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日中關係

19世紀的日中關係

江戶時代的日本，對外貿易處於政府控制之下。在對外關係方面，除了通過長崎與清朝和荷蘭交往外，還通過對馬與朝鮮、通過薩摩藩與琉球及清朝的福州、通過松前藩與阿依努族、通過通古斯民族與清朝等進行交流。清朝以朝貢形式和周邊國家開展貿易，但與歐美各國的貿易，18世紀則僅限於在廣州一個港口進行，此外在沿海地區的其他一些港口開展被稱為互市的貿易。日本和清朝，在臺灣的鄭氏政權滅亡後，清朝商人前往長崎從事貿易活動，最多的時候，有數千來自清朝的人們居住在長崎，他們從日本進口銅、海產品，日本也從清進口砂糖、奢侈品等物資和文物。

但是，這種關係在19世紀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因鴉片戰爭等的失敗，開放了沿海港口；1859年，日本也開放了長崎等港口，於是中國商人從長崎進入神戶、橫濱、函館等日本各地，將海產品等直接帶回中國。同樣，在日本，長崎奉行（行政首腦）、函館奉行等也探索不通過中國商人或歐美人，將日本商品直接帶進上海的途徑。高杉新作乘坐的千歲丸也是以此為目的而派遣的。

明治維新後的1871年，日本和清朝簽訂了《日清修好條約》，這雖是兩國之間締結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但從條約談判過程和具體內容來看，清都占據有利地位。儘管明治維新不久被定位為成功事例，但至少到西南戰爭、松方財政改革時代，清、朝鮮都認為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這樣性急的改革，反而會招致混亂；而且，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從海軍實力也可看出，與日本相比，清占有絕對的優勢。在1886年處理北洋艦隊水兵引發的長崎事件過程中，日本的外交姿態，如實地反映了其弱勢立場。

甲午戰爭後，日本占有臺灣，獲得了與西方列強同樣的條約和特權。而且，正如陸奧宗光外務大臣評價這場戰爭為「近代的日本和傳統的清」一樣，在國民意識中，對清的優越感趨於強烈。同時，清也掀起了要求建設明治維新式近代國家的運動。

作為「近代智慧」源泉的日本

蔣介石入日本陸軍第13師團野戰砲兵第19連隊時 照片提供：國史館（臺灣）

明治時期日本有選擇地從歐美吸收的知識，通過書籍、留日學生等，也介紹到中國。並不是沒有從西方直接傳到中國的「近代智慧」，但通過日本傳入的則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源於中國的古籍、作為西方語言的譯詞而重新出現的「革命」、「社會」、「經濟」等日語詞彙，至今仍在中國使用。不過留學生對「日本本身」懷有怎樣的感受，是另外的問題。他們大概面對只有在中國古籍中才看得到的日語詞彙，油生懷舊之情；對諸如生食雞蛋、在浴池中將裸體暴露於他人面前等異國文化，抱有忌避之念吧。

清朝在20世紀初期決定採用立憲君主制，在制定制度之際，參考了日本的天皇制。 1908年頒行的《欽定憲法大綱》,參照《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了皇帝的權限。另外，留學生們還在日本吸收了共和制、社會主義思想等諸多政治思想。

從日本帶去的不僅僅是政治和思想。每天都有數十名軍事留學生來日，在陸軍和海軍中學習。無論是發動辛亥革命的新軍，還是遭到鎮壓的清政府軍，兩軍都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蔣介石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初也在新潟縣高田的第13師團，是在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緊急回國，投身到革命運動之中的。日本起到了向中國提供作為近代國家的、或者說是近代社會「智慧」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思想以及圍繞改革的思想。

作為「革命搖籃」的日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眾多由清朝等亞洲各地逃亡而來的革命者聚集到日本。在中國，反抗清朝統治或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人們，雖然也可以逃進租界或租借地，但清政府可能會要求引渡或派出刺客，因此他們飄洋過海隱藏到日本等異國他鄉。特別是長崎，起到了上海的內客廳作用。兩個城市間不僅有客輪通航，交通方便，而且鋪設有海底電纜，可以迅速得到來自中國的資訊情報。同時，流亡者們在日本開展了有組織的宣傳和籌資活動。日本政府雖然對他們的活動進行監視並留下了大量的紀錄，但很少對他們進行逮捕、拘留和引渡。

宮崎滔天 （照片提供：國立國會圖書館）

孫文也不例外。和蔣介石、周恩來等日本留學者不同，孫文不是來日留學的。而使孫文一舉名揚天下的，是流亡英國時遭清朝駐英使館抓捕囚禁事件。九州的玄洋社機關報《九州日報》以《幽囚記》為題用連載形式刊登了宮崎滔天翻譯的孫文本人用英語記述的《倫敦蒙難記》，從此孫文的名字在日本和東亞開始漸為人知。其後又通過宮崎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及其章士釗的中文編譯本《孫逸仙》，進一步使孫文名揚東亞。此外，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通過《民報》等展開宣傳活動，以日本為據點的活動、源於日本的資訊，在孫文的革命活動中極其重要。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由於袁世凱對國會的壓制，特別是國民黨的年輕領導人宋教仁的暗殺引發了二次革命，結果遭到袁世凱的鎮壓，孫文敗走日本，並在此後的數年中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孫文與宋慶齡再婚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與中國近鄰，物價便宜、資訊豐富，而且有眾多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成了中國的革命黨人再好不過的避難之地。

辛亥革命

就這樣，日本和波瀾壯闊的中國政治結下了深深的淵源，即日本也複雜地、多樣化地參與到辛亥革命之中。辛亥革命用辭書方式可整理歸納如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武漢的一部分）發生軍隊叛亂，長江以南為中心的各省藉此宣布從清朝獨立並於1912年1月聯合組建了中華民國，之後通過和清朝的交涉，清朝皇帝於２月退位。

長達2000年之久的帝制就此瓦解，共和制的國家在中國誕生。但是，取代臨時大總統孫文就任大總統的袁世凱，雖然一旦同意了共和制，卻對委以議會強權的《臨時約法》，即相當於中華民國臨時憲法的規定表示了極大不滿，並且暗殺了以爭取議會第一大黨為目標的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結果，雖然中國再次掀起反袁高潮，然而，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卻支持袁世凱並給予貸款，同時在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承認了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在議會開設後予以承認）。

要說辛亥革命的原因何在，不能單純解釋為是由於孫文等的革命運動。第一，是清政府中央集權政策下造成的中央與地方間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圍繞鐵路的國有化，清朝因戰敗造成的巨額賠款，欲將鐵路鋪設和運營均委以列強，此事遭到地方社會的強烈反抗。第二，清朝雖然將過渡到君主立憲制國家作為目標，但結果卻暴露了它以「立憲」為名維護滿族特權及帝制的目的。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們，也對過度的滿族主導下的立憲表示了不滿。這樣，在滅清這一點上，聚合了多方勢力。第三，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勢力，將支持者擴展到在長江流域的地方精英及軍人當中，由此導致武昌起義，這一點也不容忽視。

在上述多方面的背景下，形成了打倒清朝的共識，將清逼上了滅亡之路。然而，清朝的版圖在五族共和之名下得到維持，清朝皇帝依舊居住在紫禁城，皇族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保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清朝的體面。從北京的朝廷以及袁世凱的邏輯來看，它還具有一種從清政權向袁世凱「禪讓」的意義。

當初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對剛發生了大逆事件的日本政府來說，其衝擊力是不難想像的。然而民間則存在著贊成和反對的兩種意見。辛亥革命後不久過訪上海的與謝野鐵幹和晶子夫婦，在《來自巴黎》中記述了當時的情形。書中寫道：「此次的革命軍，適逢世人厭倦了北京的政治這一大好時機，由此逐漸形成一股意外的勢力；從實力上來說，只不過猶如西南戰爭中鹿兒島私學校的學生們在各地興風作浪而已。」大隈重信也持同樣的批判態度，他在《中央公論》（1911年11月號）中說：「孫？不足道。對孫的評價，還有我對革命派，都已經厭煩了。孫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這是明擺著的。」三宅雪嶺也在同一期雜誌中表示：「孫最終成為英雄還是凡人，就看今後的事態發展了。」雖說孫文還身在海外沒有回國，但可以看出日本的言論並非是一致支持孫文的。

梅屋莊吉夫妻和孫文 （小坂文乃藏）

如人們所知，日本有眾多革命運動的活動家對孫文等的革命活動展開了支援。宮崎兄弟、山田兄弟、萱野長知、頭山滿、犬養毅、梅屋莊吉等，他們的名字舉不勝數。孫文也在《建國方略》中，列舉了支援革命的日本人，它作為「日中友好的象徵」，至今仍在傳述。但必須留意的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經濟界的主流擔憂革命引起經濟活動的混亂，因而也期望社會政治的漸進性變革，沒有對革命本身進行支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日本，很多人都不受政府和經濟界的主流動向左右，面對中國，以自己的思考採取行動，向本來屬於少數派的革命黨人、改革派組織伸出援助之手。這種日中關係的多樣性是極為重要的。

此後，孫文在日本聲望漸高，但這不如說是因孫文作為受袁世凱打擊的「悲劇性英雄」的定位和作為南京國民政府讚頌的「革命之父」、「國父」的影響而使然。同時，日本在南京成立的汪精衛政權，也同樣將孫文稱頌為「國父」；戰後，在「革命史觀（重視革命的歷史觀）」盛行之中，作為革命家的孫文得到肯定的評價，這些都影響了日本的孫文觀（對孫文的認識和評價）。我們可以從這一時代的評價和其後的評價中，看到許多分歧之處。

圍繞中國的國際政治

事實上中華民國的誕生，並沒有為中國與歐美以及日本等的國家關係帶來巨變。義和團事件後，列強基本上互相承認了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特權，欲通過為清提供借款確保各方權益，順利開展通商活動。在這一點上，列強出於不希望中國出現混亂的意圖，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當宣布從清獨立的各省聚集於南京時，英國出面在兩者間進行了和平調停的斡旋。而且，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希求一個能穩定中國的「鐵腕」型領導人。而被認為最適合這一角色的，那就是袁世凱。袁世凱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最強大的北洋軍的首領，而且有推進清朝國家近代化的官僚階層作後台。列強為此給袁世凱以巨額貸款，予以支持。孫文似有考慮，想利用辛亥革命一舉解決和列強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然而，要獲得列強對政府的承認以及貸款等支持，就不能與列強莽撞對抗。因此，中華民國全盤接受了清朝和列強簽訂的各種條約。袁世凱在繼續任用清廷官僚的同時，自己在慈禧太后中意的中南海裏執行政務。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但它並沒有令政治、社會、經濟等發生顯著變化。 「革命」所產生的衝擊力，無論在內政還是國際關係上，都是相當有限的。

革命的繼續和日中對立

大隈重信 （照片提供：國立國會圖書館）

袁世凱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支持，他雖然一度支持《臨時約法》所倡導的共和制，但是擔憂成立了強大議會，會限制自己作為總統的權限，於是暗殺了成為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年輕領袖宋教仁，並將議會置於自己的統管之下。這種狀況招致了人們的極大不滿，由此發生了二次革命。此時，袁世凱方面以日本有支持叛亂軍趨向為由加強了對日批判，進而在南京還發生了日本人受到鎮壓叛亂的張勛軍隊的暴行，即所謂南京事件。之後，袁世凱控制議會，不斷要求給予大總統以更多的權限，並策劃自任皇帝。因袁世凱稱帝而引發的不滿日益強烈，由此導致了三次革命（護法運動）。袁世凱在強烈反對之下，被迫取消稱帝，之後在失意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