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戰後「背叛」的軍國少年
「我覺得在全世界的電影作家當中，自己的情況也是罕見的。因為孩童時期的我，在還沒看過電影之前已經在拍電影了」。大林宣彥導演和電影結緣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他3歲的時候。他父親是一名醫生，出於個人興趣買了一臺8mm底片攝影機。於是大林導演從小就把這臺攝影機當作了自己的玩具。日本當時正參與太平洋戰爭。7歲的時候，日本戰敗。這也是大林導演在談論自身的時候總會提到的「原點」。
「7歲的我雖然還是個小孩，但這個年紀卻已經能夠冷靜地觀察大人的世界，完全理解戰爭的可怕和徒然。在小學的兩年裡，我受到的教育，是成為能為國犧牲奉獻的人，也就是說，過去曾是個『軍國少年』。但我既不是戰前也不是戰時的一代人，但也談不上是戰後一代。因為我認為，那些戰敗後態度突變，輕易地談論和平的日本大人們，是最不能信用的。即便是自己所尊敬的小津先生、黑澤先生、木下先生(*1)，我對他們使用的35mm底片攝影機，也有那是加害者的電影器材這樣的意識。所以我想，既然這樣，那我就用8mm攝影機這個受害者（才用得起）的工具來拍電影，以此安身立命吧。」
在《花筐》拍攝現場（©大林千茱萸／PSC）
遠離「制度」的電影
大林宣彥1956年考入東京某大學的電影專業。1960年從大學中途退學之後，他仍然繼續拍攝8mm電影，並在畫廊等場所放映，被稱為日本獨立電影的先驅之一。1963年，他用16mm拍攝的影片《大肚漢》，獲比利時國際實驗影展評委特別獎。他執導的第一部劇場電影，是1977年的恐怖喜劇片《鬼怪屋》。那之後至2017年的40年時間裡，他一共拍攝了43部長篇電影。
大林宣彥憑《鬼怪屋》出道主流電影界之前，是實驗電影運動的領軍人物，同時，在隨經濟高速成長而迅猛發展起來的電視廣告界也有亮眼表現。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10年間，他參與制作的廣告片據說超過2000多部。邀請查理士布朗遜、索菲亞羅蘭、凱撒琳丹尼芙等大牌影星參演的廣告作品引起社會熱議。
「說我是廣告導演倒也是事實，不過我自己從沒這麼自稱過。在我看來，廣告片也是電影，只不過它們是短篇的而已。我從沒想過為電影來劃分類型，這是劇情片，那是紀錄片之類的區分，是將電影打造成商業活動的『制度』，我們是最痛恨這個『制度』的。因為是『制度』引發了戰爭。而和平，直接關係到與『制度』保持多大距離的自由度。所以，我拍攝電影時總是拼命思考著如何遠離這樣的『制度』。」
(*1) ^ 小津安二郎（1903～1963年）、黑澤明（1910～1998年）、木下惠介（1912～1998年）
電影，讓和平走近身邊
對於大林導演來說，電影與戰爭、電影與和平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即便是談論電影，也會馬上涉及到戰爭與和平的話題。
「不是有『美滿結局』的說法嗎？它實際上是源自電影的。電影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長發展起來。好萊塢，是全世界受迫害的猶太人追求自由而匯聚形成的新世界。當然，現實中發生不幸的事件無所不在，和平二字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夠實現的。但如果承認這種現實，那麼人類不就沒有夢想和希望了嗎。所以，通過電影展現和平，就算是謊言，『弄假成真』的情況也是有的。也就是說，和平是人們內心的願望，這毫無疑問是真實的。因此，描繪這種內心願望，總有一天它會成為創造和平的力量。全世界戰敗國民眾的心願，造就了電影的美好結局。我覺得，正是這樣，電影才會在全世界不斷製作出來。」
※高画質に差し替え 《花筐》劇照（©唐津電影製作委員會／PSC 2017）
話雖如此，但「由於曾是一名單純的軍國少年，戰敗後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大林導演對於戰後日本人一味「把那場戰爭當作沒有發生過」的態度抱有很強的抵觸感。因此，不管是娛樂性多強的作品，大林導演的作品中的都可以在某處看到戰爭的影子。從恐怖喜劇片《鬼怪屋》到最新作品《花筐》，這個特點一直貫穿其中。
「不管是哪部作品，我的主題都是相同的。但是，當時沒人愛看純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而恐怖電影卻有市場。於是就想，同樣以『厭惡戰爭』為主題，我來拍成有人願意看的電影好了。」
晚期肺癌賜予的力量
《花筐》的原著，是作家檀一雄（1912～1976年）在日中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936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實際上，大林導演基於小說改編的劇本初稿，在拍攝《鬼怪屋》之前的1975年就已經寫好了。
「經過了40多年時間，這部電影終於問世了。在高興的同時，我也對日本社會變成那個樣子懷著一種恐懼。由於原著寫於戰爭腳步正在走近的年代，真正想寫的內容恐怕並沒能寫進去。因此，我的工作，就是通過想像解讀檀一雄先生想寫卻不能寫的內容，將之補充完整。因為在那個年代，要是有人敢說『把青春當戰爭的消耗品，這決不能接受』之類的話，馬上就會被槍斃。我認為檀一雄先生是把那些想說又不能說的話，轉換成了年輕人戀愛或友情的故事。」
在《花筐》的拍攝現場，大林導演指導常盤貴子的表演。右為滿島真之介（©大林千茱萸／PSC）
2016年8月，《花筐》開鏡前一天的劇組人員會議開始前兩小時，大林導演在醫院被告知「患肺癌末期，已是第四期，只能再活半年了」。開拍兩天後再去醫院，這次變成了「只能再活3個月」。大林導演卻意外地回憶說：「我當時很高興。」
「這40年來，我等待著時機的成熟，也有等我自己成熟的意思。關於《花筐》，三島由紀夫寫過，『在生死由國家掌握的戰爭年代，賦予青年們的自由，僅僅只有拼命去喜歡誰，或者拼命成為不良少年』。充分享受戰後和平的我們，究竟是否有資格將父輩們的這種青春拍成電影？我為此感到惶惑不安。40年前，我因為獲得檀一雄老師改編電影的授權而去會見他時，老師已是肺癌末期。40年過去了，當我得知我也得了同樣的病，我很高興，因為這樣我終於也能體會父輩們的遺憾和決心了。當時他們無法說的話，必須要告訴今天的時代，同時也要告訴那些生於和平年代並將生活在未來的當代年輕人。」
寫給戰爭年代的孩子們
據大林導演所說，最近不知在哪裡聽了後想起了「戰爭就在走廊的那一端」這句俳句。那是著名俳人渡邊白泉（1913～1969年）二戰期間躲過警察監視暗中寫下的俳句。
「現在的年輕人正處於戰爭氣氛之中。因為我在和他們交流時，他們明確說『我們是戰前的孩子』。說起來，《花筐》這部電影，有聯結已被遺忘的戰後和終將到來的戰爭時代的作用。也就是說，關於過去戰爭的故事，有可能成為創造未來和平的力量。我們是了解戰爭的最後一代人，所以有責任告訴年輕人什麼是戰爭。」
《花筐》劇照（©唐津電影製作委員會／PSC 2017）
據大林導演介紹，他問看過這部電影的年輕人有何感想，很多人的反應是「心裡受到震撼」。
「大概是產生了不能以事不關己的態度對待這種迫切性了吧。如今，很多事情變得更加方便、輕鬆，更有效率。但這究竟是否讓人類變得更加幸福了呢，我認為一半是不幸的。因為方便兩字，同樣會讓想做壞事的人更方便。而且，在高度發達的資訊社會裡，人們對於資訊變得無法承擔責任。很多事情在知道與不知道之間就結束了。必須知道的事情也好，無所謂的事情也好，價值變得都一樣，成為與己無關的事情。而電影具有一種力量，可以告訴觀眾讓他們把這一切都作為『自己的事情』來思考。在資訊社會裡，為了傳播那些無法傳播的內容，我便製作了這部電影，讓人們進入到電影這個故事裡，讓人們實際感受戰爭的殘酷。」
只要還有一口氣
《花筐》是大量使用了數位技術和嶄新表現方式的一部傑作，可以說是大林導演電影世界的集大成之作。電影畫面中充滿旺盛的生命力，讓人充分體會到「竭盡全力」這個詞語的真正意思。但大林導演自己好像並未就此滿足，他一副從容的樣子，表示已經在開始思考下一部作品了。
《花筐》的拍攝現場，大林導演在翻閱劇本。後為演員山崎紘菜（左）和窪塚俊介（©大林千茱萸／PSC）
「我能活到現在，已經超過了我自身的生命力，現在靠的是化學療法的作用。在現代醫學幫助下，人已經不至因為癌症輕易死去。只是看藥物對於那個人是否有效。據說，對那些樂觀、不煩惱的人，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比較有效果。就像電影『弄假成真』的那種力量一樣，圓滿結局的可能性給了人們活下去的勇氣。我一到片場就變精神抖擻。就這樣我又多活了1年5個月，得以正常拍完電影。現在，既然老天還讓我活著，我覺得就該去追尋那場原子彈爆炸究竟是什麼的問題。這個問題至今在世界上還沒有得出答案，很多前輩電影人也一直想做卻還未能實現。」
（本文根據2017年12月18日niconico直播節目錄製及後臺專訪的內容構成）
合作：株式會社DWANGO
圖片提供：株式會社PSC/大林宣彥事務所
採訪、撰文：松本卓也（nippon.com 多語種部）
標題圖片：nippon.com 編輯部
電影《花筐／HANAGATAMI》
自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在有樂町Subaru座及全國其他電影院相繼上映
發行：新日本映畫社
官方網站：http://hanagatami-movie.jp
電影分級：PG12
2017年／彩色／DCP／寬銀幕／169分鐘
©唐津映畫製作委員會／PSC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