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才沒有歧視呢！」腦袋裝滿花朵的右派人士如是說。
「日本是歧視大國！」對社會失望的左派人士如是說。
在當今日本，討論「歧視」似乎變得愈來愈困難。只要指出某種歧視存在，往往就會被當成激進份子，貼上「左翼」、「反日」的標籤，或是被以「這不是歧視，只是區分」這類似是而非的言論搪塞，有時甚至乾脆被嘲諷：「不爽不要住，滾出日本啊？」但不論哪個國家、哪個共同體都存在歧視，指出歧視的存在不見得就是在攻擊該共同體。有個桶子裡有東西發臭，即使蓋上蓋子來遮掩臭味，桶中翻攪的惡臭也總有一天會滿溢而出。然而現在的社會，似乎即使令人不悅的惡臭滿溢出來也只打算視而不見，或是只想要噴上氣味濃烈的香水加以掩蓋，這樣的社會氛圍相當令人不安。若有什麼東西已經腐爛發臭，趕快把臭味的出處清理乾淨，才是正確的解決方式不是嗎？
對於日本，我既不打算無條件地擁護，高唱些「美麗國家‧日本」的口號加以讚揚，也不打算無視居於此地的許多可愛的人們，而一味地貶斥其為「歧視大國」。不論是在日本或在臺灣，我都曾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也曾承受過令人憤怒甚而落淚的歧視。
異鄉成為故鄉的瞬間
試圖從臺灣逃出而旅居日本，是我二十前半時的事。十幾歲到二十前半那些年，我在臺灣承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暴力，度過許多與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之形式，許多記憶的傷疤尚未痊癒，現在回想起來仍不禁泛淚──當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那些事物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時，天曉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贖。在那個時間點不偏不倚地把我接住的日本，以及日語，對現在的我而言仍是胸懷極為寬闊的存在。日本並非我的異鄉，而是第二個故鄉。
與日本產生確實的連結，是在東日本大震災發生的那年春天。當時仍是大學生的我，因交換學生之故造訪東京。彼時東京剛送走大震災，仍時有令人不安的餘震，但對為在臺灣的人際關係所擾的我而言，東京的存在宛如避難所。在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異地生活，雖然有時會感到寂寞，同時卻也令我感到相當舒適。我並不討厭與人相處，而是害怕與人有過多的連結。東京的人們與他人來往時，傾向於保持適當的距離，避免太過粗魯地踏進他人的個人領域，我非常喜歡這樣的距離感。
一年的留學生活中，我參加了各種社團與活動，漸漸拓展人際關係。在一個專為喜歡女生的女生設計的，名為「Peer Friends for Girls」（簡稱「Piafure」，現在已經停辦）的交友活動中，我也交到了幾個持續至今的好友。
交換學生是以回國為前提的計畫，一年後在我即將回國的前幾天，幾位「Piafure」認識的友人為我舉辦了送別會。我們在新宿西口的餐廳吃了自助式晚餐，而後爬上東京都廳展望臺觀賞夜景。末班車的時間靠近了，我們便在新宿車站解散，各自前往各自的月臺。我在東京地下鐵的月臺上等電車時，突然「Piafure」友人之一，K打了電話給我。當時智慧型手機尚不流行，而在日本，朋友間連絡除了急事之外，通常不打電話，而是傳郵件居多。
「怎麼了？」
我問道，K的聲音有些支支吾吾。
「那個……妳搭上車了嗎？」K的低沉嗓音透過電話傳入耳中。
「我還在月臺，電車就快到了。」
「抱歉很突然，」
「嗯？」
「今天……要不要玩通宵？」
K本來就是個言行偶爾會出人意表的人，但她這個突然的提議卻令我頗為開心。當時K與另一個「Piafure」的友人T是一對，但兩人交往數月之後關係陷入僵局，因此與T亦交情頗好的我，便扮演了幾次K的戀情諮商人。K之所以突然提出要玩通宵，大概是又有什麼事想找我商量吧，或許也是有些不捨的情緒在。不論如何，明明我只是一個相識僅數個月，又有居留期限的留學生，K仍如此信任我，這令我相當開心，二月寒冬中，胸口盈漾著一股暖意。
其實我在隔天，在別的地方和別人還有約，約了一起吃午餐。要是現在我肯定沒那個精力了，但當時，儘管隔天白天還有約，我仍答應了通宵的提議。
我們再次將解散的友人們召回，在新宿ALTA前集合。一行人走進位於新宿二丁目的「CoCoLo cafe」，把盞談天，直至天明。聊了些什麼我也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我們閒著沒事做就拿桌上蠟燭的火來玩，眼皮重得好幾次都幾乎要不小心打起盹來。數小時後，晨光浸染般濕溶溶地灑落，我們在晨光之中進行了第二次的解散。這次是真的散了。下次見到這些人不知該是幾時──一思及此，我不禁有些鼻酸。
臨別之際，T對我說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
「下次妳再來日本時，我就不說『歡迎妳來』，就說『歡迎回來』囉。」
對我而言，或許那正是異鄉成為故鄉的瞬間。我一定會再回來日本的──在山手線電車內邊角的座位坐下後，我便沉入了淺眠，半夢半醒之間腦中如此想著。再次睜開眼時山手線已經轉了好幾圈。我在澀谷車站下車，踏出步伐，直接前去赴下一個約。
即使成為第二故鄉，外國人就是外國人
一年半後，我重又登陸了日本，一待便持續至今。
在「第二故鄉」的生活轉眼已過了六年，驀然回首，我發現我對東京的熟悉程度以及留戀程度，已大過臺灣任何一個城市。由於日語流利，外表也與日本人並無二致，在東京生活期間我鮮少意識到自己的外國人身分。日本社會確實存在著一些諸如留學生奴工，這類將外國人「拆食落腹」（臺語）的事態，但我也很幸運地不用經歷這些情況。
即使如此，有那麼一些時刻，我仍有直接地感受到對外國人歧視的經驗。特別是租房子的時候。
去年我辭去公司工作，轉為自由業者，同時也搬了家。距上一次搬家已是兩年。原本的住所是公司宿舍，省去我自己找房子的辛勞，因而我幾乎都要忘了這個國家的租屋市場裡，存在著根深柢固的外國人歧視問題。當我要找房子時，儘管我有永久居留權，儘管我日語流利，儘管我曾在穩定的大公司工作，我仍多次在詢問房況的階段，便被謝絕入住──就因為我在文件上，仍是外國籍。
好不容易找到房租可以負擔，格局與設備都還喜歡，且接受外國人入住的房間後，卻在保證公司費用上出了問題。管理房產的不動產公司告訴我，他們公司規定外國人與日本人有別，需與不同家保證公司簽約，日本人用的保證公司費用為房租的50%，而外國人則是100%。
我無法接受這樣的差別待遇，便試圖與不動產公司負責我案件的員工交涉。那員工是位25歲左右的好青年，我指出該規定歧視意味濃厚後，他也承認確實如此。他向我承諾會向總公司呈報，看能不能讓我以跟日本人一樣的條件入住。隔天他來電，經過他的努力，總公司也聽從了我的意見，決定讓我使用與日本人相同的保證公司。
現在房東同意了，不動產公司同意了，租屋者也沒問題了，沒想到卻在保證公司那邊被打了回票。那間保證公司名為「全保連株式會社」，聽說是業界規模最大的保證公司，而他們一聽到租屋者是外國人，便叫我要找到連帶保證人，才能使用他們的保證服務。本來保證公司這東西就是為了要讓沒有連帶保證人的人也能租到房子，而提供的保證服務，但他們卻反過來要求租屋者要找到連帶保證人，這是什麼道理？我腦中充斥著問號。而且就因為我不是日本人這種理由──我立即打電話給「全保連」，試圖交涉，然而接電話的男子口氣強硬，完全沒有交涉的意思，只不斷主張「我們公司的規定就是這樣」。結果我毫無選擇，也只能支付比日本人貴兩倍以上的保證公司費用了。
根據時事通信社的報導，在日本有將近一半的外國人在租屋時，有因為「身為外國人」這樣的理由而遭到拒絕入住的經驗。以我的切身感受而言，這數字相當真實，就算實際上比例更高一點也絲毫不令人意外。
單憑國籍這種屬性就對人類進行判斷，拒絕其入住或徵收較高的費用，這種行為就算沒有違法，也毫無疑問地是歧視。日本租屋市場根深柢固的外國人歧視問題，恐怕存在著許多結構性的課題，而無法一蹴可幾地解決。儘管如此，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承認歧視確實存在，並展現解決問題的誠意。現在日本在單純勞動領域，正加速接納外籍勞動者，因此解決租屋的歧視問題更加刻不容緩。
夢想一個不為屬性所定義的世界
說是信念或信條便有些誇張，但我確實有幾個理想──或者說是夢想。我希望人類能不因其出生地或國籍，性別或性傾向，人種或膚色等外在屬性而受到定義、受到限制，能依自身自由意志選擇人生前方的道路，能夠活得更加自由──化作文字寫出來後，這「夢想」感簡直高得可笑。但，一個能依自身自由意志，隨心所欲地生活，而不被批判為「任性」的世界，該是多麼開放而舒適的世界。回看我寫的小說，有些地方的確反映出我對這種世界的希求念想。
《獨舞》主角趙紀惠為了擺脫舊日傷痕，從臺灣前來日本，卻仍無法從「自己」逃離，於是便決心從人生舞臺逃離，嘗試死亡的跳躍。趙紀惠說：「出生乃是無關乎自身意志，遭人強加以『生』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最起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趙紀惠的決斷，或許便是自我決定權行使的極致。《倒數五秒月牙》裡的主角，在終於得以自行選擇口說的語言、居住的國家、工作的職場等種種事物之前，仍得先從受到種種定義與制約束縛的，不穩定的少女時代存活下來。
我們從出生的瞬間，便不可逃避地背負著各種屬性，我夢想著能有一個世界，是我們能接受這些屬性，卻不為其所定義。因為你是女人／男人，是同性戀／異性戀、是外國人／日本人，是跨性別／順性別──當這些語言都失去意義之時，或許人類才能真正回歸「人類」此一單純的存在，而獲得些許自由。
標題圖片：show999 / PIX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