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人」出征的臺灣人
歷史上，日本曾經統治臺灣半個世紀，從1937年中日戰爭（八年抗戰）爆發以來，直到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整個二戰期間，臺灣也都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住著內地人（日本本土出身者）、本島人（漢人居民）與原住民，各自擁有不同歸屬意識，但在「一視同仁」、「內台如一」的統治方針之下，各族群逐漸形成了同為「日本人」的意識。戰爭的爆發使得此一方針更加強化，政府推動「皇民化」並實施許可制更改姓名的政策，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有不少人都期盼自己能名副其實地成為「日本人」。
戰況逐漸惡化之後，臺灣也在1942年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應徵者蜂擁而至。此外，1944年，更實施了徵兵制度。
蕭錦文在16歲志願從軍，作為陸軍隨軍文職人員參與英帕爾戰役，戰後又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對於當時應徵從軍的理由，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面臨大事時，能為自己的國家盡一份力。作為國民，我覺得自己的國家自己保衛，是理所當然的想法。」
臺灣人之中，也有不少人被徵召或志願從軍，作為「日本人」遠赴戰地、為國打仗。根據厚生勞動省社會‧援護局統計，軍人與文職人員合計，其人數高達20萬7183人，其中有3萬306人戰死。
1945年8月15日，在戰亂中存活下來的臺灣人，也作為「日本人」迎接了戰敗的結局。接著，日本由於戰敗而放棄臺灣，包括臺籍前日本兵在內，不論其本人意願為何，這些臺灣人一律喪失了日本國籍。
蕭錦文。年逾90的他，現在仍持續述說著自身的戰爭經歷（筆者攝影）
在戰後日華關係史中被忽略的臺籍兵補償問題
戰後，日本陸續創立《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等法律，軍人與隨軍文職人員及其遺族都得到了各式各樣的補償，但這些法律全都設有「國籍限制」，不具備日本國籍者便不在補償對象之列。因此，被認為「喪失」了日本國籍的臺籍前日本兵及其遺族，從開始連一毛錢的補償都沒拿到。
從戰後臺灣所經歷的歷史，我們也可窺見臺籍前日本兵的悲哀。戰後，臺灣被新的外來政權，亦即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統治。換句話說，對這些臺籍前日本兵而言，他們等於是被原本的「敵人」所支配。
日本在1951年與美國及其它同盟國成員簽訂了《舊金山和約》，結束戰爭狀態，放棄了臺灣及澎湖諸島的主權。然而當時，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並未獲邀參與和約的簽訂，日華間便於1952年4月28日另行簽定《中日和約》，該合約第三條明定，臺日間財產及債權問題，「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
也就是說，臺籍前日本兵的財產及債權，亦即戰時遭積欠的薪資及軍事郵政存款等，皆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來處理。但兩國後來並未針對此「特別處理辦法」進行討論，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中日和約》遂告失效。附帶一提，針對「特別處理辦法」，有紀錄指出，日本政府曾經三度去函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要求進行推動，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並未接受。
如此，臺籍前日本兵及其遺族作為「日本人」所應獲得的補償及債權，就這樣在戰後的日華關係史中被忽視。
政府決定支付每人200萬日圓特別弔慰金，但……
臺籍前日本兵的戰後補償問題未獲得進展，漸漸在歷史洪流中受到淡忘，直到戰後將近30年，1974年，一件偶然事件的發生，終於讓事態有所前進。該年12月，一名在戰時由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生還者中村輝夫（阿美族名為史尼育唔），在印尼摩羅泰島被發現，他是繼橫井庄一、小野田寬郎之後第3名生還者，受到社會矚目。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臺籍前日本兵中村輝夫與橫井、小野田不同，並無法作為「日本人」獲得補償，只拿到了6萬8千日圓的歸還者補貼金。面對這樣不合理的情況，民間有志人士與國會議員展開了支援行動，例如在1975年，由明治大學教授、語言學學者王育德擔任事務局長的「臺籍前日本兵補償問題探討會」，以及1977年，由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臺籍前日本兵補償問題探討議員懇談會」（代表會長：有馬元治）相繼成立。國會議員、學者、律師等民間有志人士組成支援團體，針對臺籍前日本兵及其遺族的補償問題，展開了大規模的運動。
接著，1987年9月，《有關對臺灣住民戰歿者遺族等之弔慰金等之法律》、1988年5月，《有關特定弔慰金等實施支付之法律》相繼特別立法通過，規定臺籍前日本兵之遺族及戰傷病者當事人若提出申請並獲認可，每人將獲得200萬日圓的特定弔慰金。根據當時管轄特定弔慰金事務的總理府（今總務省）所統整的《總理府史》，截至申請期限1993年3月底為止，共收到2萬9913件申請，合計支付了529億9000萬日圓。
至於懸而未決的臺籍前日本兵之積欠薪資及軍事郵政存款等所謂「確定債務」問題，政府於1995年決定償還債務金額的120倍之金額。這金額是日本政府考量臺灣軍人薪資實質成長率後所決定的，但當時的當事人及支援團體主張，考量到戰後50年間的臺灣經濟成長率及當時自衛隊隊員薪資水準等因素，反映物價之後其倍率應該要定為1000倍以上，甚至高達7000倍才合理。日本政府此種單方面的決定，引發了許多抗議與反彈聲浪。
不論如何，對於臺籍前日本兵及其遺族之補償與確定債務問題，日本政府的官方見解，認為前述的補救措施實行後，「已獲得解決」。
前文提到的臺籍前日本兵蕭錦文認為，日本政府的應對「實在太過冷淡」。他透露當時的心境，如此說道：「我心愛著日本，為日本不惜奉獻性命，但同樣是前往戰場，回到日本的人就能得到充分的補貼，回到臺灣的人卻什麼都沒有，實在令人懊悔。」
特定弔慰金的支付，由日本紅十字會與臺灣紅十字會簽訂實施辦法後施行。圖為特定弔慰金之裁定通知書（林阿貞提供）
被「雙方政府」忽視的臺籍前日本兵的人權與尊嚴
為什麼臺籍前日本兵及其遺族會遭到如此悲慘的對待？
筆者訪問到吳祝榮先生，他負責營運位於高雄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同時也是進行臺籍老兵調查、慰靈活動的高雄市關懷老兵文化協會常任理事。
針對這個問題，吳祝榮指出，日本與臺灣「雙方政府都有責任」，也就是說，雙方政府都「不重視人權」。日本政府以戰後經濟貧困為理由將問題置之不理，在經濟成長後也並未積極應對；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則是擔心自身在戰後從日本接收的財產的正當性成為討論焦點，因而對推動《中日和約》裡的「特別處理辦法」相當消極，再加上臺籍前日本兵對國民黨政府而言曾是「敵人」，因此對這個問題便漠不關心。
也就是說，本來應該受到保護與尊重的臺籍前日本兵的人權與尊嚴，就這樣被雙方政府漠視。
25年來關懷著臺籍前日本兵的吳祝榮（筆者攝影）
「臺日交流中心」的設立，以及遺族們最後的心願
臺籍前日本兵的戰後補償問題，在戰後臺灣與日本所處的環境之中，能克服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制約，全都有賴當事者及臺日雙方有關人士、民間有志人士長年以來的努力，這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為他們持續發聲、運動，才使得這個戰後被置之不理的問題得以向前邁進。
但另一方面，那些曾作為「日本人」為國家打仗的人們，至今仍無法作為日本人獲得補償，這樣的事實並未改變。
林阿貞的哥哥在菲律賓戰場因病過世，他作為遺族針對戰後補償問題努力了40年以上。他說：「當時並沒有所謂『臺籍日本兵』這個說法，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孩子』、『皇軍的士兵』」，並且憂心，日本若就此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恐將汙名留於後世」。
同時他也說，「臺灣人的血與汗與淚，都沉睡在日本政府的金庫裡」，主張那筆原先應該要支付給臺籍前日本兵的款項，應該用來推動未來臺日交流的公益事業。事實上，就筆者手邊收集到的許多臺日雙方資料顯示，那些未於期限內申請，或申請遭駁回，或是對日本政府的應對感到不滿而拒絕申請的人，他們原本所該獲得的款項合計至少有兩百數十億日圓以上。這些案例後來如何處理不得而知，可能根本已經不存在了。
此前，林阿貞努力推動用這些沉睡在日本國庫裡的錢，在臺灣設立老人之家等設施，但在許多需要這些設施的當事人已經過世的如今，他表示，成立一間「臺日交流中心」，讓日本人與臺灣人能學習共同的歷史並互相交流，是他最後的心願。
林阿貞家中保存著與補償運動有關的大筆資料（筆者攝影）
現今所必須面對的日本人的「前輩」，這些臺籍前日本兵的歷史
戰後已經過了75年，許多當事人都已不在人間，如今，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吳祝榮強調「紀錄下臺籍前日本兵這些前人的歷史，並持續慰靈」的重要性，或許這也是日本人所應採取的態度。
當所有當事人都不在了，這個問題也將自然消滅。但若不正面面對這個問題，任由歷史遭到忘卻，日本恐將背負「汙名」至後世。那些曾作為「日本人」為日本而戰的臺籍前日本兵無法作為日本人受到補償，這既是人權與人道的問題，同時也是日本人的民族的問題。
日本有責任，不能單單等待時間流逝，應該積極學習臺籍前日本兵的歷史，也不該忽視其後的戰後補償問題，應該擔負起對這些身為日本人的「前輩」的臺籍前日本兵的慰靈責任。這個問題所需要的，不單只是法律上的、形式上的「解決」，而是作為日本人，正面面對歷史的「道義責任」。
標題圖片：林阿貞作為臺籍前日本兵遺族，長年努力推動戰後補償問題（筆者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