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是臺灣——訪「灣生」岡部茂

逐漸被遺忘的「臺北大空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5年5月31日。處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也遭到了同盟國的大規模空襲，即所謂的「臺北大空襲」。然而，時過境遷，即便是臺灣人中，知曉當時情況的人也已經越來越少。群馬縣前橋市有一位耄耋老人至今仍對當年的事情記憶猶新。他就是戰前生在臺灣、長在臺灣，後來回到日本的「灣生」岡部茂先生（97歲）。

岡部茂先生至今仍毫不忌諱地說自己的第一故鄉是臺灣。他的一生充滿了在今天的日本完全無法想像的波折動盪，讓人深思戰前和戰後、日本與臺灣的關係。

今年恰逢臺北大空襲和二戰結束70週年。我們傾聽了岡部先生講述的近1個世紀以來的故事。

第一故鄉是臺灣

——請您談一談當年在臺北的生活情況。

岡部茂先生（以下簡稱岡部）　我是大正7年（1918年）在臺北市大正町出生的，從小在大正町4條（現在的長安東路附近）生活直至念完臺北一中，後來住在御成町4丁目（現在的中山北路2段，南京西路附近）直至回到日本。

我父親以前從事的是建設工程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們家在作為新規劃住宅區的大正町住進了現在所謂展示房那樣的房子裏。上下水完備，地板基本都舖的是軟木而不是榻榻米，並且地板設計得略高以防範颱風等引發的水災，沖水式馬桶及收藏櫃，當時感覺非常豪華。

後來我們搬到了御成町，住宅兼業務之用的岡部印刷公司就設在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宿舍，院子裏還有相撲場地和網球場。臺拓（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長的家、辜振甫的家和美國領事館等都在附近。

當年的岡部印刷公司（岡部茂先生提供）

1930～1945年前後，就讀於建成小學學生的居住地圖（第15屆校友德丸薩郎繪圖）

念臺北一中時，由於學校離我家有一段距離，所以平時都騎腳踏車上學。現在說起來可能讓人難以置信，當時是不允許男女同行的。男生絕對不會走二高女（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門前的路去一中，都會特意繞道或者走相反方向的道路。在那個時代，小學分設男用和女用校門，男女分班也是很普遍的。

去年，嘉義農林在甲子園棒球賽中獲得亞軍的事蹟被拍成了電影，在臺灣和日本引起轟動，其實我當年在圓山球場（現在的花博公園爭艷館）觀看了臺北預選賽的決賽。我至今仍對當時整個臺灣的欣喜狂熱景象記憶猶新。甲子園之戰開場後，一家理髮店還專門將廣播裏傳來的分數和比賽結果做成了比分表來通知大家。

二戰後為了在臺灣提供印刷技術指導而留下

——二戰後，全部財產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後，您還被留用，這是為什麼呢？另外，之後您是如何在日本開始生活的呢？

岡部　幾乎所有日本人在戰後很快都被遣送回國了，而我們擁有印刷技術，中華民國政府希望我們把技術傳給臺灣人以後再離開，於是我又待了一段時間，對他們進行了技術指導。我們自己的公司被接收後又僱用了我們，並給我們支付了工資。

回國時與社員們合影留念（岡部茂先生提供）

1946年12月，總算發出了遣送回國的命令，我從基隆港乘上了「臺北丸」輪船。遣返行動開展之初，只允許一個人攜帶一件行李，而到了我回國的時候，每個人最多可以帶4件行李了。這艘船起初是一艘貨船，所以沒有客艙什麼的，大家都待在一起。從基隆出發後不久，輪船就一直劇烈搖晃，大家都吃不下東西。3天後的次年元旦，我們終於到達了長崎縣佐世保港。

我們從佐世保港乘坐火車前往東京品川，全家6人帶著24件行李花了3天時間到了品川。然後，我來到了之前只在戶口名簿上看到過名字的前橋。

前橋市內也被燒成了一片廢墟，只剩下了一家叫做上每印刷工業的印刷廠。我對招工人員說自己剛從臺灣來，無依無靠，慶幸的是他跟我說「馬上來上班吧」，於是我找到了工作。而且，在戰後物資緊缺的情況下，公司還特意替我蓋了一個房子。我覺得在遣返回國的人群中，自己真的很幸運。

作為前橋僅存的一家印刷廠，上每印刷工業的業務量與日俱增，我剛入社時，員工只有20人左右，到我退休時，人員規模已經翻了一倍以上。我每天提前1個小時到廠裏，總是最後一個回家，堅持了50年，一直做到了80歲。其間，社長都換了3任。他們不僅給了我一份工作，還讓我一直做了那麼長時間，我由衷地感謝他們。

與印刷業共同走過的一生

——在臺北的時候，印刷技術是您家的家業，而戰後到了前橋後，這門技術也派上了用場是吧。

岡部　在我上小學6年級時，父親正式開始經營印刷事業，開展了當時還很少見的膠印印刷業務。似乎這門技術在我被留用時期和搬到前橋後都派上了用場。

和孫子千枝女士在一起

在臺北，我曾經做過插圖較多的專業書籍、公學校（面向臺灣人開辦的學校）的教科書、賀卡、郵票，乃至戰爭末期因本土銀行券無法運過來而在本地發行的臺灣銀行券，也就是鈔票的印刷工作。戰後留用期間，我印了很多臺灣人掛在家中的孫文和蔣介石的肖像畫。

在上每印刷工業上班時，除了印刷這項主業外，政府等單位還經常邀請我在印刷技術相關的檢定和講座中擔任評委和講師。退休後，因為兒子也恰好開辦了印刷公司，所以我進了他的公司，再次做起了老本行。我覺得自己的一生是與印刷業共同走過的。

和臺灣青年士兵一起迎來8月15日

——請您談一談自己的戰爭體驗。

岡部　戰爭白熱化的時候，我已經是20好幾了，所以只在戰爭即將結束的2月被徵入伍，幾乎沒有去過戰地。

我所在部隊是一個總共20人左右的小隊，絕大多數人都是同樣被徵入伍的20歲左右的臺灣青年，日本人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幾個人。我們只有兩支步槍，說實話，起初我根本不理解為什麼要把我們召集起來。後來，我們和其他部隊一起疏散到了六張犁的山上。那時，我們轉移過程中拿的不是槍，而是鋸子和鏟子等，和所謂的軍隊具有天壤之別。

以前只見過典型的日本軍的人經常會說，戰後從中國跑來的國民黨軍隊背著鐵鍋和油紙傘的樣子真是丟人現眼。然而，我們這些戰爭末期的日本軍也是那副模樣。只要看看當時他們的照片就會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當時也是那般落魄，根本沒資格說別人。

另外，我還留有印象的臺灣人部隊是高砂族（臺灣原住民的舊稱）部隊。或許因為他們早已習慣山區的生活。大家都說他們在處於熱帶地區的南方戰線上作戰非常勇猛。

迎來70週年的「臺北大空襲」

——今年5月31日是臺北太空襲70週年，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岡部　雖然之前也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空襲，但那天的空襲真正可謂是一場「大空襲」。

當年，由於戰時管制的影響，包括我們在內的臺北4家印刷公司被合併成了1家公司。我們被稱為第2工廠，當天一大早要開會，大家9點就聚集到了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附近的總公司。沒過多久，空襲警報之前的警戒警報拉響，大家迅速解散，各自返回家中，後來一顆巨大的炸彈擊中了總公司大樓。油墨等物品著火後引發了火災，有幾名公司員工不幸身亡。

後來我聽說轟炸機是從菲律賓過來的。或許裝載的都是大型炸彈，所以雖然飛機數量不少，但每架飛機只投下了幾顆炸彈。襲擊目標主要是總督府、軍隊司令部和連隊等，一些學校和駐有軍人的地方也遭到了轟炸。比如一中和二高女。

劃×的是在臺北大空襲中遭到轟炸的地方（岡部茂先生提供）

當時，大部分年輕日本男子已被徵入伍，市裏人手緊缺，於是我加入了主要由臺灣年輕人組成的消防團，開展針對遭轟炸建築的滅火行動。遺憾的是，我妻子的娘家人和親屬在這次轟炸中不幸遇難。

當時臺灣的標誌性建築之一、位於臺北火車站前的臺灣鐵道飯店已被炸得無跡可尋。當時，我切身感受到投下來的是真正有破壞力的炸彈。此外，雖然總督府和作為總督府標誌性建築的中央塔樓並未被摧毀，但是大火一直燒了兩天左右。當時自來水管道都破裂了，水壓變得很小，甚至無法充分開展滅火行動。

而臺灣人聚居的大稻埕、萬華等地似乎沒遭到什麼破壞。

在故鄉臺灣舉辦同學會。目標是在101歲時登上臺北101

——什麼時候再次回過臺灣呢？現在也經常去嗎？

岡部　再次回臺已是回國32年之後的1978年。那次是參加公司舉辦的旅遊活動。之前去臺灣很不方便，既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後來，每隔兩三年我就去一次臺灣，順便參加小學同學會。

我們上建成小學時一個班大約50人，其中10%是臺灣人。有時候臺灣同學來日本，有時候日本同學去臺灣，大家來往頻繁。名人校友包括已故演員岡田真澄、逆歌（反覆顛倒均能歌唱的歌曲——譯註）唱將中田芳子和臺灣政治家彭明敏。

大家被遣返的時間各不相同，後來日本同學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劇變，而臺灣同學也因為上過主要接收日本人的學校而在戰後中華民國的統治下處境艱難，大家彼此沒辦法連絡，而且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去重溫往日同窗之情。但度過這段艱難時期後，我們成立了同學會，至今仍一直在舉辦活動。去臺灣的時候，大家一大早就起來去自己曾經住過的地方、學校周圍逛逛，追憶當年的情景。

拜訪陳水扁前總統和馬英九總統（岡部茂先生提供）

岡部茂先生的3位姐姐。左起分別為光子女士（103歲）、明子女士（101歲）和照子女士（99歲）（岡部茂先生提供）

建成小學現在已更名為臺北當代藝術館，成為了臺北市重要文化遺產兼現代藝術館，每次有機會，我們還會拜訪臺北市長。我還見到了當年曾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前總統和馬英九總統。以前的建築現在得到了妥善的利用，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近期最後一次到臺灣是在去年，我計劃明年，也就是我98歲時再去。我現在的人生目標是要在101歲時到臺灣登上臺北101。另外，我還有3個姐姐，年紀最大的已經103歲，她們都很健康。到我100歲時，我們姐弟4人加起來就超過400歲了。我們都覺得今後的人生還要再接再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