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決、救臺灣」
在1983年的這個「增額立委選舉」裡，有三件事引起了選戰話題。首先是「黨外中央後援會」在十項「共同政見」的第一項主張「臺灣的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以「民主、自決、救臺灣」作為競選口號。第二是「黨外」的知名政治家康寧祥落選，連被視為康系的張德銘與黃煌雄都雙雙落選。如同上回所述，這三人剛好都是前年8月我偶然在東京會見的「黨外」政治家。第三是國民黨推舉的7名候選人全數當選，當時臺灣媒體以汽水飲料七喜（７UP）為名稱之「七席全上」。現在回想起來，這三件事全都相互有所關聯。
當時中央選舉委員會禁止「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的政見與「自決」主張，而「黨外中央後援會」推舉的候選人對此出現兩種反應。第一種是忽視，或者幾近忽視選委會禁令，仍然直接在競選看板上打出「民主、自決、救臺灣」的口號，例如以下的照片所見，很明顯地可以看到選舉旗幟上的口號某部分被消去。
另一種方式是，如前述康寧祥系候選人的對應方式，不直接使用「自決」兩字，而是以其他說法代替。例如以下照片裡的康寧祥競選辦公室外的牆面看板上，便寫著「打破中央決策壟斷，掌握臺灣住民命運」。如此康寧祥式的妥協策略，當時受到「黨外」新世代的批評，而康寧祥的這次敗選，正顯示出他的做法不會成為之後的選舉主流，但對剛開始理解「黨外」的新手而言，我還記得當時感覺到，如此的解說性口號，讓人更加容易理解民主化與「自決」之間的關係。
臺北康寧祥競選辦公室外的巨大看板（筆者攝影）
此外，康寧祥在那次選舉裡曾多次強調，「臺灣現在正面臨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所謂「第三次」的說法是指，第一次是清朝割讓臺灣給日本，第二次是日本戰敗後，臺灣由中華民國統治，而「現在＝第三次」，廣義而言是從1970年代初期遭受國際孤立，狹義來說是指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譯註：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79年斷交）之後的情勢。當時聽到康寧祥的這種說法，心想「歐，是這樣啊，臺灣人（本省人）原來是如此看待臺灣的歷史」，我記得自己以某種方式獲得了理解。面對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若繼續置己身於非民主的政治體制之下，就會如同先前兩次一樣，再次由外來者擅自決定臺灣人的命運，但臺灣人再也不接受這樣的事情了──當時我感覺到「自決」口號的背後，潛藏著這樣的情感，源自於某種焦躁不安的情緒。
相對於「黨外」的「自決」主張，國民黨系的評論者認為，所謂「自決」是針對帝國主義下殖民地的論述，由於臺灣當時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因此只是無的放矢，這樣的批評當時非常盛行。無庸置疑地，身處臺灣政治磁場的人當然都理解，問題核心並不在此。潘朵拉的箱子已經被打開，問題已經發展到該如何想像臺灣的「民族」（nation）認同，成為臺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的問題了。
無論是中國國民黨的表面說詞，抑或中國共產黨的「祖國和平統一」的政策，皆先驗地（a priori）認為臺灣是某種意義下「中國」的一部分。不過「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的主張則非如此，由「住民自決」達成的結論，無論是選擇「統一」還是「獨立」，理論上都開放可供選擇，但做決定的是「臺灣住民」。
對於國共兩黨共同認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而言，這是無法容忍之事，不過「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的主張裡，將「臺灣住民」認定為決定自己國家歸屬的具有主權性的集團。那樣的主權性集團通常指的是民族（nation）。該主張的確並未直接宣稱要建立以臺灣為領土範圍的獨立主權國家，但至少明確地想像著一個以「臺灣」為範圍的民族（nation）之存在。
回到日本前，我在首次的「觀察選舉」之際，親眼目睹臺灣民族主義公然登上了臺灣選舉的政治舞台。
初次會見謝長廷和梁肅戎
雖然投票日是12月3日，但我並未在投票日後即刻回國，而是在臺北多待了幾天。當時也是在日本交流協會的下荒地修二先生安排之下，才得以會見臺灣的政治人物。現在還有印象的是當時擔任臺北市議員的謝長廷先生（1981年當選），以及梁肅戎先生（由東北地區遼北省選出的首屆立法委員，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之後成為「萬年國會」時期最後一任的立法院長）。
下荒地先生翻箱倒櫃地替我找出他以前的筆記，確認我與謝長廷先生的會面是在當年12月5日的夜裡，我們在南京西路和中山北路交叉口的永漢大樓地下樓層的餐廳裡，一同享用涮涮鍋，陪同的似乎尚有司馬文武先生，以及一位名為Andy Tanzer的人物。當時我和司馬先生已有半年不見，那之後也在許多因緣際會下有所接觸，或許之後還會在文章裡請他登場。而Tanzer這位人物當時似乎是《富比世》（Forbes）雜誌的香港特派員，現在完全沒有關於他的任何印象。
現在也不太記得當時謝長廷先生談了什麼，恐怕是我只能傾聽他們交談而已之故。不過當時他身形細瘦不高，一副剛踏入政治圈的「青年律師」模樣，卻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鮮明印象。其後每次當我造訪臺北時，就會託人請求會面。選舉的時候當然也會前往他的競選辦公室拜訪，我們只要在這種情況下會面，常常就會有數名日本平面媒體的記者聚集而來，希望他以日語發表評論。
雖然這是後來才發生的事，但在1980年代末期，大概是1989年選舉的時候，偶然間我和一位擔任導遊的日語世代（譯註：在日本統治時期接受日語教育，因此能流暢使用日語的世代）臺灣人同車，在路上碰巧遇到謝長廷先生在選舉宣傳車上發表演說（大概在榮星花園一帶），那個人立刻指著謝長廷先生突然對我說：「那個人是臺灣的希望之星，只要他有意願並且號招群眾的話，連臺北都可能發生暴動。」他的舉動讓我嚇了一跳。也許就在那前後不久，我前往謝長廷先生位於松江路上的競選辦公室拜訪，他邀我到附近的臺式日本料理店共進午餐，在談話之際，桌上增加了好幾盤我們沒有點的菜餚，原來是支持者發現他在餐廳，因此特意招待。他若無其事地朝對方點了點頭表達謝意。他當時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我和梁肅戎先生的會面是在12日7日的早上。由於當時下荒地先生跟聯絡我時說：「請穿著夾克前來赴約」，我便從善如流地著裝，前往臺北車站前的希爾頓飯店2樓的餐廳赴約。當時我投宿在忠孝東路上的天成大飯店，因此步行立即可抵達會面場所。我想當時經由日本交流協會的介紹前往臺北的日本報社記者也常常在此住宿。
按照往例，我並非談話的主角，因此不記得當時談了什麼，但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談話主題當然是剛結束的選舉，下荒地先生詢問梁肅戎先生對於「黨外」的「自決」主張有何看法的時候，我清楚記得他對此的回應：「絕對不能主張地方主義，強調地方意識就糟了，強調民主即可。」我知道國民黨方面一向以這樣的話語批判「黨外」的意識型態，但親耳聽到國民黨要角以如此堅定的語氣說出口，仍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初次發表學術性（？）的臺灣政治分析
回國後，如前所述以筆名在時事通信的《世界週報》上寫了報導文章，隔年更在中國研究所1984年9月號的《中國研究月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臺灣的選舉與民主化〉的文章（之後收錄於1985年研文出版的《海峽 望向臺灣政治的觀點》）。此文不僅註解文獻出處，更援引「發展型威權主義體制」（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 Regime）等概念進行分析，雖然不能說是論文，但已經成為一篇類似研究筆記的文章。這可以說是我撰寫關於臺灣政治研究的處女作。
《海峽》一書的封面（筆者攝影）
無論是從「歷史情結」裡產生的「政治哭調」（選舉時以富含哀戚語調的臺語進行演說，來表達本省人遭受歷代外來政權壓迫的「歷史情結」之感受），抑或「民主假期」（在長期戒嚴之下，唯有選舉時取締管制才會稍微減緩，彷若戒嚴暫時停止的「民主」時間）的「雞骨頭遊戲」（國民黨一黨獨大之下，選舉實際上只是「黨外」在搶食國民黨吃剩的雞骨頭一般的「黨外」勢力的自嘲）等等，那篇文章一方面針對當時臺灣政論雜誌上的常見用語進行解說，同時分析美麗島事件以來的選舉政治狀態。
前者顯示出前述康寧祥所言「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的背後，遭受國民黨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壓抑的本省人史觀（國民黨所謂「地方意識」）已經公然出現在競選活動之中。而在國民黨掌控媒體，擁有壓倒性組織能力的中選區制度下，反對勢力的政治空間原本就不大，若參選人數爆炸，當然會產生弱弱相殘的局面，後者就是對這種情況的自嘲之語。這就是當時尚為「黨外」代表性人物的康寧祥落選，而國民黨自豪於自家候選人在臺北市「7 UP」(七席全上）的背後所潛藏的政治構圖。先不談論文優劣，或許此文可以說是某種針對「威權主義式選舉」──剛好也言及臺灣固有的區域性脈絡──的研究分析。
其後仍舊持續「走看聽選舉」
當我足以解說臺灣當地的政治用語，並且開始投注心力在當代臺灣政治的研究時，或許可以說終於「進入狀況」了。
我就是這樣展開了自己的臺灣「選舉走看聽」。雖然在幾年過後不久才開始用「走看聽」來形容自己的行動，但平常在日本時，盡量閱讀可以拿到手的報章雜誌，追蹤臺灣的動向，若遇到機會，特別是遇到選舉的時候，就會停課一週左右，飛到臺灣，前往所有可及之處，盡可能地會見相關人士，聽取看法。那並非事先特別準備好訪談問題，接著進行訪問，然後留下紀錄的行動。比起近年來學者所進行的系統性田野調查工作，某種程度上那只能說是「走看聽」的行動。此外，當初完全沒想到要申請所謂「科研費」等官方的研究經費，每次觀察選舉時，就會想說撰稿後要在哪裡發表，再將拿到的稿酬充作下次訪臺的經費，我就用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了一段時間。直到1990年代初，東京大學的猪口孝教授將我納入他的「東亞的國家及社會」科研補助計畫後，我才初次得以官方資金支付一部份的研究經費。
即使只是如此「走看聽選舉」，在戒嚴時期能夠親身聽聞臺灣的民主化一步步向前邁進，是個令我興奮不已的體驗。
標題圖片：「自決」旗幟上的「決」字看起來變得有點半透明（筆者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