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李登輝的指示「向若林聽選舉結果」－－與「民主先生」第一次接觸

迎接臺灣政治的巨變期

1986年9月，蔣經國承認在野的民主進步黨的組黨行動後，臺灣政治進入巨變期。當時，我獲得東大副教授一職，隨著每個階段的劇烈變動，接受各方邀約並發表時事評論文章，同時對於臺灣政治的學術研究，穩固自己的陣腳。

在此先稍微整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歷史。

從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開始，直到1986年民進黨組黨為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體制的動搖時期。其後，從1987年解嚴開始，中華民國憲法修正，進而改革政治制度，基於此制度改革，實施國會的全面改選，經過前述一連串的變化，1996年舉行首次的總統直選，民主政治體制終於大功告成。這10年之間是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期，就是「民主化時期」。1996年以後則進入「後民主化時期」。

民主化時期為政治的巨變期，其原因並非只是在新的制度規則之下舉行國會與總統選舉，導致政治菁英的大舉更迭，同一時期的獨裁者之死，在國民黨內部更引發了政治的激烈震盪之故。

蔣經國做出了開啟政治自由化的重大決定，其後於1988年1月13日逝世，原因為長年罹患的糖尿病。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剩下的任期由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繼任總統，而不出所料地，國民黨內部爆發了劇烈的權力鬥爭。

從後見之明來看，蔣經國逝世後，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應該成為手握實權的領袖，這符合在先前連載時曾介紹過「李登輝＝沙達特」的推論，但是當然並非一開始就能預料到會有如此結果。在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體制之下，李登輝不過是一名跟隨體制的本省籍菁英，雖然說是依據憲法規定繼任總統，但是否真能掌握實際權力？即使掌權，又能握有多少權力？而又將如何運用掌握的權力？國民黨內部在後蔣經國時代展開權力鬥爭的最終結果，以及早已突破體制大步向前的民主化，二者匯流合一的政治過程，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持續進行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

當然，我作為一介學者，不過是外部的觀察者。即便如此，在臺灣政治界急速展現存在感的李登輝與我之間──雖然不多──仍然產生了接觸的機會。

錯失會面的機會

此前的連載文章曾記述一段往事，當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曾有前輩學者向我提起，可以介紹我認識當時的臺北市長李登輝。重新整理回憶後，想起那位學者是山田三郎老師（當時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山田老師是一位農業經濟學者（主要著作為《亞洲農業發展的比較研究》），他與同樣是農業經濟學者的李登輝應該是在國際會議的場合中結識。山田老師或許是覺得我們可以使用日語進行學術對話，若以我的學術學徒身份，替我寫一封介紹信不會有問題。

大概是在1979年秋天那個時期，我獲得了山田老師的介紹提議，可以推測應該是亞洲政經學會（我也是會員）的年度大會上發生的事情。若是如此，前次提到自己「那時還是研究生」，其實不然，當時我已是助教。旅費靠薪水貼補還算過得去，所以當時正在計畫隔（1980）年春天進行睽違7年的二度訪臺。那正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時間點，不過當時我不太關心當代的臺灣政治，對於會晤臺北市長這件事，缺乏內在動機。在這個二度訪臺的期間，我才終於產生了對於臺灣政治的實際關心。

但漏網之魚總是令人覺得異常肥美。姑且不論若是真的見面，會談些什麼話題？司馬遼太郎曾形容李登輝為「如同從山中採伐下來的巨木大膽雕出口鼻輪廓」（《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的人物，在他登上權力頂峰之前，若能親炙其言談風采，或許感受會有所不同。年少時期即使眼界未開，但對於事物的感受靈敏。我現在依然認為，若能在會晤當下捕捉到那些無法言喻的感觸，或許其後我對於臺灣政治的看法會更加遼闊。

透過間接問答進行首次接觸

自從我專注於當代臺灣政治研究之後，首次有機會接觸到李登輝，是在上次錯失機會的10年後。其實這件事情已經在2008出版的著作《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東京大學出版會。譯註：臺灣版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於2014年翻譯出版），以註釋的方式公開於世。當時李登輝卸任總統已有8年之久，我判斷即使公開亦無妨。1989年12月，臺灣最後一次的立法委員增額選舉與縣市長選舉同時進行之後不久，我們便有了首次的接觸。在此引用書中的註釋。

「1989年底，筆者於結束現場觀察後回國，得知當時的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副代表鍾振宏於筆者出國期間，不斷來電留言希望能會面。與他聯絡上並碰面後，才得知他接到總統李登輝本人的電話指示，希望能聽聽筆者對此次選舉的評論。筆者於是表示，鑑於國民黨掌握媒體，並擁有民進黨無法比擬的組織力量與財力，總得票率不到六成，事實上可謂慘敗。」（同前書，頁431。譯註：臺灣版，頁261）

鍾振宏先生是在政府的公關宣傳部門歷練已久的人士，曾於李登輝任臺灣省主席期間擔任新聞局長。在當時的外交系統裡，算是李登輝的少數心腹之一。因此透過鍾先生進行情報蒐集，可以說是李登輝個人的情報管道。掌權者除了接收政府、情報機構、政黨等等官方管道呈上的情報資訊之外，憑藉私下的人脈網絡，另闢途徑尋求情報資訊則是常有之事。很久之後我才得知，當時李登輝亦曾諮詢美國的觀察家（watcher）對於臺灣情勢的見解。我應該也是這種透過私下人脈網絡前來接觸的一人。

面對即將來臨的重要政治日程

雖是後見之明，一般認為這個時期的李登輝面臨著相當危急亦關鍵的政治決定。我在前述2008年的著作裡，曾經推測：「最遲到1989年底選舉之後，李登輝才較具體地決定與反對勢力再度交涉，以推動民主化」，而以前述註釋作為推測的根據。

李登輝接續任內逝世的蔣經國繼任總統，其任期直到1990年5月。任期結束前的3月，預定經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正副總統，而國民大會的舊制是由大多數未經改選的「萬年國代」，加上少數在「增額選舉」裡選出的少數代表混合組成。此外，在正副總統選舉之前，國民黨中央常任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將決定由誰擔任國民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面臨如此重要的政治日程，政權內部各種勢力中擁有影響力的外省籍重要人士亦展開行動，後蔣經國時代開始不久，國民黨權要人士之間相互牽制的均衡態勢搖搖欲墜。另一方面，對於蔣經國晚年到逝世後不久，由於制度化而受限的自由化（新成立的政黨不能主張「臺灣獨立」），以及半吊子的政治改革（支付退休金促使自願退休以消解「萬年國會」的狀況），在野的民進黨都感到不滿，加上執政黨並未提出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擱置憲法重要法條而導致其成為嚴苛治安法規的依據──的重要議題，讓民進黨更是大為不滿。

從解嚴之際開始，高舉各種政治與社會改革要求的示威遊行集會，在臺北街頭浪潮洶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那些不滿情緒。

破釜沉舟的決定

約莫在1991年夏天，許水德先生以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的身份赴日後，曾以日語向我提到，李登輝「赤手空拳進入總統府」。從外省菁英的角度來看，李登輝不過是蔣經國依其政治戰略而拔擢的體制內本省菁英。如同前述之推測，若要否定蔣經國欽定的半吊子改革，與反對勢力再次交涉，就不能是外省菁英所期待的「暫代總統」或「傀儡總統」，必須成為本身握有獨自交涉實力的「實權總統」，才有可能達成目標。如此的決戰時刻，瞬時步步進逼。

若大膽猜測李登輝的內心想法，我認為那正是一種破釜沉舟式的決定。但若無如此決心，李登輝之後也就不會被稱為「Mr. Democracy（民主先生）」。

雖說如此，以上皆是我自己心中的推測。即使曾經有過機會，但在我的怠惰之下，未向李登輝本人或鍾振宏先生確認當時間接向我諮詢選舉之事，兩人便已離開人世。對於自己的愚昧不明感到羞愧不堪。

儘管是如此間接而單向的問答，這便是李登輝與我的初次接觸。未久，直接言語交談的機會便又來臨。

標題圖片：李登輝總統造訪距離中國實彈演習不遠的澎湖群島，在當地寺廟裡與小孩握手，1996年3月14日（路透社／共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