中7種被認定為合格。收到合格通知後,教科書出版社將製作、提交樣書,並在次年接受由地方的選定片區實施的審查和採用決定。

地方採用

那麼,接下來就到了選擇決定階段。只有通過了這一關,審定合格的教科書才能進入學校課堂,送到學生手中。高中、私立(大約占學生總人數的6%強)及國立(大約占學生總人數的1%)的小學和國中,可以從審定合格的教科書中自主進行選擇,而都道府縣立及市町村立國中則以「採用片區」為單位來進行選定。根據「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運營相關法律」的規定,地方自治體建立的公立學校的教育方針由都道府縣級別和市町村級別的教育委員會(各級議會從居民中選任)做出決定,教科書的採用片區設於上述兩個級別之間,大體上將3個市或郡劃為一個片區。截至2011年,全國共有582個片區,每個片區選擇一種通用教科書使用。(*4)具體的採用流程如下。

首先,各個都道府縣會設立由學校校長、教師、教育委員、學者構成的教科用圖書選定審議會,針對數學、世界史等學科分別委託數名教師開展調查,然後根據調查結果製作評選資料,面向擁有選定權的所有人員提供指導和建議。如果是都道府縣的直屬學校(特殊學校、國高中一貫制學校等),這些指導和建議將直接反映到最終的選定當中。另一方面,大多數國中所屬的採用片區,則分別設立採用片區協議會,這個組織也會安排由教師等人員擔任的調查員展開聯合調查、研究,並以此為參考進行選定工作。這將成為最終決定。

與文部科學省的審定過程相比,上述教科書選用過程形成了一種能夠更多地反映學生家長等多方意見的制度。儘管小學和國中教師、學者也是參與選擇的成員,其意見也會受到重視,但並不僅限於此。本世紀初誕生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在主張實施國家主義歷史教育時,之所以將運動的焦點放在這個地方教科書選定過程上,並面向學生家長、各個教育委員會,甚至市町村議會開展工作,力圖排除一線教師和學者的影響力,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5)


(*4) ^ 這是上世紀60年代初期伴隨義務教育教科書的免費發放而引入的一項制度,採用片區與市町村的教育委員會之間可能出現意見分歧。比如,可參考沖繩Times網頁上公布的案例內容
(編輯部注: 2011年8月,八重山群島的石垣市、竹富町、與那國町的教育委員會構成的八重山採用片區協議會計劃從2012年4月起在採用片區內的國中統一使用育鵬社出版的由「教科書改善會」編寫的公民教科書。「教科書改善會」是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分離出來的。由於竹富町教育委員會反對這一採納決定,自行決定採用了東京書籍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教科書。)

(*5) ^ 三谷博編《歷史教科書問題》(東京:日本圖書中心,2007年)

結語

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在文部科學省審定階段重視的是手續上的透明性,在地方選定採用階段重視的是居民意願的反映。總之,它規定了透明而具有分散性的決定程序,由此成為符合自由民主主義國家憲法的一項教育制度。

不過,這種制度並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化的直接產物。(*6)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針對文部省(當時)實施的教科書審定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為代表的教科書撰稿人與出版工作者,以及國中、高中教師們展開了激烈的抗議活動。他們堅持認為文部省的審定屬於憲法禁止的審查行為,曾先後三次向法院提出訴訟。起初,他們大體上都以敗訴告終,但在上世紀90年代卻獲得了實質上的勝訴。法院雖然認為文部省的審定本身符合憲法,但判決文部省提出的各項修改要求是恣意且非法的,此後,文部科學省便遵照這一判決,開始自我控制審定過程中提出修改要求的行為。

上述情況的背後存在著兩個變化。第一,是日本社會開始將自由民主主義視為不言而喻的價值。戰後,儘管文部省內也有一些信奉大日本帝國時代的價值觀、意欲抵制民主化的人物存在,但這些人上了年紀後相繼退休,而接受了戰後民主教育的人們逐漸成為了領導。在法官隊伍中,新老更替的影響也十分顯著。另一點,則始於上世紀80年代後各鄰國對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批判。當時的各屆內閣力求在成為經濟大國後進一步躍升為政治大國,因此極其重視與各鄰國之間的協調合作,出於對鄰國要求的考慮,修改了「教科書檢定基準」,加入了之前提到的鄰國條目。

實現教科書審定的透明化、控制恣意干預行為的做法,從結果來看,起到了抑制採納各鄰國要求的作用。最初,韓國和中國估計日本政府可以像採取國定制的本國政府一樣,對教科書的內容會出面干預。它們認為,如果向日本的外務省施加壓力,外務省再將壓力轉加到文部省身上,或許就能藉助審定制度迫使教科書出版社和撰稿人採用它們國家的歷史解釋。然而,這與當時日本政府的自由化意願相悖,而且也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因為一旦認可了通過審定對教科書進行大幅干預,那就不如說是賦予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團體一種強制力量,令他們可以將過去保持了相對自由開放的歷史教科書內容轉變為國家主義性質,這有可能帶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結果。誕生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2011年圍繞教科書的激烈爭論以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都真切地反映了這種暗藏的危險性的存在。

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前形成的教科書審定過程中全新的自由主義式的運用法,最終頂住了這種劇烈的政治動盪,證明了自身的堅定性。在如今的日本,恐怕那些企圖大幅度改變這種制度和常規的運動,不會有得勢的可能吧。

不過,現在針對歷史教育的內容,來自學術界和教育界要求反省的呼聲卻日益高漲。反省的問題包括:在全球化進程日益發展的當今世界,割裂日本史與外國史的做法是否妥當?歷史教育只要求學生記住枯燥無味的知識是否妥當?等等。10年一次的「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期總歸會來臨,人們期待著這種意見屆時能夠得到反映。(*7)

(*6) ^ 同上

(*7) ^ 日本學術會議的建言「新高中地理、歷史教育的創造—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時空認識—」(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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