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防疫初衷：克服「最早傳染病」瘧疾的心路歷程

現在毎年仍有二億人以上感染瘧疾

在人類發展的進程裡，對抗傳染病就像戰爭一樣無法切割。眾多的傳染病裡面，瘧疾的歷史非常悠久，在約3千萬年前的琥珀化石裡發現了帶有病原體瘧原蟲的蚊子。瘧原蟲是透過部分品種的雌性瘧蚊（Anopheles）進入人體血液裡面。一旦罹患瘧疾，除了發燒、畏寒、頭痛、痙攣等症狀，若惡化為重症的話，甚至會出現意識不明，導致死亡。可分類為三日瘧、四日瘧、卵形瘧以及熱帶瘧（又稱惡性瘧），特別是熱帶瘧的症狀最為嚴重，若是沒有任何應急處置，極有可能致命，即使接受最妥善的治療，也有20％的死亡率。

時至今日，以非洲為首，世界上仍有幾億的人口受到瘧疾威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世界瘧疾報告書，2018年有2億2千8百萬人感染瘧疾，有40萬5千人因此死亡。非洲占其中9成以上。

筆者是定居在臺灣的日本人，很幸運地，生活中幾乎不曾遭受到瘧疾的威脅。今年（2020年），看到新聞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主張抗瘧疾藥能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時，已經是隔了好久之後才再度聽到這個名稱。於是向在台南開業的醫師韓良誠（參考：日本統治時代 臺灣韓石泉醫師筆下的臺南大空襲2020.08.07）請教有關瘧疾的歷史，他分享了這段往事：

「第二次大戰期間，我還是小學生，當時的日本老師經常叮嚀：『就算吵架是非不得已的，也絕對不可以打對方的肚子』，因為脾臟會受損。」

脾臓是處理衰退紅血球的器官，因為瘧原蟲會大量破壞紅血球，增加脾臟的負擔。因此，在二戰前的學校，應該都是如此教導學生的吧。

非洲藥局販售的瘧疾治療藥（唐渡千紗提供）

瘧原蟲大量減少的示意圖（唐渡千紗提供）

抵擋外來者入侵的「戰鬥機」瘧蚊

臺灣素有「美麗島」之美稱。16世紀中葉，將鐵炮和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葡萄牙人，在同個時期，行經海上眺望這座高山峻嶺聳立的島時，高呼：「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此後，福爾摩沙一詞在歐洲人之間就成為這座島的通稱。

相反地，清朝官吏或士兵則是把這座島稱為「瘴癘之地」等。「瘴」是指山林間溼熱蒸鬱的毒氣，「癘」是瘟疫的意思。1897年，駐印度英國人醫師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1857-1932年）發現瘧疾的傳播媒介主要是透過瘧蚊，在那以前，世界各地普遍認為是因為吸入毒氣的緣故。

瘧蚊就像是戰鬥機，對來自外部且沒有免疫力的入侵者發動攻擊，寄生的瘧原蟲形同砲彈，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1874年（明治7年），日本出兵攻打臺灣（譯註：日本稱為「台灣出兵」；臺灣稱為「牡丹社事件」）就是明顯例子。出動的3600名士兵當中，戰歿者僅有12名，相較之下，病歿者卻高達561名，因此被迫撤兵。

幾千年以來，瘧疾就這樣子棲息在非洲和亞洲的熱帶地區，強力抵擋外來者的入侵。如果沒有瘧疾的話，世界史應該會完全被改寫吧。

臺灣的山地（筆者拍攝）

臺灣瘧疾研究的先驅者──木下嘉七郎和羽鳥重郎 

早於羅斯的發現，臺灣總督府在1895年以後就迎面對抗這個神祕敵人，在五里霧中摸索。自隔年96年起，臺灣三度爆發鼠疫大流行，應付不暇，因此遲遲無法研擬出有效的瘧疾對策，但是調査工作和研究則是穩步前進。

木下嘉七郎和羽鳥重郎是日本統治初期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木下自長崎第五高等學校醫學部畢業後，在台北近郊調查蚊子生態，1901年於《東京醫學會雜誌》第16號發表「肉叉蚊第一回報告」。之後，留學德國後回到臺灣，讓瘧疾肆虐的甲仙埔（現在的高雄市甲仙區，因盛產芋頭而出名）居民約3,500人一律服用作為治療藥的奎寧，得到良好效果。前途備受看好的木下卻在山岳地帶病倒，1908年不幸英年早逝，年僅36歲。木下發表的約20篇論文，成為臺灣的瘧疾研究基礎。

群馬縣出身的羽鳥重郎醫師也積極投入田野調查，發現了數種新種瘧蚊，並正式釐清臺灣風土病之一的「恙蟲病」是由恙蟎叮咬所引起的，對臺灣醫學和公共衛生有莫大的貢獻。退休後，他移居東部花蓮開設兒童醫院，故居經過修復後，即為現在的「秋朝咖啡館」，一棟瀰漫著檜木香氣的老屋咖啡廳。

瘧蚊的精巧模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筆者拍攝）

1928年製圖的教學用「瘧疾病原蟲感染經路」。畫得相當明朗，但與現今之理解不完全相同。同博物館所蔵（筆者撮影）

從夏威夷搭船上岸的魚

至於如何對抗瘧疾，大致上可分為「對蚊法」和「對人法」兩大方針。

「對蚊法」是透過上下水道的整備、填埋沼澤地、叢林採伐、噴灑殺蟲劑等方法，來減少瘧蚊孳生。不過，當時要求當地居民無償做這些工作，引來很大的反彈，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911年，總督府引入大肚魚（Gambusia affinis）也是對蚊法的其中一例。受雇臺灣總督府的農業技師井街顯，到美國視察的回程途中，在夏威夷取得600尾和青鱂魚極為相似的小型淡水魚，為了避免水溫上升，把用布包裹的冰塊放在水槽上面等，小心翼翼地帶回臺灣。大肚魚的生活習性偏好蚊子幼蟲孑孓，因此被稱為食蚊魚，雖然最後活著的只剩下50尾魚，但是經過成功繁殖後，懷著萬分期待，放流到臺灣各地的淡水水域。之後，雖然不知道對於消滅瘧蚊有多大幫助，但至今鄉下的池塘裡都可以看到子孫們的身影。1916年，也從臺灣移植大肚魚到日本。 

雖有成果，卻因戰爭前功盡棄

有關「對人法」，是採用羽鳥重郎（1871-1957年）參考德國細菌學者羅伯．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年）在新幾內亞島的成功例而提倡的方針，1910年以後成為主流。瘧疾盛行的土地以及總督府重視的土地被指定為「防治地區」，並在各地區設立防治所，居民每個月一次固定接受血液檢查，原蟲陽性者在原蟲繁殖周期上升期間，使用奎寧治療，達到撲滅效果。免費實施檢查和用藥，因為效果明顯易見，廣受民眾歡迎。防治地區逐年增加，在終戰前的1944年，高達197處成為指定地區。

在當今的社會上，為了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擴大傳染，有人認為應該大規模實施PCR檢査（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脢連鎖反應），但也有人不以為然，雙方意見僵持不下。不論是時代背景或者是傳染病的類型都不同，但是當時柯霍、木下和羽鳥等人的理論和實踐，應該可以為現在PCR檢査的爭議提供一些真知灼見吧。

根據北里研究所出身，自1924年起在臺灣擔任瘧疾研究的森下薫製作的「人口／瘧疾死亡人數／每萬人平均死亡人數」統計，1906年是299萬／10,582／35.4，但是1920年是346萬／7,760／22.4，1930年是427萬／2,844／6.7，表示這段期間的人口增加了140%，但死亡人數降至4分之1，可以說確實達到了成效。

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長年累積下來的成果被嚴重破壞。一來是雖然奎寧的原料金雞納樹在高雄六龜等地區大量栽種，卻奎寧都被送往進駐在南洋的日本軍，所以無法供給臺灣民眾；再者，是沒有免疫力的都市居民被疏散到鄉下，造成傳染不斷地擴大。日本戰敗後，掌握政權的國民黨也無法採取有效措施，甚至有報告顯示，在戰後初期人口600萬人中就有100萬人以上罹患瘧疾。

戰前栽種的金雞納樹，可提取奎寧的原料。六龜扇平生態園區（筆者拍攝）

戰後防疫活動的源流──潮州瘧疾研究所

位於屏東縣潮州，曾經存在過的「瘧疾研究所」，可說是臺灣在戰後實施防疫活動的源流地。擴充日本統治時期的瘧疾研究設施，在洛克斐勒財團的資助下，聘僱大量的研究人員。當中也有不少是戰後留在臺灣（留用日人）致力於教育事業的日籍醫師的學生。能夠完全撲滅瘧疾的致勝一擊在於殺蟲劑「DDT」。在被批評對環境有害之前，被稱為「魔法藥」，連日本也用來滅蝨等。在臺灣是組織「噴射隊」，把裝有DDT水溶液的唧筒放在腳踏車的貨架上，逐一前往各個鄉鎮，對住家牆壁或家具進行噴灑，成效卓越。1965年，由WHO正式授證將臺灣列入瘧疾根除地區。

此外，提供大量DDT和噴射器的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是在美國資助下成立的，已故前總統李登輝和筆者之前介紹過的陳俊郎（可參考：李登輝也朝他敬禮：陳俊郎的壯烈人生 2019.03.28）都曾在此機構任職過。

戰爭是最大的敵人

在調查臺灣對抗瘧疾的歷史時，無不對曾經參與研究或診療的人心生敬佩，他們的勇氣和辛勞值得讚賞。踏入原蟲蔓延的山野採集蚊子的許多學者，因此而喪命的木下嘉七郎。當然也不能忘記在偏鄉進行檢查．診療的醫療人員，以及指導民眾個人及環境衛生的警察的存在。日治時期抗瘧有功的日本人也被後世的臺灣人詳細記錄下來，尤其是朱耀沂的著作《臺灣昆蟲學史話》（2005年，玉山社）或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顧雅文的論文裡，都詳實記錄了在日本幾近被遺忘，但對瘧疾研究有莫大貢獻的先人足跡，是認識臺灣與瘧疾之戰的珍貴資料。

自日本統治起，在眾人的努力之下累積近50年的防疫成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毀於一旦。戰爭勃發而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正是致力傳染病防治的人們的最大敵人。唯有在和平及提升整體社會的衛生環境及生活水準的前提之下，才能開展出克服感染症之路。

標題圖片：日治時期在屏東潮州建設的瘧疾研究機關。1948年作為「瘧疾研究所」重新開始營運，獲得卓越的成果，後來成為台灣防疫歷史的里程碑。（臺灣疾病管制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