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注于《被出卖的台湾》里的深情——访“湾生”川平朝清

2014年9月26日，“2014年亚太暨世界加盟连锁年会”在台湾召开。那时，春季爆发的“太阳花运动”余波未平。有个年轻人高呼“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口号，向前来参加国际性招待会的马英九总统扔掷书本。这次事件，再次让人感受到台湾认同在今日台湾之强烈。

另一方面，扔掷的那本书也受到人们关注。该书书名为《被出卖的台湾》，作者柯乔治（George H. Kerr），是美国外交官、作家、大学教授，且是美国为数不多熟知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台湾、琉球·冲绳及日本情况的专家。

本书记录了柯乔治在赴台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台北副总领事期间，台湾被中华民国接管和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所代表的中国人残杀台湾人的情形，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详细记录了台湾和台湾人的苦恼。

由于该书向国际社会反映了“二二八事件”和关于台湾国际地位的问题，因此被长期指定为禁书，特别是在戒严时期的中华民国·台湾。

另一方面，柯乔治也曾是名校台北高等学校（旧制高中）的英语教师。该校名人辈出，是前总统李登辉、作家邱永汉、原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小田滋、原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圆部逸夫、宇宙物理学家小田稔等人的母校。柯乔治的学生，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在世界上都多有出色表现。

川平朝清先生也是柯乔治的学生之一，后来担任了《被出卖的台湾》日文版的监修。

在迎来第69个2月28日之际，我们请川平朝清先生，以湾生、台北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及柯乔治的学生的身份回忆了当年的往事。

在台中出生、台北长大的冲绳人

——请您谈一谈当年在故乡台湾生活时的情况。

川平朝清先生（以下简称“川平”） 　我是1927年在台中市明治町7丁目4番地出生的。当时，那儿离监狱很近，我父母他们从冲绳迁来台湾，在监狱的俱乐部工作。只是，在我开始记事时，我家搬到了明治町6丁目，附近就是台中地方法院。我还记得法院大楼是白色的，很高大。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台中公园里一座建筑的巨大屋顶。

之后，在我5岁时，我家搬到了台北的锦町，我在旭寻常小学、即今天的东门国小上学。

今年1月上旬，我重游了台中地方法院旧址和台北我家住过的地方。前者大楼还在，后者那边已建起了新的大楼。而台中公园里的那个大屋顶，现在也还保留着。

在名校台北高等学校上学

——之后，您是在台北高等学校上学？

川平 　是的。台北高等学校是现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当时台湾唯一一所高中。它是一所拥有寻常科（学制4年，相当于初中）和高等科（学制3年，相当于高中）的7年制学校。我是从寻常科开始上的。李登辉先生是比我大四届的师兄，我在寻常科上学时他上高等科。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台北高等学校的校风好像非常自由。

川平 　完全没错。我们学校倡导像美国的大学那样的“自由和自治”。这其中受第二代校长三泽纠先生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寻常科的学生，还是高等科的学生，他都让我们彼此以“君”互称。比起上下关系，更重视互相尊敬对方。同样地，我们学校完全没有所谓的“铁拳制裁”那样的体罚行为，校内的氛围非常好，这在当时的学校里是非常罕见的。

学校还聘用了今天所谓的“外教”，在外语教育上也下了非常大的力气。其中一位外教就是柯老师（即柯乔治）。而且，在高等科里面有很多曾留学国外大学、拥有教授头衔的老师，教育水平很高。这其中，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0〜20%的台湾学生也非常优秀，令人十分钦佩。

随着战况日益严峻，很多学校停止教授作为敌国语言的英语。但只有我们学校，是唯一一所继续着力于英语教育的学校。有这么一则轶事，说派驻到我们学校的军官责问英语老师，“为什么还继续开展英语教育呢？”英语老师反问道，“我国向南进攻的时候，哪种语言最重要？”，并自问自答“当然是英语了。不用英语就没法进行当地的统治，甚至还应该更重视才对呢。”就这样把对方说服了。就如这则轶事所反映的那样，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英语课，真的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但是，在我17岁即将上高等科2年级之前的3月底，我和此前一直是非征兵对象的台湾学生一起，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被征入伍。我们先在台北八里庄，后在大屯山竹仔湖生活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随着战争结束，8月底征召令解除了。

我们复员后，12月份左右， 在老师、学生和校舍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学校的名称由原先的“台北高等学校”改为中国名称“台湾省立台北高级中学”。虽然拿到了毕业证，但证书后面还有背书，写着“昭和21年（1946年）3月底所有课程结束方才有效”。

遣返回冲绳，踏上广播之路

——请您谈一谈被遣返时候的情形和之后的情况。

川平 　当时，日本内地的遣返人员被称为“日侨”，而我们冲绳人则被称为“琉侨”，被区别对待。当时统治冲绳的美军，认为冲绳作为曾经的战场要同时接收所有遣返人员有困难，对遣返工作施加了限制。因此，我直到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12月才被遣返。

遣返回来之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最初很难听懂，语言表达也不好，但不久就克服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在台北高等学校所受的教育起了作用。

在台北高等学校上学的时候，我立志当一名医生。但1949年，出现了在冲绳创办广播电台的机会，于是我的志向从医学转向了新闻报道，成了一名播音员。

柯乔治一直关心台湾人，也尽力帮助冲绳人遣返

——那个时候，您和柯老师重逢了？

熟知台湾情况的柯乔治，以美国人的公正视角总结了日本在台湾的50年统治，相关著作：《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in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川平 　是的。事实上，从台湾遣返回冲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柯老师的名片，柯老师还说，“如果你们在冲绳或日本内地要找和美军有关的工作，我可随时提供帮助”。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和他联系。

1949年的一天，柯老师来冲绳做调研工作。柯老师不仅精通台湾的情况，也精通冲绳事务。我上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的时候，战况已经恶化，柯老师也已经从学校离职，我和柯老师并没有深入的交往。此时在冲绳的重逢，是我与柯老师真正交往的开端。

另外，同时出于琉球广播电台工作上的需要，我决定去美国留学。那时候我很自然地找柯老师咨询了意见。柯老师非常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他当时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但由于我想在新闻报道方面有所进步，最后选择了留学于密歇根州立大学。此后，我和柯老师一直都保持着联系，直到他在夏威夷去世。

——柯老师是一位非常乐于助人、热心肠的老师呢。

川平 　是的。战后虽然他离开了台湾，但还是很牵挂他的学生，特别是对台湾人。他的这种关心，有时候比对日本人还更强烈。可能是因为他从心底里同情台湾人吧。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被称作“琉侨”的冲绳人，之所以能比原计划较早遣返回国，也是因为柯老师作为副总领事积极敦促美国国务院，从而说动了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缘故。柯老师也是我们冲绳人的大恩人。

《被出卖的台湾》在日本出版

——请您谈一谈《被出卖的台湾》在日本出版的前后经过。

川平 　1965年，我收到了柯老师寄来的《被出卖的台湾》英文原版书。但由于是500多页的巨著，我就暂且放在一边了。在这过程中，台北高等学校的同窗、在华盛顿大学教授神经病理学的萧成美给我写信说，他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了二战结束后不久台湾发生的混乱，以及冲绳人经受了怎样的劳苦。于是，我终于开始真正阅读了这本书。

《被出卖的台湾》日文版和中文版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不仅了解了冲绳人经历的劳苦，还知道了日本人离开台湾后的短短半年到一年期间里发生的那些事情——来自中国的官吏和士兵进行了毁灭性的贪污渎职与巧取豪夺，以及“二二八事件”和之后的残杀无辜。那是柯老师根据自己与台湾的交往和关联所作的记述，是他从日本留学一直到在台北工作以及在美国从事研究这30年来的沉淀和积累。他所引用的资料，有政府公布的文件、学生们写来的私人信件，甚至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派遣工作组工作人员的心声等，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

之后，因为萧成美得到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权，我也帮忙在日本国内出版该书。于是，我去找一位从报社离职之后开印刷厂的台北高等学校时期的同窗商量，由他向我介绍了一家比较合适的出版社。

2006年6月，在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之后，本书的日文版终于问世了。

虽时光流逝，不变的伙伴和变化中的故乡

——您战后再次访问故乡台湾是什么时候呢？那时您已经知道了“二二八事件”吗？

川平 　我是时隔15年之后，在1961年重返台湾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已经知道了“二二八事件”等信息。由于台湾尚处戒严时期，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也比较小心。

正好当时台湾大学有个关于电视的研讨会，我作为演讲人前去参加活动。结束时学生们问我今晚还要去哪里，我毫不犹豫地说要去北投。顿时，男学生们都大笑起来，而女学生们则面露诧异的表情。

与Wandalee夫人在一起

那天晚上，同窗们告诉我，现在的北投已经不再是日治时期的温泉街了，那里变成了红灯区。这时我才明白，当时学生们的那些反应的意思。

同窗们之所以确定在北投举办宴会，是考虑到北投位于台北北部，远离市区，即便在戒严时期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大唱在台北高等学校时唱过的日语歌。

现在，日本的温泉旅馆也打入了北投，北投正在恢复其像在日治时期那样的风貌。这让人再次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柯乔治展，今年在台湾举办

——关于今年2月28日的纪念活动，您知道些什么呢？

川平 　听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老师说，今年2月份好像要举办柯老师的特别展览。1月份我去台湾的时候，接受了有关柯老师方面的采访。另外，萧成美好像也从美国捐来了一些与柯老师相关的物品。

5年前，我第一次参观二二八纪念馆的时候，很遗憾地发现关于柯老师的介绍非常少。希望能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让更多人了解到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