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上）：歷盡瘟疫、戰火和災害的千年歷史文化名城

與瘟疫戰鬥的先人的記憶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抑制了全世界人們的活動，人員流動受阻。日本的代表性歷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國際旅遊城市京都也不例外。整個春夏，國內外不再有遊客來訪，各大景點也門可羅雀。好不容易到了秋天，終於能夠在最大限度注重防疫措施的基礎上，再次迎接國內遊客的來訪了。不料進入2021年後，疫情擴大的趨勢遲遲不見好轉，要想恢復到疫情前那種國內外遊客紛至遝來的盛況，似乎還有待時日。

不過，生活在京都的人已經不是第一次遭遇瘟疫襲擊了。早在9世紀中期就有傳染病蔓延，奪去了無數人的性命。863年，朝廷在神泉苑做了場法事，叫做「御靈會」。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傳染病是含恨而亡之人的怨靈在作祟。於是就要祭祀牛頭天王，祈求這位除疫神為人們消災解厄。平安時期佛教興盛，與傳統的神道教逐步融合，出現了「本地垂跡」的說法。也就是認為神道教的神，其實都是佛在日本的一個個化身。而牛頭天王就是藥師如來在神道教中的化身。

但是那之後，日本各地依然災禍不斷。864年富士山大爆發，869年被認為跟東日本大地震同級別的「貞觀地震」襲擊三陸近海，掀起巨大海嘯，造成死傷無數。京都瘟疫蔓延，疊加東國（古代日本地理概念，大致指近畿以東的諸藩國——譯注）的自然災害，一時鬧得人心惶惶。於是，朝廷找來66支長矛，代表66個藩國，將各國的惡靈封印其中之後，又辦了一次「御靈會」除祟。此時的儀式後來成為了每年夏天的固定項目。這就是供奉牛頭天王的八阪神社的一個祭祀活動——「祗園祭」的由來。

京都夏季風物詩——祗園祭的山鉾巡遊，京都市下京區，2018年拍攝（時事）

京都市民的信仰與傳統祭祀活動中，鐫刻著一千多年前與瘟疫戰鬥的先人們的記憶。瞭解這些萬人空巷的祭祀活動的來歷，可以讓我們共用古人的經驗，追憶他們當年的苦難，產生一種超越時空的共情感。

多次在戰火中燒毀的城市

京都不斷戰勝各種瘟疫和災害，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扮演著日本文化中心的角色。讓我們從頭來梳理一下這座城市的歷史吧。

桓武天皇發佈從長岡京遷都的詔令是794年的事情。新的都城是以中國的長安和洛陽等都城為藍本規劃的。寬約84公尺的朱雀大路貫穿南北，以此為中軸線，左右修建了對稱的格子狀街道網。城市的北端修建了「大內裡」，內有天皇的皇宮「御所」和官廳街。南面有羅城門，並在附近修建了東寺和西寺的伽藍。市區是由40丈（約120公尺）見方的「町」為單位構成。為確保人們生活所需物品的流通，設置了東市和西市兩個市場。

新都城命名為「平安京」。一說認為該都城是基於中國傳來的風水之說，修建在有神獸鎮守四方的「四神相應」之地上。也就是北面的船岡山對應虛構的神獸「玄武」，被改道至東面的河流鴨川為「青龍」，西面延伸的大道「山陰道」為「白虎」，南面水量豐富的巨椋池則是「朱雀」。而平安京就建在其中心。

平安京的起名有「平穩安泰」之意，寄託了希望和平盛世永存的美好願望。然而事與願違，平安京多次在戰火中燒毀。1467年到1477年的應仁之亂中，市區成了主戰場。之後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一天下進程中對都城進行了改造，以名為「聚樂第」的居城為中心修建了城堡城市，還堅決重編了寺院街。此時建成的市區格局，就是現在京都的原型。

2012年京都市上京區發掘出的「聚樂第」本丸的石牆（時事）

進入江戶時期後，京都也幾經大火摧殘。1788年的「天明大火」燒了兩天兩夜，整個城市都被紅蓮業火吞噬。之後1864年爆發的「禁門之變」中，長州藩與會津藩發生武力衝突，士兵放火延燒至市區，3萬戶人家毀於一旦。

遭遇戰火與天災後，每次復興都讓城市改變一次容貌。直到1869年遷都東京之前，京都蟬聯日本首都長達1100年。即便是在武士階級統治的幕府遠遷鐮倉和江戶的時代，天皇的御所也依然在這座城市裡，日本政治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

不知從何時起，世人開始用「京」一字來指代「平安京」，念作「Miyako」。京都是日本唯一的政治文化中心，相信這在當時是誰都深信不疑的。

歷史文化遺產的寶庫

京都誕生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有源自公家（貴族階層——譯注）和武家（武士階層——譯注）禮儀的文化，還有平民階層孕育出的生活文化等等，其豐富性、多樣性和成熟度都是世界罕有的。

但由於市區中心幾度燒毀，因此誕生于此的文化精髓便需要到京都市的郊區去尋找。各個時代的統治者修建的別院、離宮和寺院等散見於京都周邊，從建築物和庭園，佛教雕刻和障壁畫等美術文物，再到茶道、花道等傳統藝術，流傳至今的文化遺產無不訴說著各個時代的錦繡繁華。

古代來自大陸的渡來人的活動據點在太秦，這裡有因彌勒菩薩像而聞名的廣隆寺，嵯峨野有嵯峨天皇的離宮改建而成的大覺寺。現在，文化設施雲集的岡崎是從白河天皇建立的法勝寺所代表的寺院群發展起來的。

宇治有平等院鳳凰堂，它是將中國文化昇華為日本獨特的「國風文化」的象徵。平等院鳳凰堂建築樣式優雅，與因日野藥師而聞名的法界寺阿彌陀堂一樣，從中可以窺見在末法思想流行的平安時代末期，貴族階層是如何熱心于阿彌陀信仰的。

建造于平安時代的阿彌陀堂的代表性遺構，平等院鳳凰堂，京都府宇治市，2006年拍攝（時事）

進入室町時期後，第3代將軍足利義滿試圖融合武家文化與公家文化，帶來了「北山文化」的繁榮。倒映在水池中的優美的鹿苑寺金閣，是將傳統的住宅樣式「寢殿造」與新傳來的禪宗寺院建築樣式折中融合的產物。

鹿苑寺金閣。從西園寺家受讓的別院按照足利義滿遺願改為寺院，京都市北區，2014年拍攝（時事）

與此相對的，是第8代將軍足利義政時期的東山文化的象徵，慈照寺銀閣。回游式庭院中有以「書院造」為原型的東求堂等建築物。此外，曼殊院、桂離宮、修學院離宮等多處數寄屋建築的精髓也在京都周邊得以保留。

慈照寺銀閣。足利義政修建的山莊「東山殿」，後根據其遺命改為寺院，京都市左京區，1998年拍攝（時事）

在京都生活的人們依循平安京的原型「洛陽」，將秀吉改造後的市區起名為「洛中」，週邊的廣袤田園和近郊的群山叫做「洛外」。「洛中洛外」四個字可以很好地概括商鋪雲集的市區和廣袤的田園，這也就是京都的地理全貌。

無論在哪個時代，古人都喜歡對外來文化進行和風改造，讓其成為日本自己的東西融入本國文化。將各種文化進行混合、折中，不斷創造新奇的東西，然後經過時間的淬煉，逐漸融入京都傳統這一語境之中。各個時代的歷史文化經略都被悉數埋在了這片被總括為「洛中洛外」的時空當中（接下篇）。

標題圖片：用俯瞰視角描繪了室町時代京都市內與郊區名勝的洛中洛外圖（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