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選舉共同體與防疫共同體──從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到新型冠狀病毒時代的臺灣政治腳步

「住民自決」主張後的25年

「臺灣尚待定義」？

在上次的連載裡曾經提到，自己首次進行「走看聽選舉」是在1983年的「立法院增額立委選舉」，臺灣獨特的反對勢力「黨外」的口號「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成為當時選戰的焦點，那個口號的前提是，「臺灣住民」作為應該決定自己國家歸屬的主權主體，當時的我親身見證了臺灣民族主義公然躍上臺灣選舉政治的舞台。

從上個月便斷斷續續地閱讀臺灣歷史學者周婉窈（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文集《島嶼的愛和向望》，前幾天在書裡看見了以下這段話。周婉窈是臺灣史概論的暢銷書籍《臺灣歷史圖說》（初版1998年）的作者。

「臺灣尚待定義，但不要告訴我，她只能等待再度被外力重新定義」。

應該不只有我感受到，這段話與上次介紹過當時「黨外」領袖之一的康寧祥所言「臺灣現在正面臨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臺灣住民掌握自己命運」等主張，在思想上有所關聯、相互震動吧。

前述周婉窈的文章寫於2009年，「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的主張公然登場後，光陰流逝超過25年。而當下，世界正處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肺炎大流行的顛峰時期。此次暫且停止依循時序的過往回顧，希望記下「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之後的轉折，以及關於當下的所思所感。

「選舉共同體」

1983年，當時「黨外」的「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主張，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A）臺灣面臨危機之際，拒絕再度由外部力量（當時的說法為「國際強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其中蘊含了臺灣未被國際承認為一個國家的抗議意味。另一部分為（B）關於臺灣命運的選擇，當時的政治體制未能反映民意，因此包含了施行民主制度的要求。「自決」和「民主」結成後，展現於政治之中，如同上回所述，理論上「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主張將「臺灣住民」視為主權集團，若由此處展開思考，這就意味著希望改造臺灣政治體制，使之成為足以體現「人民主權」的制度，並要求以此因應（A）的狀況。

經過如此主張之後，眾所皆知地，（B）的政治體制民主化的部分已然實現。實現後的臺灣政治體制，其代表性象徵即為4年1度的總統大選。藉由1996年首次舉行臺灣總統大選，臺灣各級行政首長下至村里長、鄉鎮縣市長，上至總統；各級議會下至鄉民代表、鎮民代表，上至立法委員，全都透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治制度已然成形。針對此事，我在2008年的著作（《臺灣的政治》東大出版會）裡評述如下。

「中國大陸的東南方，日本南鄰的海面上，出現了一個擁有民主制度的島嶼國家。臺灣的選民沒有例外地從地方鄉鎮到國政層次，都有參與公職選舉的經驗，成為所謂『選舉共同體』的成員。」（219頁）

沒錯，正是「選舉共同體」。周婉窈所言「臺灣尚待定義」裡的「尚待定義」，意味著戰勝內外困境的自我定義尚未完成，以及尚未獲得支持那個自我定義的「某種事物」。那個「某種事物」並非僅有政治性的意義，可以理解為帶有形成豐富人文價值的意味。

不過若只看政治層面，2008年在我眼中映照出的是，藉由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臺灣住民以「選舉共同體」定義自我。毋須諱言地，4年1度的總統大選正是這個「選舉共同體」的代表性事件。

過往的25年之間，臺灣雖然已經舉行過7次的總統大選，那是一個因內外諸多因素而持續飄搖不定、波瀾萬丈的過程。從首次大選開始，中國軍隊便發射飛彈至臺灣海峽，並在臺灣海峽進行以進犯臺灣為目標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當時美軍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接近臺灣海峽作為對抗措施之下，臺灣大選才得以在平穩的狀況下順利舉行。正如「飛彈」vs.「投票箱」的插畫所描繪的對抗景象，非常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延續至今日的中國「高舉利劍的脅迫（saber rattling）」與臺灣的「民主」之間的對抗模式，便起源於此。

其後2000年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在大選中贏得政權，競選連任時的「公投」綁大選，不僅惹怒北京，也讓華盛頓不悅，之後2004年、2008年、2012年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無論勝敗，成為不只北京，連華盛頓都「不歡迎的人物」。

而之後在2016年，民進黨推舉蔡英文出馬奪回政權，但在2018年的全國地方選舉裡，對於這大約40年間推進的民主化・臺灣化等種種變化抱有違和感的人們，有了韓國瑜這位擅長耍把戲的政治丑角，臺灣政治史上興起一陣史無前例的右派民粹主義大浪。從結果看來，2020年1月的總統大選，蔡英文雖然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蔡英文競選連任時，某段時期曾陷入危機狀態，還讓人記憶猶新。

作為主權宣示意義的總統大選

臺灣政治觀察家小笠原欣幸在2019年出版了《臺灣總統選舉》一書，他的研究顯示出這7次選舉的實際豐富樣貌，臺灣總統大選所體現的，並非只是最高行政首長的選舉，也不僅僅是政治權力在一定期間的競逐下分出成敗，並重新託付政治權力的政治制度。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臺灣的總統大選具有所謂的「人民（＝公民）主權宣示事件」之意義。

若借用周婉窈部分修辭來描述的話，透過民主化所形成的「選舉共同體」，即為擁有主權的共同體＝公民（nation），總統大選便也成為了向國內外自豪地展現如此「自我定義」的政治事件。不僅是小笠原，許多觀察家都指出，多年來隨著總統大選的持續舉行，覺得臺灣不是中國（至少在廣義政治意義上有所不同），更視自己為「臺灣人」的人也在持續增加之中（小笠原將這樣的政治意識稱為「臺灣認同」）。

此外，爭奪總統大位的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對中國政策──與國家未來的選擇（統一或獨立）密切相關──的基礎不同（是否接受「一個中國」），因此總統大選自然地就帶有某種關於國家認同的公投（referendum）特質。所以每次政權輪替，臺灣社會就會遭逢政治震盪，面對從外不同方向傳來的各種壓力，臺灣選民必須為自己的決定，也就是自我定義的行為付出代價。

也許就因為如此，這也如同小笠原所指出的，從大多數人不想付出極端代價（與中國開戰）的想法裡，產生出某種自我限制。也就是說，認為臺灣海峽必須「維持現狀」的選民，常常占民意的大多數，形成了輿論難以改變的堅固構造，國民黨及民進黨兩黨若推出違逆此結構的候選人，便無當選希望。

在此狀況推展之下，雖然1983年的「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主張所蘊含的（B）民主化已然實現，但主張包含（A）拒絕外力決定自我命運的這個層面仍然未能改變。李登輝曾推動總統直選的制度化，自己也獲選為首任民選總統，或許期待著（A）的實現，但還未到達改變「國際強權」基本態度的地步。1995-96年的臺灣海峽危機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宣示「三不政策」，試圖修復中美關係，這便象徵著「國際強權」的態度並未改變。臺灣對外仍舊是一個沒有明確稱呼、不被承認的國家。

展演主權

存在著競爭與對立的國際社會裡，即使是穩定獲得國際承認的國家，適切地展演主權，仍是不可或缺。那麼在不被承認的國家，一定程度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也就是在足以維持「事實上的獨立」這樣的條件之下，常常必須更加積極地藉由展演主權，以彌補「事實上獨立」的主權內涵，其缺乏國際承認的不足。在「人民主權」作為主體（必須遵守的規範）的現代國際社會之中，那不僅是政治菁英的課題，同時也是公民的課題。當然，最少也必須別踩到像是主張自己是臺灣「祖國」的中國，以及美國等恩庇國家的「虎尾」。

目前正處於新型冠狀病毒大舉肆虐，導致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巔峰時期，或許我們可以如此看待當下的臺灣：戮力進行防疫活動的臺灣，其「選舉共同體」的成員們，正在展演稱為「防疫共同體」的人民主權。參與以臺灣為單位的防疫陣線，透過守護共同體的經驗，或許這個「防疫共同體」正是某種「生命共同體」（李登輝在1990年代初曾經使用過的詞彙）的體現。

為了展演主權，不得不更加展現熱情，那樣的熱情不太容易連結到已獲得實際承認的主權，雖然這是不被承認為國家者的悲哀，但在那些活動裡獲得優異成績，提高國際知名度，更加深了作為「國家公民」的自豪感受。在世界性的疫情消退後，那個自豪的感受將如何被國際看待？

即非如此，臺灣這個不被承認的特殊國家，在近代主權國家體系這個巨大的偽善體制當中，也是個特異的存在，那是由東亞「國際強權」之間對抗關係的地緣政治學所製造出的產物。

標題圖片：為了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一位女士配戴著口罩購買水果，2020年4月14日，臺灣臺北市（A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