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主導亞投行的看法：日本無論加入與否，需要多管道參與

亞投行，實現「一帶一路」的手段之一

正當人們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關注度日益高漲之際，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亞行」）年會5月上旬在巴庫（Baku）開幕。在年會上，亞行呼籲進行包括擴大融資能力、加強官民合作等改革。

在談論亞投行問題時，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國對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挑戰，並爭論日本是否應該加入亞投行等，很多人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我國今後應如何應對亞投行上。但是，在關注how（如何應對）的同時，對what（建設怎樣的亞洲）進行研討也很重要。在研究「what」時，有必要先了解亞投行成立的背景，亦即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在此基礎上，我們再試著梳理一下在推進亞洲事務發展中亞行和亞投行之間的關係。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習近平主席2013年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時提出的。它以從中國經中亞到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一帶）和從中國經東南亞、印度洋、中東、非洲到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一路）為中心，是包羅了陸上和海上的新的絲綢之路，目的在於促進貿易與投資，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在中國來看，亞投行不過是實現這一構想的一個手段而已。

海外投資的擴大、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源保障因素相互交織

「一帶一路」的背後，是中國面臨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經濟問題。其中，筆者特別關注的是以下3點：①為應對中國國內經濟結構變化，通過擴大海外投資，抑制過度的國內投資；②巨額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運用和人民幣國際化；③中國的資源保障問題。

在中國，為解決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以往過度投資的後遺症等問題，經濟結構改革成為當務之急。同時，必須通過抑制國內過剩投資，擴大海外投資，促進中國企業進軍海外，使經濟過渡到穩定成長階段。中國在世界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逐年上升，從2007年的1.2%擴大到2013年的7.2%。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巨額外匯儲備的多樣化投資運用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一帶一路」與這些努力是一致的。根據為銀行結算提供通信服務的國際合作組織「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數據，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所占的比例，隨著在國外和香港的交易的擴大，從2012年底的0.6%上升至2014年底的2.2%。歐洲國家中率先加入亞投行的英國，2013年與中國簽署了貨幣互換（SWAP）協議，發行以人民幣結算的債券等等，歐洲國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關心度也很高。

中國資源保障的動向也值得關注。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粗鋼（生產）和煤炭（消費）都占到了世界的大約五成，而原油和天然氣（消費）的世界份額也逐年上升。隨著最近經濟成長速度放緩，導致資源需求成長的幅度縮小，但為了供養13億人口，採取措施保障資源是必須的。中國政府積極投資和援助資源國家，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也有確保資源輸送通道的意圖。

亞投行作為多邊架構出現

為了實現「一帶一路」構想，中國政府正多重準備和利用各種各樣的框架。其中，在已有的基金等雙邊框架之外，亞投行開創了一個融合了其他新興國家和經濟圈的多邊框架，成為對外多元化戰略的象徵。

雙邊框架中，有運用外匯儲備開展投資活動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2009年）以及4月份已決定向巴基斯坦水電廠項目投資的絲路基金（2014年）等。而關於多邊框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這五個新興國家，2014年7月已經就成立新開發銀行（NDB）達成了一致。

新開發銀行以2016年中期開始融資為目標。與這些動作並行的，是中國政府在2013年秋季訪問東南亞時倡議成立亞投行，早早獲得了東協和中東等的贊同，作為主要成員國推進籌備工作。在確定57個國家成為意向創始成員國之後，4月27日創始成員國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籌備工作會議，據說還在繼續向日本徵詢加入意向。

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亞行、亞投行的關係

在新興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成為經濟成長的絆腳石，總體來說對於亞投行的成立是受到歡迎的。根據亞行的估算，從2010年至2020年，亞洲地區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約為8兆美元。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無論如何都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需求，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亞投行的運行管理和融資審查標準問題，今後還有必要進行深入細緻的討論，但亞投行的出現導致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得以擴大，這也是亞行所期待的。

以消除貧困為目標創辦於1966年的亞行，現已有67個國家和地區加盟。亞行的資本金大約為1,600億美元。亞投行計劃今後將資本金擴充至1,000億美元的規模，其規模將來也有可能與亞行相當。亞投行的融資對象預計將限定在基礎設施領域。而在亞行的整體融資中，基礎設施領域所占的比重從2003～2007年的67%上升到2008～2012年的72%。兩者的重點投資對象領域有所重疊。

關鍵是擴大基礎設施貸款，重視包容性成長

有人擔心隨著今後亞投行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亞行的存在將受到威脅。真的會這樣嗎？先從結論說起，我認為亞投行在實施基礎設施投資時，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亞行之間的合作關係至關重要。當然，亞行也有改革的必要性，在與亞投行的合作中，亞行的作用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只有基礎設施投資的量的擴大，是不可能實現亞洲中長期經濟成長的。國際金融機構近年提出了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目標。亞行也把基礎設施投資置於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中來處理。比如在不丹，建設水電廠的同時，還一併擴大當地的電力供應網路。而且，以基礎設施投資為起點，推進實施教育、金融、健康等領域的項目，以創造環境，促進和支持當地的自主發展，努力提高整體融資的效率。

一般說來，不管是官方還是民營，在新興國家的投資績效，會受到經濟和社會環境、市場及政府工作效率等的強烈影響。如果只把焦點對準基礎設施投資的個案，那麼在判斷項目可行性時會伴隨風險。作為前提條件，應從以下方面多角度判斷基礎設施投資的可行性：①包括總體經濟環境和外債餘額等在內，融資對象國是否有充分的償還能力；②各國或各地區的中長期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體規劃是否妥當；③是否為優先度高的項目等等。從中長期看，希望亞行和亞投行能夠共同分享對亞洲地區綜合性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體設計。

我國應多管道地為亞洲發展做出貢獻

鑑於亞行和亞投行的關係，我國作為亞行最大出資國之一，應做出貢獻的地方是很多的。在過去50年裏，日本通過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和民營企業的投資，參與了亞洲的發展項目。利用在此期間積累的經驗和建立的網路，日本將能對整個亞洲的中長期發展做出貢獻。

很多人只把焦點放在基礎設施投資上，但其實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之後，穩妥順利地進行運作管理也是極為重要的。日本在運營和管理基礎設施方面具有優勢，可以通過人力資源支持和技術援助，幫助提升基礎設施投資的效果。

只把目光放在是否加入亞投行上並非良策。為了亞洲地區的持續成長，日本應利用多種管道，諸如通過ODA（政府開發援助）、技術援助、人才支持、加強官民合作、與亞行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等方式，積極參與新的國際金融框架的制定，構建並實現亞洲地區基礎設施的總體規劃。

（201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