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斷禍根——為朝日新聞核實「慰安婦」報道後的日本外交進言

包括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在內，許多過往問題的影響導致日韓關係如今處在充滿各種分歧的艱難狀況之中。筆者認為，如果要嘗試打破局面，首先應該致力於解決慰安婦問題。不是因為慰安婦問題容易解決，而是因為其他問題或許過於複雜。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在於，今年以來的一系列動向之中，似乎並非不能讀出某些旨在解決問題的動向。

維新會和媒體報道刺激了美國

2014年初的情況十分嚴峻。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後，要求修改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的民意動向開始加速。日本維新會於當月27日提出將在次年年初發起要求撤回河野談話的簽名運動，《產經新聞》更在2014年元旦的報道中強硬指出了河野談話的欺騙性。

這種動向顯然強烈刺激到了美國。對於將崛起的中國視為東亞地區最大問題的美國而言，日韓都是共同應對這一問題的夥伴。讓圍繞歷史問題日益惡化的日韓關係更加複雜化的做法已經超出了美國的容忍限度。

同年3月12、13兩日，日本外務次官齋木昭隆訪問了韓國。接著，安倍首相在14日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示「安倍內閣並未考慮修改」河野談話，並在答辯中稱「想到那些遭受了難以言喻的痛苦經歷的人們，我感到非常痛心。我的態度與歷任首相相同。」2007年3月，第一次安倍內閣的「否定強徵慰安婦言論」在美國遭到猛烈抨擊之時，安倍首相也曾對布希總統說過同樣的話，平息了事態。另一方面，官房長官菅義偉在當日的答辯中表示「有必要調查河野談話擬定過程的實際情況」，這即是確定了非常重要的方向性，為之後的動作定了方向性。

這很快就作為外交關係的動向表現了出來。3月在海牙（Hague），安倍首相與朴槿惠總統分坐歐巴馬總統身旁，以日韓圍繞慰安婦問題達成的首次妥協案為基礎，共同舉行了三方會談。或許可以說，正是這種妥協促成了歐巴馬總統4月訪日、訪韓的日程。訪問中，雖然遺留了歐巴馬總統在韓國發表的慰安婦言論這一問題，但無論如何避免了問題的過度激化，事態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海外聲名狼藉的「河野談話擬定經過報告書」

接下來的局面是圍繞菅官房長官承諾的河野談話擬定經過的調查報告展開的。6月20日，題為「日韓關於慰安婦問題的交涉經過」的長篇報告書出爐。

這份報告書並未獲得外國的好評。韓國外交部幾乎是在報告書出爐的第一時間表示「深感遺憾」，發表聲明稱「報告書與不修改河野談話的政府方針背道而馳」「河野談話是日本經過獨立調查和判斷後形成的結論，韓國政府只是應日方的多次要求，以非官方形式反饋了意見」（6月21日《每日新聞》）。

6月22日的《紐約時報》刊登題為「日本的歷史遮眼法」的社論，強烈抨擊了安倍首相。一位美國的朋友透露，華盛頓的國務院和白宮方面也基本是這個態度。筆者曾撰寫過一篇駁斥該社論的文章，向該報op.ed專欄投稿卻未被採用（注：之後，筆者整理文章主旨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論壇》特刊投稿，預定將在不久後出版）。

河野追認報告書，出乎意料之外

然而，東京方面的事態卻在朝著意外的方向發展。首先，報告書本身並沒有任何地方提到在談話擬定過程中曾承認對慰安婦的狹義強制性（卡住脖子拉上貨車擄走之類的行為）。至少筆者讀後認為，在韓國政府的作用方面，韓國官員也只不過是做了一位憑良心做事的外交官分內之事而已，而聽說了這些情況的日方也絲毫沒有將談話責任推給韓方的意思，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而且談話發表後不久，談話當事人河野洋平又發出了追認報告書內容的聲明，表示「（核實結果的）報告書中並沒有需要我補充或者刪減的東西。內容準確而全面。」（6月22日《每日新聞》）。此時出現了一種完全未曾預想到的事態，那就是河野談話不光贏得了支持者的贊同，還得到了批評者的一定支持，在日本的地位變得更加穩固。

朝日核實「慰安婦」報道造成的衝擊

後來，繼這一系列動向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新動向。8月5日，《朝日新聞》早報用了4個對開版面發布了「我們是如何講述慰安婦問題的，答讀者問」這樣一個大型專題報道。特別針對1982年吉田清治提供的「濟州島強徵行為」證言發布了公告稱「我們判斷該證言不實，決定撤銷相關文章」。 

在日韓報道慰安婦問題的初期，吉田證言曾讓人們對日軍有關慰安婦的行動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家永三郎的《戰爭責任》（1985年）、聯合國《庫馬拉斯瓦米報告》（1996年）、美國眾議院對日譴責決議（2007年）等都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

朝日否認吉田證言的衝擊後來又激起了波瀾，8月26日自民黨政調會會長高市早苗向菅官房長官提出要求，鑑於朝日撤回了部分證言，應發布新談話。對此，菅官房長官回應表示「未曾考慮」（8月27日《每日新聞》早報）。

必須與在世的前慰安婦實現和解

依筆者所見，在安倍改造內閣的對外關係中，這一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解決的時候了。基於2007年以來一直闡述的觀點，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無論是在日韓關係還是日本與世界的關係上，該問題都引發了各種日本不願看到的事態。要斬斷整個問題的禍根，避免其今後成為對日本而言不必要的政治問題，只有一個應對辦法。

那就是與如今還在世的約50名韓國前慰安婦達成和解。對於該問題，在韓國擁有最終和絕對發言權的只有這些人。與這些人實現和解才是必須之舉。

最近，筆者在與韓國相關人士討論過程中感受到，首先日本政府的表態必須要能打動前慰安婦們的內心。也就是說，怎樣將3月14日安倍首相在國會答辯中的表述轉化成適當的語言。另一點，就是要採取具體行動。要考慮建立一種體系，核心是以政府預算形式籌集過去通過亞洲女性基金由民間籌集的補償金。要建立以上這兩種和解機制，除了安倍政權明示意圖的行動外，還需要朴總統領導韓方開展全方位的共同行動。如果沒有韓國政府的配合，和解就無法實現。

複雜的慰安婦像問題

第二，要努力避免出現問題發展成為死結的事態。如果未能與前慰安婦們達成和解，那麼在韓國市民社會中對這一問題擁有所謂「代表權」的便是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挺隊協）。依筆者所見，這個市民團體將慰安婦問題定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時代犯下的罪惡的象徵，該團體的信念是：只要日本拒絕對此承擔法律責任、拒絕承認犯罪性，那就談不上和解。此外，這個團體的人認為接受了亞洲女性基金道歉的61名前慰安婦背叛了韓國的利益，對她們採取了欲將其排除在韓國社會之外的極端行動。如果這個團體掌握了有關該問題的決定權，那麼幾乎可以認為慰安婦問題將永遠得不到解決。

第三是如何處理在美國等世界各地設置的慰安婦像這一問題。這牽扯到各國的內政，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不過，在世界各地推進慰安婦像問題的核心勢力是海外韓國人勢力，目前，他們正加強與海外中國人勢力的配合。如果說海外韓國人勢力不消停，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那麼只能依靠首爾和東京的和解來加以解決。

世界不關注「強制性」

最後第四點就是，包括此次朝日新聞否定吉田證言的報道在內，儘管始終未發現有文件能證明日本曾經做出過基於狹義強制性的綁架行為，但是我們今後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關於這一點，全球的總體趨勢是幾乎都不關注是否存在狹義的強制性。美國的民意概括起來是這樣一種立場——如果現在自己的女兒被置於那種處境自己會怎麼想？如果存在聽了「甜言蜜語」即「被騙」帶走的人，那麼他們與被拖到貨車的人有什麼區別？

因此，朝日新聞否定吉田證言的舉動對世界大勢幾乎不具任何意義。況且，早在1997年，日本研究吉田證言的權威人士秦郁彥和吉見義明就已經得出了「並無表明存在強徵行為的資料」這一結論，可以說該問題早就有了定論。

作為早在近20年前專家就已經作出結論的問題，如今就算大肆報道，恐怕對事態本質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與韓國的關係上，本次事件是日本國內大眾媒體的問題，難以對日韓關係產生重大意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日韓雙方必須在約50名前慰安婦健在之時盡可能地努力實現和解，除此以外，再無更加合適的辦法。

標題圖片：設置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