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與沖繩人──阻礙受難者認定的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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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據信高達數萬人,此前已有3名外國人受認定為受難者,並接受了臺灣政府的補償金,3名中有2名是日本人,2名中又有1名是沖繩縣相關人士。但另一方面,沖繩仍有受難者家屬申請了認定卻遭駁回,因而抱憾至今。今年2月28日是事發73周年,要找到新證據一年比一年困難,在此之中,受難者家屬儘管身懷悲痛,至今仍不斷尋找客觀資料,企圖證明家人之死與事件有關。
石底加彌(1908年生)的墳墓位於沖繩本島南部糸滿市的高臺之上,2019年5月,石底的三女,具志堅美智惠女士(78歲,現居沖繩縣豐見城市)帶領我們前往造訪。石底的骨灰罈大小剛好可以環抱胸前,打開罈蓋,裡面卻僅放著數塊石頭。具志堅說:「因為找不到骨灰,所以只能把從臺灣和與那國島撿來的石頭放進去。」
出身與那國島,行蹤不明的人們
石底出生於日本距離臺灣最近的與那國島。與那國島與臺灣最短距離僅111公里,日治時代石底在臺灣當漁夫,戰後日本統治結束,國民黨政權留用了他,他因而繼續待在臺灣。根據名冊,他是在高雄港務局臺北辦事處擔任土木技工,住處在臺北市京町(今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北門附近)。
石底的名字可以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中找到,他是由曾在日治臺灣工作的沖繩漁民們所組織的琉球漁民團的負責人。根據1946年11月4日的文件指出,琉球漁民團事務所位於南方澳(今宜蘭縣),那裡也是石底的住處。南方澳是臺灣屈指可數的港都之一,也是臺灣距離與那國島最近的地點。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臺灣與沖繩間的海洋上已存在著國界,但由於當時有臺灣引揚、漁業,以及所謂的「走私」和偷渡等等,因此人員往來相當容易,對靠海吃飯的人們而言,在臺灣擁有多個據點沒什麼不可思議的。
石底在1947年2月下旬某個夜晚,從位於與那國島的家中出門後,便在島南端的比川地區乘船前往臺灣。住在附近的仲嵩實(1917年生)也與他一同出海,兩人就此下落不明。根據沖繩大學客座教授,也是沖繩和臺灣交流史的專家又吉盛清調查指出,兩人被捲入了二二八事件,因而在基隆身亡。
根據石底遠親,娘家也在附近的崎原乃理(92歲,現居那霸市)指出,石底從臺灣引揚後,便寄居在崎原家中。當時仲嵩前來催促石底「快點走吧」,兩人才出門。那時因為天候不佳,兩人都急著趕快出海。崎原當時雖沒有親眼看到兩人的身影,但從談話與其它聲響便可以如此判斷。在那之後,「島上便傳出了風聲,說兩人在臺灣的事件中死了,誰誰誰又怎麼樣了。」(崎原證言)
仲嵩長女德田初子(82歲,現居那霸市)與崎原相差10歲,事發當年僅9歲。當時附近的人告訴她「妳爸爸在臺灣死了」,德田還相信父親只是下落不明,便回嘴:「誰說我爸爸死了?」但對方卻告訴她:「那個叫加彌的也死了。」這裡的「加彌」指的應該便是石底加彌。後來,大家便在集落外圍,距離墓地較近的名為Shikihama的海灘上,舉行了悼念儀式。
大家拜託木工製作了木製容器,放上了小小的飯糰及鹽巴,以及活著的雛鳥,放流至海上。德田仍記得,當時參加儀式的年長者口裡如此誦道:「去臺灣吧!」、「Hiriyo、Hiriyo、Hiriyo!」所謂「Hiriyo」是與那國話,意為「去吧」。
兩人與已認定受難者的差異
2016年2月,出身鹿兒島縣與論町的青山惠先(事發當時38歲)成為首位受到認定的外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同年11月,具志堅和德田等人申請石底加彌與仲嵩實的受難者認定,在2017年7月遭到駁回。眾人提出異議,卻在2018年3月再次遭到駁回。
駁回的根據是兩人的死亡登記書與死亡診斷書,其中有著如下記載:
【石底加彌】
死亡時間:1949年3月28日凌晨4時
死亡地點:自家(與那國町)
直接死因:瘧疾
死亡診斷日:1961年10月31日
與那國町公所受理日:1961年11月13日
【仲嵩實】
死亡時間:1949年3月28日凌晨3時
死亡地點:自家(與那國町)
直接死因:瘧疾
死亡診斷日:未記載
與那國町公所受理日:1958年7月18日
從死亡到受理日之間,石底經過了12年,仲嵩則是9年。石底的死亡診斷是死後12年才進行,仲嵩則是連有沒有進行診斷都不曉得。這兩份死亡登記書究竟是何種原因而如此記載?前文提到的崎原乃里推測:「可能是因為(從下落不明之後)經過太久了,才不得不提交失蹤登記的吧。」這裡說的「失蹤登記」指的便是「死亡登記」。
如此情形特殊的文件,竟成了判斷石底和仲嵩是否為受難者的依據。死因寫「瘧疾」很可能根本是權宜之計。另一方面,被認定為受難者的青山,則是沒有提交死亡登記書。
被捲入的沖繩出身者
二二八事件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視為禁忌,其在臺灣以外的地方開始受到矚目,是因為1989年公開的臺灣電影《悲情城市》(侯孝賢導演)。其後1995年2月,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公開道歉,同年4月為查明事件真相並對受難者進行補償,而制定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石底和仲嵩的家屬便是依據此法,請求認定與賠償。
那麼,這個事件在沖繩又是以如何被認知的呢?
我們可以查看事發之後不久的報紙。石底和仲嵩出身的與那國島屬於八重山地區,而八重山地區發行的報紙《海南時報》在事發2週後的1947年3月14日,是如此記載的:
「臺灣北部臺北方面肇因於物資問題而發生的國民軍與島民間的衝突,截至7日死傷者已累積至3000至4000人,但因長官遲遲未對島民陳情進行回應,4天後的10日,又增加了1萬名死傷者。對此,國民軍於11日宣布臺灣全島戒嚴,勒令停止鐵道、通信、廣播。」
新聞標題為「臺灣發生暴動」。這件事雖然現在已定位為「二二八事件」,但當時除了稱呼為「暴動」,想必也別無他法。
這篇報導刊出4天後,另一篇報導刊登(3月17日),報導內容指出沖繩出身者亦處於被捲入二二八事件的危險之中。「暴動演變至今,已使少數滯留沖繩人民不得不進行引揚,他們拋棄漁具,慌張逃回。」報導採訪了從南方澳乘船駛入石垣的漁船船員,該船員表示:「因為情況惡化,我們船長也要我們趕快逃回來,我們便在13日離開蘇澳,朝石垣前進。除了我們的船以外,還有至少40艘船也跟著引揚。」
然而,真正有具體報告指出沖繩出身者也被捲入事件中,得等到2007年2月。前文提到的又吉教授在進行採訪調查後所製作的受難者名單中,仲嵩、石底、青山等人的名字首次出現。從事件發生之後,已經過了60年。
如今二二八事件這個詞語以及受難者認定制度在臺灣內外已人人皆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或許無法理解為何當時石底和仲嵩的家屬要提出死亡登記書。然而還原兩人的死亡登記書受理的時空背景,那是個連要求查清真相都相當困難的時代。不過不論事情經過如何,死亡登記書畢竟是具有客觀性的公共文件,因而造成家屬求償困難。
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認定制度,與韓國濟州四‧三事件和沖繩戰進行比較研究的濟州大學高誠晚教授分析,臺灣的受難者賠償制度「此前只將本省人視為受難者,而青山等人(獲認定為受難者)則跨越了這道限制,這在清算過去歷史的意義上,是相當卓越的成果。」今後他也將繼續關注受難者認定的範圍是否能跨越國界和民族的界線,惠及石底和仲嵩身上。
具志堅曾如此說道:「我真想請臺灣的負責人實際來這邊,看看墳墓打開後骨灰罈裡只裝了石頭。」仲嵩實的孫女,當間千惠美(63歲,現居那霸市)也同樣表示:「提出(受難者認定申請)之後,我們就一直在要求他們要實際來看看(墳墓裡沒有埋藏遺骨)」。
書面文件上宣稱是在家中病死,但墳墓裡卻沒有遺骨,只有石頭──他們希望有關人員實際前來勘查確認的這個願望,是否能有實現的一天?
標題圖片:二二八事件紀念儀式上,德田初子(圖左)抱著仲嵩實遺照獻花。具志堅美智惠(圖右)也帶著石底加彌遺照參加,2017年2月28日臺北市(筆者攝影)
參考文獻
- 河原功監修、編輯《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8卷(ゆまに書房,1998)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蘇澳鎮漁業生產合作社陳請琉球漁民團加入捕魚生產〉(資料編號:00306520030007)
- 《海南時報》
- 高誠晚《「受難者」的政治:濟州四‧三/沖繩/臺灣二二八 歷史清算的苦惱》(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