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司馬文武曾言「我們無法等」──1982年夏，我與「黨外」相遇

「從黨外進入狀況」

1980年春，時隔7年再次拜訪臺灣，那時我仍在研究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史，但該次訪臺成為轉捩點，那時臺灣政治的巨輪開始轉動，我則逐漸受到其強大磁力牽引其中。其後，接續著1980年的訪臺之旅，1982年夏天的經驗，也在背後推了我一把。那年一到暑假，我便儘早訪臺（7月22日～8月5日），在其他活動的空擋，初次會見了「黨外雜誌」的政治評論家，親耳聽聞他們的主張；回國不久，我又在東京首次會見了當時「黨外」的著名政治家康寧祥先生。

所謂「黨外」，相當於目前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1986年成立）之前的反對勢力之總稱。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確立了一黨獨裁體制，在此體制之下，雖然仍在戒嚴時期，但透過1950年代初期開始舉行的地方公職選舉，仍有少數採取非國民黨、甚至反國民黨立場的人當選。

在地方統治方面，國民黨不僅在各個縣市扶植數個「地方派系」，使其相互競爭，更透過派系，將各方人馬吸納入利益分配的網路，成功實行其統治戰略。不過在這些選舉當中，通常最少有大約15％的選票，是地方派系無法網羅的漏網之魚，也就是對體制不滿的選民，吸納這些不滿而成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意味著「國民黨外部的人」，因此被稱為「黨外人士」。

其後進入1970年代，國會即使並未全面改選，但也開始舉行部分改選（也就是「增額選舉」），如此一來，增強了「黨外人士」之間的聯繫與合作，在每一次選舉活動裡，開始一步步地形塑政治反對勢力的樣貌。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鎮壓，在某種意義上，是政府試圖阻止「黨外」前進步伐的政治行動。

但「美麗島事件」後，由於美國的關係，蔣政權仍然無法廢止選舉，經過1980年底的「增額選舉」和1981年的「地方選舉」，「黨外」再度復活之際，「黨外」這個詞語並非只是「國民黨的外部」之意，而是可以說已經成為某種政治集團的專有名詞，意味著一股臺灣獨特的反抗勢力。在英文報章雜誌上，亦書寫成“Tangwai”或是“Dangwai”。

現在回想起來，我便是在那個時間點，初次會見了康寧祥先生。我的臺灣政治研究的助跑方式，是從1982年夏天的經驗裡發展演變而成，因此或許可以說偏向某種固定的手法，那是從「黨外」，也就是從「反對勢力進入狀況」的手法。我要到很久之後才意識到──以結果來看──哎呀，原來自己是以這種方式從事研究。

1982年夏天以「文化人派遣」的名目訪臺

首先從那個時隔2年的訪臺之旅談起。那個時候訪臺，是透過當時擔任交流協會（現在稱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總務部長的下荒地修二先生的幫忙，下荒地先生是我的大學學長，也是一位知華派（China school）的職業外交官。1980年夏天，我擔任總務省主辦的訪中團「通譯」，當時已經在北京跟他見過面；其後他一度從北京大使館回到外務省（譯註：相當於臺灣的外交部），而當時則派駐臺北，以交流協會的「文化人派遣」的名目，邀請我訪臺。

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筆者提供）

眾所皆知，交流協會是臺日斷交後，為了處理臺日間的「非官方關係」而成立的「民間機構」，其臺北事務所長相當於實際上的「大使」，根據我當時的理解，其「總務部長」屬於職業外交官的外派職等，事實上作為「大使館」的第二號人物，負責對應政治相關事宜。而下荒地先生積極地與臺灣政界接觸交流，其中也包含當時的「黨外」人士。

雖然稍微有些離題，由於參與了交流協會事業的一環，最近找到了留存在自己手上的一個文件，當中有一封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照片）。我只是大學的助教，但當時算是「文部教官」（譯註：「文部省」教員之意，文部省相當於臺灣的教育部），也就是國家公務員的關係，必須取得這樣的許可，才能前往沒有邦交關係的臺灣。而為了獲得許可，必須接受官方要求寫一封切結書：「本人理解與臺灣無邦交之事實，此次渡航目的在於學術交流，不會接觸政府相關人士。」我記得這樣的習慣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之後由於國立大學法人化，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首次在臺灣發表學術研究論文

當時的訪臺活動，整體上來說仍舊是以歷史研究者的方向進行。由於是以「文化人派遣」的名目來臺，雖說自己是對臺灣當代政治抱有濃厚的興趣而展開研究，但當時我還無力在他人面前議論臺灣政治，況且臺灣當時也還處於1949年開始施行的戒嚴令時期（1987年7月解除）。

那麼當時到底做了什麼呢？我還是在下荒地先生的幫忙之下，由他出面請託臺灣大學法學院的許介麟教授（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替我召集臺北的臺灣史研究者，舉辦小型研究會，許教授擔任會議主持，由我進行研究報告，題目為「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4年）：總督政治與臺灣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當時已撰寫成論文，我先以中文製作講義，出發前請認識的朋友替我確認中文，然後抄寫在公文用紙上，並影印分發給與會者；日文的引用資料則是影印之後貼在講義上。當時遑論電腦，連文字處理機都還尚未普及。

研究會應該是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的一個房間內舉行，翻開現存的照片一看，與會出席者除了主持人許教授之外，曹永和（臺灣大學研究圖書室主任，之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以下省略敬稱）、王啟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富三（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授課班級學生、吳密察（臺灣大學歷史系助教），還有吳文星（臺灣師範大學）、李筱峰（淡江大學）、翁佳音（臺灣大學）、張正昌（臺灣師範大學）等研究生也前來與會。當時已是教授的與會者之中，現在有人已經過世；而當時是助教、研究生的參加者，之後在興盛的臺灣史研究浪潮裡，也都成為了各方重鎮，近年來大家都接近退休的年紀了。聽說張正昌先生之後經營出版社。

在臺南結識林瑞明

前往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拜訪後，離上述的研究報告之間有個空擋，我便到南部進行4天3夜的訪問。到了臺南，我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梁華璜老師的安排之下住進宿舍，也到他家拜訪。其實在1973年我首次訪臺時，也帶著戴國煇老師的介紹信，造訪了梁老師在臺北的住家。當時梁老師在臺北市郊的中國文化大學任教。

不管怎麼說，那趟旅程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林瑞明這個朋友。那時坐上他的愛車（機車）後座，讓他帶我到據傳鄭成功曾經登陸的鹿耳門，眺望臺灣海峽的落日晚霞；隔天從高雄搭乘巴士前往美濃鎮，拜訪住在當地的作家鍾鐵民先生家，當天留宿一晚；之後更在高雄再次會見了作家葉石濤先生，林瑞明也替我介紹葉先生身邊的南部文人──包括詩人鄭炯明先生和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先生等。

從那之後，每次造訪南部，我可以說一定會順便繞到臺南和林瑞明聊聊，也曾經跟隨他一同拜訪中南部的文人。北部有吳密察，南部有林瑞明──當我開始進行外國研究沒多久，很幸運地總是能在當地結交到相談甚歡的好友。在自己的田野裡有著如此人物，讓我既安心又愉快。

大概是過了花甲60大壽的時候吧，林瑞明患了腎臟病，隔天開始必須長期洗腎，但仍然非常有活力，還曾經一同前往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以及四重溪溫泉等地旅行。但在去年11月，他突然過世了。雖然曾在部落格裡寫過我和他之間的種種回憶(*1)，若有機會，我想再次好好回顧一番。

「我們無法等」――助跑的最後推力

在上述那些活動之間，某日下荒地先生要我到臺北車站前的希爾頓大飯店（現為凱薩大飯店）。抵達之後，他向我介紹一位「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廣為人知，而在英文媒體上則使用Antonio Chiang的名字），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編輯謝明達先生。當時下荒地先生積極地進行各種活動，將接觸範圍拓展至「黨外」勢力，我就順勢搭便車在那些活動裡認識了各方人士。根據下荒地先生之後向我提到的，臺灣當局當然掌握了他與反對勢力的各種接觸，但並未多加阻撓。

在記憶裡多方探尋後發現，江春男和謝明達這二位先生，無疑地應該是我本身最初面對面會談的臺灣反抗勢力的運動者。1973年首次訪臺之際，亞洲經濟研究所的戴國煇老師曾告訴我，由於身處戒嚴令之下，與人會見時，最好別做筆記。在那之後，我仍堅守著這個規矩，包括當時也是一樣，所以即使會見臺灣的政治相關人士，有很長一段時期，我都沒做筆記。因此對於哪年哪月等具體時間，以及當時與二人的談話內容，整體來說不太確定，但唯有一件事，在腦海中仍然記憶鮮明。

那時談到了「增額選舉」的話題，我插話說，臺灣的國會雖然是「萬年國會」(*2)，但還是有「增額選舉」，若能擴大席次，加上高齡的「萬年議員」在大自然的法則下逐漸減少，只要耐心等待，不就和國會全面改選一樣了嗎？

江春男先生雖然一臉沉靜，但仍毅然地表示：「我們無法等了」。我記得，謝明達先生也是同樣的表情。

當時我立刻就後悔說出那句耍小聰明的話。我的朋友、同時也是臺灣文學研究者的松永正義先生，曾經介紹我讀一本名為《今夜就要自由》（譯註：英文原名Freedom at Midnight）的非虛構作品，內容敘述印度獨立和巴基斯坦分離時，種種激動人心的歷史，雖然此書與臺灣無關，但那個日文書名一直留存在我腦海裡，並在那時突然浮現出來。若是心中燃起了想要獲得政治自由的渴望，人們的確「今夜就要自由」。在歷史存在的時空裡，強烈渴望自由的人，才是「直視現實」；而認為「從現實面來看，無法達成那些希望」的現實主義者，反而遭現實所背叛。

當然不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會那樣順利地有所進展，不過在臺灣當時的時空環境裡，我與江春男先生等人會面6年後的秋天，反抗勢力便成功創立民進黨，隔年夏天，漫長的戒嚴令終告解除，國會全面改選也在10年後實現。如此看來，1982年夏天《八十年代》雜誌同仁們的願望，具有真正的「現實感」。

在東京初次會見康寧祥一行人

我記得，的確是在返回東京的當天晚上，戴國煇先生打了通電話給我，說隔天早上要會見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這3名「黨外」的立法委員，若想一同出席，請到池袋的王子大飯店來。我當然非常開心地出門赴約。

康寧祥先生一行人，利用立法院夏季的休會期間訪美，回程時繞道日本。他們在美國會見了同情臺灣反對勢力的國會議員，也造訪智庫，並且前往數個城市，與當地的臺灣人組織進行交流活動。訪美期間，上述3人再加上時任監察委員的尤清，當時被稱為「黨外四人行」。這便是所謂「黨外」的外交活動。依我的後見之明，促成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史蒂芬‧索拉茲（譯註：Stephen J. Solarz）訪臺，是他們此行最大的成果。

翻開康寧祥先生的回憶錄（《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2013年）可以得知，當時他們在東京接觸日本的臺灣人團體，也訪問了過去戴國煇先生所任職的亞洲經濟研究所和NIRA（總合開發機構）等智庫。順帶一提，戴國煇先生於1976年轉往立教大學任教。

那天早上在王子大飯店，談話主要由他們和戴國煇先生進行，除了一開始將我介紹給他們之外，之後我只在一旁聽取談話。完全不記得當時談了什麼，我想應該是當時我無法進入他們談話的內容裡，因此也沒有什麼足以留下記憶或是筆記下來的緣故吧。雖說如此，但能實際見到活生生的人物，就是不一樣。在臺北會見江春男先生和謝明達先生之後，緊接著又「會見」了身處臺灣政治風暴裡的人物，可以說一切都剛開始，正在發生中。

標題圖片：「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和編輯的謝明達先生之名片（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