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海外協力隊,獲頒麥格塞塞獎的政府服務獎

政治外交

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該獎每年頒發給亞洲地區的在社會貢獻方面做出傑出成就的個人或團體。今年榮獲這個獎項之一的政府服務獎的,是國際協力機構(JICA)的青年海外協力隊。曾經是協力隊隊員的記者親往採訪,生動地報道了他們活動情況。

青年海外協力隊(JOCV(*1))屬日本外務省管轄,參加者為擁有日本國籍的20歲到39歲的年輕人。至今為止已經向亞洲、非洲、中南美、南太平洋等開發中國家共計88國派遣41,778人。協力隊之所以堅持了50年,也許正是因為日本的青年深入各地,得到當地深厚信賴的緣故。不過,他們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在這50年中經歷了許多的坎坷和曲折。

戰地記者的原點是協力隊員

我自己也曾在協力隊創建第7年的1972年加入過協力隊,作為攝影師被派遣到衣索比亞國營電視臺工作。當時我20歲,與同一批隊員共24人惶恐不安地進入當地。包括我在內,當時大多數年輕人都是第1次走出日本,來到海外。我們在訓練所裏接受了3個月(現在是70天)的語言研修等訓練,雖然能說一點,但還達不到充滿自信地與當地人交流的水準。初到工作地點的那天,因為聽不懂經理說的話,只好請英語好的朋友在電話上給我翻譯了一下,十分狼狽。但是,在回國之前,我接到資訊省大臣「召集攝影師開個研習班」的要求,在研習班上做了1個星期的指導工作,這時語言已經能夠勝任了。回到日本後,我進了報社,去過68個國家,採訪了波斯灣戰爭、柬埔寨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盧安達內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雖然逐漸被稱為「戰地記者」,但我覺得我的原點其實還是協力隊的那段經歷。

1972年,作為青年海外協力隊員被派遣到衣索比亞國營電視臺的筆者

(*1) ^ 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在日本獨特創意下誕生的協力隊

協力隊事務局創建於1965年。是作為國際協力機構(JICA)前身、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OTCA)活動的一部分而開始活動的,第1年向菲律賓、馬來西亞、寮國、柬埔寨、肯亞等國分別派遣了40人。

日本為什麼會發起這項事業呢?事實上在協力隊創建4年前,在美國已經開啟了一項同樣是向開發中國家派遣志工的,稱為和平隊(Peace Corps)的事業。這是當時甘迺迪總統為了重拾美國的開拓精神而提倡的行動,立即在全世界獲得讚譽。

貌似日本模仿了該行動,而實際上更早就有此構想的反而是日本。日本的青年團等民間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提出了「用青年之手來做戰爭善後」「培養人才,構建社會,建設國家」等口號,積極開展地區開發的志工活動。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開始對亞洲各國進行戰爭賠償。而在1954年,日本開始加盟以援助開發中國家為目的的「哥倫布計畫」,雖然規模不大,但邁出了國際協力行動的第一步。

那時青年團的年輕人被派到交流和合作的前沿。但有人提出意見,認為這樣做民間組織的負擔太重,難道不應該由國家來做這些事情嗎?日本政府在研究這個課題時,正值美國大張旗鼓地推出和平隊。這件事情可以說加速了青年海外協力隊的創建步伐。

當時派遣志工的不是只有和平隊1家。幾乎所有已開發國家都通過民間團體或宗教團體進行了援助。開發援助之所以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的東西方對立。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陣營為爭奪勢力範圍展開明爭暗鬥。為了顯示兩個陣營的影響力,在戰略上採取了「援助」手段。

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出於一定的政治背景,這原本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不過日本的協力隊情況與其他國家多少有些不同。另外,與其他國家的援助團體不同的是,幾乎所有隊員都是掌握一定技術的人。這些技術種類超過100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日本人雖不擅長學習語言,但技術立國的日本在方面有特長。所以這樣的安排也是有道理的。

歸國隊員們再就業比較難

人們對協力隊的評價比較好。JICA於10年前對派遣國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相比對其他國家志工64%的平均滿意度,派遣國對日本協力隊的滿意度達到98%。協力隊之所以受到如此好的評價,我想是因為日本人本身的性格。也就是說,與歐美人相比,日本人更加謙遜,更加重視當地人的感受。也許由於同屬「有色人種」,當地人對日本人抱有親近感。與白種人不同,日本人剛剛克服困難使原本是開發中國家的日本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這種成果眾所周知。在開發中國家的人們看來,日本也許就像老大哥一樣的感覺。

但是,協力隊自身也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歸國隊員的再就業問題。日本現在幾乎所有的公司都還採用終身雇傭制,這讓隊員們很是苦惱。不辭職而接受派遣的在職者約止於20%。在日本,即使現如今社會上也不認為辭職是件好事。所以就算再就業,也很難進入公司的重要部門。在美國,和平隊的志工經歷往往受到正面的評價,而在日本,這種經歷得到負面評價的情況還占多數。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由於恐怖襲擊事件的影響和經濟不景氣,應徵者明顯減少。今年7月,在孟加拉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的遇難者中出現了日本人,雖然不是協力隊隊員,但這勢必帶來影響。加上對回國後再就業的憂慮,就像雷曼事件後協力隊員應徵者減少一樣,較易受到景氣的影響。

最近隊員半數為女性

在這50年中,協力隊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我被派遣的那個年代奉行開拓內地主義,一個人被派到偏僻之地是很正常的;但最近最優先考慮的是「安全」,儘量避免派到偏僻的地方。我覺得進軍內地的事情被非政府組織(NGO)取而代之。也許由於安全性得到重視的這種緣故,現在女性占到半數,而我那個時代女隊員只有1成。

另外,在派遣工作的種類上也有些變化。農業、漁業等從事第一產業的派遣減少,而教師、服務業、IT技術人才等有所增加。還有,我那個年代當地的JICA工作人員,也就是駐在員、協調員2年中一次都沒有去過我的工作地點,而我聽說最近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會去監督拜訪。可見隊員的自由度降低,管理更加嚴格了吧。不過不論怎樣,現在以及過去回到日本的隊員們大都表達了共同的感想:「在當地,我們得到的東西更多一些。」本來我們是去指導(give)的,為什麼得到(get)的更多呢?毋庸置疑,那是因為我們得到了在應有盡有、方便至極的日本所無法得到的珍貴體驗。

日本的年輕人也因此成長

至於我自己,協力隊經歷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看世界的視角。這可以歸結為「世界是一個活的歷史博物館」「人類從無意識走向有意識」「一個班40人法則」「人類在90%上是相同的,剩下的10%的不同稱為文化」「所謂文化,是自然環境造就的」等思考方式。

我在衣索比亞遇到過不事農耕的遊牧民。我曾經以為繩文人只是教科書上才有的一種存在,但沒想到他們就生活在現代,生活在眼前。這樣一來,觀察整個衣索比亞我也發現,原來根據其地區不同,這裏還生活著彌生人、封建社會或戰國時代的人,貴族,以及近代和現代的人。後來,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間開始思考,認為人類是從無意識逐步走向有意識的。而意識是靠教育獲得,由此產生文明。

所謂「1個班40人法則」,是指無論哪個民族,只要有40個人聚在一起,總會有聰明的、奇怪的、帥哥、美女等各色人等。這個比率是世界共通的。另外,人們常說「人都是一樣的」,其實人類共通的部分占90%,剩餘的10%是不同的。這種不同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化。共通的部分以食欲、睡眠、性欲等3大欲望表現出來。其餘的10%則表現為異文化。孕育這些不同文化的是自然環境。不同國家,自然和氣候也不盡相同,當然,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協力隊體驗就像一場盛大的旅行。旅行給我帶來新發現,讓我的人生更加豐富。協力隊不僅培養了當地的人們,並且也幫助日本的年輕人成長。

標題圖片:在斯里蘭卡教授電腦技術的青年海外協力隊隊員(中,圖片提供:青年海外協力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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