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束手無策」來敷衍的日韓關係
針對第三次安倍內閣在2015年面臨的各種外交課題，筆者想就日韓關係談一談自己的看法。毋庸贅述，日韓的政治關係在最近幾年明顯惡化。儘管兩國在歷史上出現過更加嚴重的緊張狀態，但經歷了種種狀況之後，為何今天又會如此對立？許多地方令人費解。顯然歷史問題是問題的根源所在，過去，韓國動輒就以日本反省不夠這一點作為攻擊理由，而最近幾年，韓方發出的攻擊性信號尤甚，這也讓人難以理解。
不過，當下在日本國內的爭論中日益強勢的「既然束手無策，那就乾脆撒手不管」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比照日本的國家利益，絕不應該有這種觀念。我認為應該克服自身的迷惘，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的角度冷靜地加以思考。
以下歸納整理的內容是筆者在2014年夏秋兩季與韓國的學者等共同參加國際會議時通過口頭或書面闡述的觀點概要。我在會議上發表的一些東西已預定將翻譯成韓語出版，反倒是日語資訊的發布有些滯後。在此，筆者帶著反省之意刊出這些內容。
過去10年，日韓認識差距迅速擴大的背景原因在於日本人天真的樂觀主義
我認為總體而言，戰爭結束70年來，日本人整體上對韓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結束之時，日本人在殖民地體制對韓國造成了怎樣的傷害這一問題上並沒有足夠的認識。我想，始於1952年、旨在設定兩國外交關係的談判直到1965年才結束也正是受到了這一背景因素的影響。
可是，隨著外交關係的建立及此後的交往，日方的認識發生了很大改變。1973年至1983年間日本為建立浦項綜合製鐵（現在的POSCO）公司提供民間支持，1984年全斗煥總統訪日，1990年盧泰愚總統訪日，天皇陛下在韓國總統訪日之際發表的講話，1993年發表的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1995年發表的關於歷史認識的村山談話，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日並與小淵惠三首相發表聯合聲明，2010年發表的菅直人首相談話——這些事件和談話反映出來的日方觀念認識的提高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在對於過去的認識發生變化的同時，日本人之中逐漸產生了對戰後韓國的發展表示尊敬和讚賞的情緒。首先是韓國的民主主義獲得發展。不惜犧牲的韓國學生運動促使源於軍事獨裁體制的韓國戰後政治體制發生了改變。1960年李承晚政權垮臺，1979年朴正熙總統遭暗殺後學生運動高漲，可謂學生運動高潮的1980年光州事件，以及1987年發表民主化宣言等等，鑑於這些事實，任何人都無法否定韓國憑藉自身力量建立起民主主義的強大動力。
然後是韓國的經濟發展。戰敗後的日本憑藉「奇蹟」般的兩位數成長率實現「Japan as Number One」，成為亞洲發展的領頭羊之時，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也在亞洲經濟格局中奠定了僅次於日本的領軍地位，雙方結束了冷戰。1996年，韓國加入OECD，隨後，相繼湧現出了現代（汽車及造船事業）、三星（家電及造船事業）、POSCO（鋼鐵事業）等大有超越日本對手企業之勢的世界級知名企業。
最後是文化。以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日為契機，日韓的文化交流實現了大大前進，2002年共同舉辦了世界盃足球賽，2003、2004年《冬季戀歌》在日本播出，促成了「韓流」這樣一種全新的現象。日本人在戰後首次對韓語、韓國文化、韓國及韓國人產生了自然的好感。
上述一系列動向在當時曾讓人們對日韓的未來抱以美好的期待。成功產生自信，自信又會產生對他人的寬容。想必韓國的成功定能為期待多年的日韓和解鋪墊一條坦途。當時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然而，日方不久後便發現這種樂觀主義只是一種「天真」的想法。
本世紀頭十年，韓國的成功開始引爆針對日本的「仇恨」
日方過去沒有料想到的事情開始紛至沓來。成功帶來的自信在韓國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形態。針對過去一直懸而未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憤怒就在此時被引爆，強迫日方做出徹底反省的要求開始噴發。
我認為其開端正是2011年8月韓國憲法法院做出的「韓國政府沒有維護慰安婦的權利，其做法屬於違憲行為」這一判決。上世紀80年代末，慰安婦問題成為日韓關係中的重要問題，至少韓國政府曾經為保護慰安婦的立場做出過相應努力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上述判決實在令人驚訝。
後來，2012年5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做出判決，認定1965年日韓索賠權協定並未解決針對戰時強徵勞工的賠償問題。這一判決震驚了許多日本人。因為韓國政府過去也一直都認可戰時強徵勞工問題是已經通過1965年的索賠權協定得到解決的案件之一。該案件目前仍處在上訴過程中，被告是三菱重工業和新日鐵這兩個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韓國外交部的調查稱，有近300家日本企業可能會面臨這種判決。假如有罪判決確定，並發生強制執行行為，導致促成了日韓關係正常化的65年體制遭到根本性的否定，那麼兩國關係真的會陷入前景不明的混亂狀況。
此外，2012年8月10日，李明博總統登上竹島（獨島），相關視訊資料通過電視和網路播出後，讓眾多日本國民造成了不快。之後其針對天皇陛下訪韓計劃要求「必須向韓國人真誠道歉」的言論又給眾多日本人留下了「居然話說到這種地步」的印象。這個夏天，日方爆發出來的情緒似乎在戰後首次超越韓方情緒。
2013年，朴槿惠總統走馬上任，與安倍政權之間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現象，她在3月1日獨立運動紀念日當天表示「（日本和韓國的）加害者與被害者這種歷史地位即使再過1000年也不會改變」。恐怕許多日本人都產生了強烈的徒勞感。
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2014年7月做出的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會議決定也引發了韓方的不滿。安倍和朴槿惠兩位領袖之間的關係也未見好轉跡象，除了經歐巴馬總統斡旋於2014年4月在海牙舉行的一次會談外，現在甚至沒有任何要舉行首腦會談的預期。
近段時間，還發生了產經新聞首爾支局長被拘、對馬市的佛像被盜事件等令我們心寒的事件。
我認為韓國人對日本人抱有的那種非同尋常的「仇恨」具有一定的理由，日方應該認真理解這一點，拙著《重新考問歷史認識》（角川one主題21，2013年）中就列出了7種「恨」。
① 民族的屈辱感。被華夷秩序中地位低於自己的民族所統治的記憶
② 背叛。以保證韓國獨立為由頭的日俄戰爭勝利5年後吞併韓國
③ 吞併前及吞併初期的鎮壓
④ 皇民化。上世紀30年代以後，力圖將韓國人改造為日本人
⑤ 皇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韓國人以日本人身分共同參與了對美戰爭
⑥ 戰後的南北分裂。為何韓國遭到分裂而日本保持了整體性
⑦ 韓戰。被分裂的民族之間的猛烈廝殺
如果日本人對日本帝國統治朝鮮的歷史抱有自豪感，那麼作為相應的道德自尊，也應該認識到上述負面的事實——1995年的村山談話切實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我一直主張必須堅持、絕不能忘記村山談話。
然而，僅憑這種具有長遠意義的思維框架已經無法處理如今的日韓關係了。慰安婦、強徵勞工、竹島等政治懸案全都成為了多少需要某種解決措施的問題。雖然其背景原因在於歷史問題，但如果日方必須按照韓國這個受害者的意願來行動才能解決問題，那麼這些問題就會超越歷史認識的範疇，可能破壞日韓之間基礎性的國家關係。
為何不能對日韓關係置之不理？必須從廣泛的國家利益和長遠的歷史角度加以思考
為何不能對日韓關係置之不理呢？兩國是無法遷移的鄰居、歷史文化具有共通性、與其爭鬥不如和睦相處——關於這個問題存在各種「應該」論。但在我看來，目前日本外交和國防領域的首要課題是如何針對單方面不斷侵入日本實際控制的尖閣諸島（釣魚臺——譯註）的中國保持遏制和對話的綜合力量，為此，必須與美國、韓國和俄羅斯等最重要的周邊國家發展基於互信的雙邊關係，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對於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從日韓關係中拔除歷史認識這根硬刺已是刻不容緩。
而且，日韓拔除在歷史認識上的硬刺還具有幾個附帶的好處。首先，對於和日本同樣甚至更加擔憂中國崛起的美國而言，日韓的和解是其在亞洲地區最希望實現的目標之一。再者，對於在經濟社會領域面臨諸多共通問題的日韓來說，合作將會產生許多可見的利益。近年來兩國在第三國的商業合作的擴大恰恰體現了這種方向。
另外，回顧歷史，了解當日本和朝鮮半島被捲入歷史動亂之際，先人們從中創造了怎樣的合作歷史，以及這對兩國產生了怎樣的積極意義，將會促進有利於當前日韓關係和解的動力。
其一，日本在古墳時代大和朝廷下開始了真正的國家統一，韓國國內則是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勢力的格局，唐朝加以干涉，結果663年在白村江，百濟和大和聯合軍敗給了新羅和唐的聯合軍。此次敗北後，百濟的部分王族和貴族移居到大和，其血統融入了天皇家的血統之中。2010年10月在奈良舉行的「平城（奈良）遷都1300年紀念儀式」上，天皇陛下提及了從奈良時代以前開始就有朝鮮半島人口流入日本的歷史，還表示桓武天皇的生母高野新笠繼承了百濟之王的血統，在眾多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二，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係因豐臣秀吉在文祿・慶長之戰中出兵而跌入谷底。德川家康在1600年關原之戰中奪得天下後，苦心致力於實現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係正常化，很快就在1607年迎來朝鮮方面的信使，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之後便開啟了朝鮮通信使與幕府之間的交流歷史。效仿這一史實，在靜岡縣知事川勝平太的倡議下，2014年6月20日，有關方面在朝鮮通信使淵源之地靜岡市清見寺內首次舉辦了日韓茶會，各方現在正就2015年能否進一步提升此項活動的規格一事展開認真的研究討論。
改善日韓關係的辦法何在？
在目前的日韓關係之中，某一個問題上的困難會給其他問題面臨的困難造成不良影響。必須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營造某種良性循環。為此，必須單獨看待各個問題，分別尋找改善之法，藉此建立整體上的良性循環。以下我想談一談我對慰安婦、強徵勞工和竹島這三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是慰安婦問題。為避免該問題今後長期妨礙日韓關係，最佳辦法是與目前健在的約50名韓國前慰安婦達成和解。我們面臨諸多問題，包括歷史經過、「亞洲女性基金」的真誠努力、挺身隊協議會導致問題政治化和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要求等。但是，如果不能趁這50名前慰安婦在世時再次實現和解，該問題就很可能成為一個半永久性的問題。為此，我認為必須採取兩項具體行動，一是要傳達出能夠打動對方的訊息，二是要通過政府預算籌措出補償金，替代原來的「亞洲女性基金」這種民間形式。最為關鍵的是，安倍政權明示性的想法和行動需要得到朴總統領導下的韓方給予的全面配合。
然後是強徵勞工問題。日方不需要接受將破壞65年體制基礎的韓國大法院之判決。韓國的司法判斷也否定了韓國政府過去的立場。要解決問題，基本上只能由韓方來處理。正因為如此，更應該儘早解決慰安婦問題，為韓國國內的知日穩健派創造寬鬆的活動環境，這雖是間接性的努力，但也將是日方的一種貢獻。
最後是竹島問題。由於日本占有竹島（1905年）被視為吞併韓國（1910年）的第一步，且竹島已經具有韓國的民族認同（尤其是1954年被韓國占領以後），所以這一問題非常棘手。但不可否定的是，日本政府過去的官方政策一直是向國際法院（ICJ）提起訴訟，實質上並未反對過該問題的存在。若以此為前提，那就應該有辦法避免該問題成為日韓間的政治障礙。或許我們也可以就學者間的對話（第二軌外交達成的協議）、日俄領土談判中的免簽交流等共存框架機制的靈活運用展開研究。
結語
至於安倍政權是否具有本文中所提及的這種認識，筆者並不確定。在慰安婦問題上，日本已經做了所有該做的事情；韓國經濟目前面臨諸多困難，如果主動破壞與日本大企業之間的合作，將會自食其果；針對日本的固有領土竹島，應該通過教育和耐心的宣傳戰不斷向全世界宣傳——莫如說可能這些意見較為強烈。
然而，如今日本要想在世界上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在外交、經濟和文化的情報戰中生存下來。為此，必須將全球的輿論尤其是歐美的輿論拉入己方陣營。日方為改善日韓關係開展的積極行動無疑將使全球輿論偏向日本。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譯註）勝利之後，日本因缺乏全球輿論的支持而失去了遼東半島，而在日俄戰爭中，除了10年軍事準備外，還拉攏了英美的輿論，這才最終贏得了整場戰爭的勝利。
已故外務省頂尖戰略家岡崎久彥先生早就指出，在太平洋戰爭中，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的敗北，儘管帝國陸海軍所向披靡，但日本仍然走上了徹底失敗的道路，最大原因在於日本當時缺少了拉攏美國輿論展開戰鬥的力量。我相信輔佐安倍政權的外交戰略家們必定擁有學習借鑒這段歷史的智慧。
標題圖片：2013年11月，在向三菱重工索賠訴訟中勝訴的前勤勞挺身隊員及其聲援者們（提供：時事通信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