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吉拉（GODZILLA）》（愛德華［Gareth Edwards］導演）自2014年5月在美國上映以來，在世界62個國家取得了驕人的票房成績，可謂大獲成功。作為最後第63個公映的國家，該片於7月25日在日本上演。渡邊謙在影片中扮演科學家芹澤豬四郎博士。這個角色也表達了對1954年版日本電影《哥吉拉》（本多豬四郎導演）中的芹澤博士（平田昭彥飾演）的敬意，這個版本的哥吉拉講述的是人們對核武器的恐懼。
哥吉拉那無法抗拒的「震顫」才是「神的啟示」
渡邊出生於1959年，雖然是「看哥吉拉電影長大的」，不過據說直到決定出演《哥吉拉》，他都從未思考過哥吉拉究竟是什麼。
「這次我飾演一位科學家，所以我花費了很多時間來思考究竟應該用怎樣的視角來看待哥吉拉。哥吉拉從來不說話，你不知道它在想什麼。它稍有動作，城市就遭毀滅，斷壁殘垣堆積如山。它不是為人類邏輯所支配的生物。當第一次全身出現於螢幕，它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咆哮。那震天動地的吼聲引發不可抗拒的震顫，它不同於虛張聲勢威嚇對方的犬吠之聲，猶如悲切的吶喊，是人類所無法控制的，再進一步說，就是猶如自然災害（的象徵），或是神靈的啟示。我感覺那咆哮聲像是在怒斥我們人類。」
「人類社會非常複雜，國家之間的問題、人際關係等也變得越來越複雜，難以找到明確的答案。在這樣的背景下，哥吉拉的轟鳴促使人們審視自己的生存方式並自我尋求答案。它是靈魂上的震顫，所以很容易超越國境，引起共鳴。」
雖然有些強人所難，我還是執意讓渡邊先生用一句話來概況哥吉拉的魅力和本質。
「『恐懼』、『畏懼』。打個比方的話，就是一種『不動明王』的感覺。這也許是亞洲的宗教觀吧，在毀滅和恐懼降臨之前，是安寧和平靜。在我看來，哥吉拉便體現了這樣一種宗教觀。」
新銳英國導演的「平衡感」
據說渡邊先生初次見到愛德華導演時，深受感動。因為這位1975年出生的年輕英國導演，對1954年本多豬四郎導演的《哥吉拉》中的隱喻表現出極大的敬意，而且對哥吉拉60年的歷史理解頗深。
「（1954年那個時候）正值二戰後的冷戰時期，原子彈爆炸所造成的創傷尚未癒合，原子彈和氫彈的開發正在加速進行。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電影人創作《哥吉拉》這部電影，包含了為世人敲響警鐘的意義。再加上3年前我們經歷了福島核電廠事故，所以對核輻射的威脅更是有著痛切的感受。60年後的今天，那種恐懼猶在。日本人原創的哥吉拉在它的震天咆哮裏提出的問題，時至今日仍然尖銳。它促使我們思考，促使我們自問自答：繼續這樣下去行嗎？」
「我第一次見愛德華導演時，發現他對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以及3.11大地震以後日本社會的現狀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對於哥吉拉為何誕生這個問題也有獨到的理解，讓人感到作為一個英國人，他的觀念比芹澤博士還稍進了一步。比方說，他認為哥吉拉是無法被核武器打敗的。無論是哥吉拉還是（敵對怪獸）「穆透（MUTO）」，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並沒有做任何惡事，但是對人類而言卻是極大的威脅，這很像自然災害之於人類的意義。我覺得導演的這種觀點角度，讓這部電影達到了一種很好的平衡狀態。」
面對「核能」帶來的兩難困境
1954年版《哥吉拉》裏的芹澤博士，一直拒絕將自己發明的「氧氣破壞素（Oxygen Destroyer）」用於兵器製造，而最終卻親自對哥吉拉動用了氧氣破壞素，並和怪獸一同沉入東京灣，葬身海底。渡邊先生在2014版《哥吉拉》中飾演的芹澤，也同樣深受科學家特有的兩難困境的煎熬。
「芹澤博士的成長背景很複雜。他的父親是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為此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將原子能和核輻射有效地應用於人類生活。後來他發現了『穆透』，並開始研究利用『穆透』的生態特性去消除核輻射。可是，他最後卻培育出了足以給人類造成滅頂之災的巨大怪獸。」
「事實上，科學家們一直是冒著類似的風險從事各項研究的。打個比方，科學家發現了可以消滅癌細胞的藥物，或是正在研發抗愛滋病藥物等，這些研究的初衷是為了治病救人，但也存在著發現導致人類滅亡的藥物或病毒的可能。科學家們時刻處在這種關乎生死存亡的兩難境地之中。恐怕核能也是一樣。誰都不是為了毀滅地球而去建造核電廠的。但是，稍有半點差池，就會招致毀滅性的惡果。」
「面對如何塑造芹澤博士這個角色，我的理解是，他一定也處於同樣的窘境之中。結果，他拜倒在大自然的面前，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人力無法控制的『自然』。而到最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放棄了核武器。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個科學家的角色，乃至這部電影，其實都暗含了我們現代社會中的重大爭議和分歧。」
哥吉拉的咆哮與歌舞伎的共通之處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渡邊先生曾多次訪問災區，現在也還在開展各種各樣的援助活動。這樣的經歷對他此次飾演芹澤時的表演也產生了影響。
「地震一個月之後，我在災區親眼看到了好幾處被夷為平地的城鎮。《哥吉拉》最後一幕中，目光所及之處一片廢墟，這使我腦中瞬間閃現出三年前的那幅光景。但是，我在影片的最後一幕中感受到的不是絕望。人類也許蘊藏著巨大的能量，會重新振作起來，重建家園——我在表演的過程中，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了這樣的希望。」
「有的日本觀眾看到城市被摧毀的場景可能會覺得很難受。不過，我非常希望他們能在最後一幕中感受到重獲新生的希望，或是意識到那些人類必須重新審視的問題，哪怕只是一點點我也很感欣慰。」
話雖如此，2014版《哥吉拉》到底是一部娛樂片，不是那種要將深刻的主題觀念強加於人的教條主義式的作品。愛德華導演曾對渡邊先生說過：「觀眾們是手拿爆米花和可樂走進影院的。不過，在觀影的某個時段，他們伸向爆米花的手停了下來，不知不覺地被影片的什麼地方所吸引——我期望製作的，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我也是這樣想的。小時候去看哥吉拉電影，並不會去體察當時的創作者想在影片中表達的深意，只是興高采烈、心滿意足地走出電影院而已。後來，大約過了10年吧，偶爾回想起來的時候才恍然大悟——電影裏原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這次也一樣，雖然哥吉拉的轟鳴般的吼聲充滿了深深的悲哀，不過當觀眾聽到哥吉拉發出的第一聲咆哮時，大概都會歡呼喝彩吧。這與歌舞伎有著十分相似之處。觀眾在經歷一番焦急的等待後，終於迎來了主角的亮相，他們會不禁發出：『漂亮！成駒屋（歌舞伎的堂號——譯註）！終於等到你了！』的歡呼喝彩，這也是類似哥吉拉咆哮的一種煽情『共振』。從這方面來看，影片在娛樂性上下足了功夫，包括哥吉拉的格鬥場面在內，感覺是在看一場精彩的公演。」
對日本電影有一種羞愧之情
稱雄世界的哥吉拉是誕生於日本的「文化」。但是，除了卡通動畫之外，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日本電影已變得少之又少。渡邊先生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呢？
「身為一個日本電影人，面對這個問題，我感到十分慚愧。比如，如果和《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來自硫磺島的信（Letters from Iwo Jima）》這類作品相比，我總覺得日本電影沒有從正面去撞擊我們應該面對的巨大問題，（好像是避免惹事生非，）始終停留在刻畫尋常的、不溫不火的世界上。」
「我想做的日本電影，是像《不沉的太陽》和《明日的記憶》一樣的作品。它們有著某種普遍性的主題，描寫了人類的內心矛盾。《殺無赦》也是選取了一個孰善孰惡這樣的深遠主題。但是，日本電影卻不往這個方向發展。就拿哥吉拉來說吧，該有的素材其實早就掌握在我們手中了，卻被外國搶占了先機，真讓人懊悔。我總覺得我們該做點什麼。」
應在廣闊天地好好地「丟一丟醜，現一現眼」
作為「來自日本的好萊塢明星」，渡邊先生的英語表演堪稱功夫到家。用英語在世界舞臺上決一勝負並取得成功的日本明星屈指可數。當被問到用英語來表演是出於怎樣的想法時，從渡邊先生口中聽到的，很多都是對日本年輕一代的批評和激勵。
「（用英語表演）實在很難為情。因為不知道自己對這種語言能掌控到什麼程度，直到現在我在表演時都非常不安，也經常出醜。如果沒有挑戰到底的堅定決心，是無法面對的。不過，我們演員的工作原本就是一項很難為情的工作。談情說愛，死去活來……，都要當著眾人的面，若無其事地一遍一遍反覆表演。儘管本來就是一種與羞澀為伴的工作，但現在演員們似乎已不願承受『丟人現眼』之苦了。」
「這並不僅僅是演員的問題，和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去海外留學是一樣的。年輕的時候，就算再怎麼丟人現眼也沒關係。英語不好也沒關係，只要走出日本，跌跌撞撞，多經歷世事，那麼總會有收穫的。我感覺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害怕出醜，不願經歷哪怕是比日常略微多一點點的辛苦。」
「他們不肯去了解未知的東西，不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這不僅局限於日本電影界，可以說已是整個社會的一大問題。」
（根據2014年6月26日的採訪編寫）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原野城治
攝影：山田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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