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的日本情結（上）

怪傑——辜鴻銘

清末民國初期有一位怪傑——辜鴻銘，他一生都在抨擊西方文化，偏執地宣揚東方文化。常常出語偏激，行事也乖張狂放。用西語罵洋人，用中文罵國人。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辜鴻銘1857年7月出生在英屬馬來亞的檳榔嶼（Pinang），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葡萄牙人。父親供職的橡膠園園主布朗，十分喜歡聰明的辜鴻銘，將他認為義子，並大約在11歲時把他帶去英國留學。他先後在英、德、法、義的多所大學攻讀了語言學、文學、歷史、哲學、法學、政治學和工程學，拿了文、哲、理、工、神的十幾個學位，熟練掌握了包括拉丁文、希臘文在內的9種語言。

1878年他學成返鄉，不久去了新加坡殖民政府做僱員。工作3年後，他與馬建忠的一次相晤，成了他的人生轉折點。兩人一見如故，暢談三天。馬建忠介紹的中國文化讓他十分憧憬，便決定辭職去父親的祖國工作。這時他開始補習中文，留辮子。經在香港等地輾轉數年後，1885年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洋文秘書，從此追隨張之洞長達20餘年。從這時起，辜鴻銘一邊學習中國文化，一邊開始用西文向歐美介紹中國文化。

辜鴻銘認為西方文明有缺陷

從辜鴻銘的生平可知，他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法完全是西方式的。正因為如此，他對中國文化的解讀才廣為西方人接受，在歐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辜鴻銘的代表作有《尊王篇（1901年）》、《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1904年）》、《中國牛津運動故事（1910年）》、《中國人的精神（1915年）》等。其中，《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初版於一戰期間，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影響最為廣泛。

其主要論點如下。

所有文明都始於對自然的征服，現代歐洲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功征服了自然，這是歐洲文明的優勢。但是歐洲文明卻無法控制人的情慾。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基督教已經不再有效。歐洲人只能求助於強權來維持文明秩序，這樣最終就導致軍國主義、戰爭、破壞和浪費。這樣歐洲人就陷入了一個兩難之境：如果遠離軍國主義，那麼無政府主義將毀壞他們的文明；如果堅持軍國主義，那麼他們的文明會因為戰爭的破壞和浪費而崩潰。

另外，西方人認為人性惡，所以要用宗教和法律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就需要養活大量的牧師和律師，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中國的儒家文明是解藥

辜鴻銘對此給出的解藥，是從中國的儒家文明中找到這種新的道德力量。辜鴻銘認為，儒家文明實際類似宗教，是一種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儒教。儒教跟基督教的最大區別在於：基督教讓人成為一個好人，儒教讓人成為一個好公民。儒教通過家庭和學校（中國人的教堂）教導忠、孝、恕，讓人從小就明白自己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

他認為，儒家主張的人性善就是一個善端，由它推而廣之，便構成儒家文明的大系統：小到個人，大到國家、世界，以「禮」一以貫之。「禮」就是儒家道德體現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下，根本無需法律和戰爭。

可是，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對華入侵日益加劇，救亡圖存成為當務之急。而辜鴻銘並沒有拿出解決方案，只是一味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中國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被迫一步步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陳獨秀、胡適等人帶領下對傳統文化發起了總攻。辜鴻銘對此痛心疾首，他千尋萬覓才找到的「救世良藥」竟然被人棄之如敝屣。於是，與他們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論戰。論戰結果只是加深了他在世人眼中的「封建老頑固」印象。他感嘆「真正的中國人正在消亡」。無奈之下，他把眼光轉向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