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聚焦“历史认识”的一年
2015年，东亚的主要问题点大致有三。
第一是“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越南战争结束50周年等等，各种“纪念”活动都集中在了这一年。这种纪念历史的动向当然不是源于历史学研究，而是与目前各国的国内政治及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
尤其是在东亚，社会不断趋于两极化，政府总是试图将历史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历史认识不仅成为国内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对整个东亚史的论述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历史变成了更加敏感的问题。有关历史成为国内政治问题的事例，可以列举台湾内部出现的历史认识争论；而涉及国际政治的事例，我们可以列举8月14日安倍晋三首相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和习近平9月3日举行的阅兵式。
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历史问题得到了比较克制的处理，年末的12月28日，日韩两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慰安妇问题，两国站在了走向和解的起点，对这些着眼于未来的“和解”努力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过，即使政府层面敲定了最终结果和不可逆协议，但就历史认识问题整体而言大概是不存在“不可逆”的。不仅是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那座“少女像”的搬移问题，在围绕申报世界遗产的对立等问题上，是否会因此画上句号也有必要继续予以关注。在这个意义上，2016年仍有必要继续开展谋求和解的努力。
南支那海，依然是重要课题
在观察2015年的东亚形势时，不可忽视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日渐明确的自我认识。显而易见，相较于胡锦涛，习近平外交更加明确地展露了“大国形象（shape）”。中国内部一直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给周边国家也带来利益。然而，在明确了自己的大国形象，并开始描绘新的“亚洲形象”和提供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同时，它还伴随着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也绝不妥协的姿态。
典型事例就是南支那海（日本对南海的称呼，下同——译注）问题。中国不仅在南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等地的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还在岩礁和暗礁上填海造岛、并修建机场，这不仅给声索国，也给世界其他国家一种中国在试图改变现状的印象。
对此，美国以“航行自由作战”行动作为回应，而这终归是作为事关航行自由等国际法问题来对待的，并未介入到领土归属这个核心问题上；此外，美国还和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直保持着对话。因而，美国的应对措施，恐怕不会成为促使中国全面转变南支那海政策的契机。
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美国的政策外，东盟（ASEAN）在主权问题上的应对能力问题、日本干预南支那海问题的方法、台湾新政权的南支那海政策等，诸多论题堆积如山。这些问题在2016年会如何发展，仍将是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中国倡导建立的新“亚洲”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逐渐走向一个重大转折点。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单纯是中国的崛起，还因为中国倡导新的亚洲秩序观，并通过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开始展示出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这一地区的秩序原本是由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国提出的，所以这个变化非常巨大。由中国提议并试图建设的“亚洲”将如何或是否能够构建成形？这是自2014年中国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以后，现今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2015年，中国将2014年起提出的关于周边外交的概念整合起来，明确采用了“一带一路”的表述。尽管这一说法的含义有不少模糊之处，但或许其用意在于将此前的有关周边外交的各种政策，都囊括到这个表述之中。“一带一路”的口号含有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和过剩投资的用意，但它也会被理解为最终将与逐步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形成对峙，这也是2016年需要关注的一点。
同时，伴随中国提出的这种秩序观和南支那海上发生的各种主权纠纷，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本应是该地区区域一体化“推手”的东盟，今后还能否保住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出现了TPP和一带一路等新框架新构想，在东盟难以有效处理领土争端的情况下，给东盟本身及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合作也打上了问号。
这种区域合作和地区秩序将如何变化，将是2016年东亚地区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个问题是与各国各地区内部的政治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
东亚各地的选举，民主化的试金石
2014年到2015年，东亚各国国内发生了立宪主义或民主主义的问题。香港的雨伞革命、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或是日本安保法制制定前后的诸多争论，就属于这类问题。在香港的问题在于民主制度本身；台湾的问题，是独裁统治的残余、程序式的民主、数年一次选举的民主有效性；而日本，或许也可以认为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2016年，东亚各地都将举行选举。选举过程的民主和选举后国内政治的走向都将成为各国的重大课题，它还将影响到对外关系。台湾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院委员选举、韩国的国会议员选举、日本的参议院议员选举都属于这种问题。就台湾而言，被认为将赢得选举的民进党如何定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如何处理“九二共识”问题将受到人们关注，在这方面的一大问题或许就是如何听取反映民意。
再看中国，虽然不举行民主选举，但面临最高领导班子在2017年到2018年实施换届，它涉及到如何按照程序实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轮换、以及确定国家主席和总理的接班人这样的重大问题。2016年也是吹响前奏曲之年。现在习近平政权在反腐运动等国内政治方面一直采取强权政治，习近平政权是否会遵守江泽民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人事规则，或许也将是2016年的一大看点。
中国的内政：军事和国企改革是焦点
中国国内形势依然引人关注。除了上述的领导班子的人事问题外，2016年其他问题也堆积如山。2015年的重点是历史问题、阅兵以及南支那海等问题，而中国国内对军事改革的动向非常关注。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出裁军30万；11月2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将推进军事改革。这包含军队制度、组织和装备等各方面的改革。如果实施这种改革，那么解放军将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军事组织，进而成为习近平政权的坚强后盾。
另一个焦点是国企改革问题。掌控着国家安全保障相关产业、广义的国家主权相关产业、公共建设工程、能源相关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核心领域的大型国企，它们享有各有特权，可以优先获得资金，优先获得审批许可等。而结果则是它们往往缺乏效率和竞争能力。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还是希望将这些重要产业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而且这些企业的高管也是现行体制的重要支持者。但如果不动刀国企，中国经济就无法实现结构性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下发了《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这份意见要求贯彻市场经济，同时还强调，政府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而后者是与私有化方针背道而驰的。这种改革的进程或许也是一个重要论题。
当然，中国还存在着民主化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过可以认为，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以及军事和国企改革将成为2016年的重要焦点问题。中国在向稳定增长过渡的调整期——“新常态”下，这些都是为了对内保持共产党的统治，对外展示名副其实之大国的举措。但这里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结果难以预测。另外，内政也会对外交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此，我们时刻需要高度关注内政问题的动向。
（2016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