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兩個衝擊──林義雄「滅門」慘案與葉石濤的一席話

在高雄得知林義雄省議員一家被殺事件的始末

我在臺北市民生西路的餐廳「波麗路」裡，實際感受到「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社會氛圍，其後隨著在臺灣大學留學的近藤正巳夫婦一同前往高雄。近藤夫人的兄長住在高雄，在當地做生意，因此我們到訪時可以暫居在他的住處。雖然沒有寫下旅行日誌，但馬上就知道是哪一天。當天正是2月28日。

一抵達高雄，便前往近藤夫人的哥哥家，再從那裡開車帶我們四處導覽，接著回到府上。客房桌上擺著當天的晚報，我記得是近藤先生先注意到第一版的頭條新聞。

那個新聞報導的，是之後被稱為「林宅血案」的恐怖迫害事件。

由於美麗島事件被送上軍事法庭的8名「黨外」（不屬於國民黨的政治團體）主要領導人裡，時任臺灣省議員的林義雄是其中一員。是日午後，不知名者侵入位於臺北市信義路的林宅，襲擊了待在家中的林義雄至親。他的妻子方素敏到監獄探訪丈夫而倖免於難，但林義雄的母親和3名女兒中的2人遭到殺害，另1名女兒也身受重傷。

反抗體制的父親已遭逮捕，體制正想嚴加懲罰。但這已經超過了他應該接受的懲罰，為何要殘殺他的親人？特別是完全與政治活動無涉，也無法抵抗暴力的年老母親和幼兒？這樣的行為天理不容，連被認為對臺灣政治不太關心的一般民眾，也似乎覺得強烈違反了社會的情理道義。

林宅作為政治犯的家宅，在戒嚴時期當然受到政治警察的嚴密監視。但光天化日之下，卻肆無忌憚地殺人。即使並非出自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指示，很明顯地是遵照體制內某處的指示所進行的殺人事件。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對體制必然生出不信任感，或是增強了原有就有的不信與懷疑。無疑地，此事件大大損傷了欲加罪於「黨外」領導人士的體制正當性。

封面背後的獨一文字「慟」

我在那次旅程中，為了理解「黨外」的主張，訂購了當時唯一發行的《八十年代》系列雜誌（也就是康寧祥主辦的雜誌。該雜誌被禁後，改名為《亞洲人》，之後再次被禁，又改為《暖流》月刊）。

回國後不久收到《亞洲人》月刊，該號以此事件為特輯，雜誌封面背後一整面的黑字之中，唯有「慟」一字為黑底白字，以表哀悼之意，成為非常具有衝擊性的版面。我曾數次寫信給在那次旅程中結識的吳密察先生，感謝旅途中受到他的諸多協助，以及請益關於研究的問題，但超過半年以上皆無回音。吳先生之後曾述懷說道：「因為那個事件陷入了非常低落消沈的狀態，完全無法回復心情回信。」

月刊《亞洲人》1980年3月號的正反封面照（筆者攝影）

而我暫時投宿於近藤夫婦家的公寓，往南僅隔一個街區就是林宅。回到臺北後，某個早晨心中忐忑不安地經過該處，路上彷彿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一般，唯有附近小學傳來孩子們的歌聲迴盪。

其後經過數十年，我太太從以消費者團體為基礎的地方政黨起步，進而擔任相模原市議員，臺北的消費者團體經由我的臺灣友人請託，希望我太太能分享從消費者運動參與政治的相關經驗，因此安排了一場小型演講，我也隨同前往。演講會場設於「義光教會」，地址是臺北市信義路三段31號16巷，正是以前的林宅，之後改為教會之地。

葉石濤先生的一席話──「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

此外，1980年造訪臺灣時，還有另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初次會見葉石濤先生，我曾就教於他。停留在高雄的某日傍晚，那次也是經由近藤夫婦的介紹安排，前往位於高雄市郊外的左營，拜訪葉宅。葉先生於1977-78年的所謂「鄉土文學論戰」裡，身為以「臺灣文學論」開展論述的文學家，可說已是名滿天下，但當時他仍擔任小學教師一職。真如字面所述，他是「葉老師」（譯註：日文「先生」一詞，常用在對於教師的尊稱）。

從微暗的入口，步上階梯到2樓，便可抵達葉先生的會客室。我們4個人以日語交談時，有位青年來訪。葉先生的會客室，同時也是文學青年的沙龍，因此葉先生換成華語說：「來談談歷史吧」，接著繼續說了下去。

其實我已在數年之後，寫文章發表了當時的種種經歷，那是我最初也是最後的文學作品解說。那大約是在1983年的時候，上回曾提到的松永正義先生，他帶頭召集幾位朋友，打算翻譯並編纂現代臺灣文學作品的選集，我也擔任其中一篇作品，千辛萬苦地完成翻譯，此外更逞強地撰寫了《臺灣現代小說選》Ⅰ、Ⅱ、Ⅲ（1984-85年、研文出版）之中第Ⅲ集《三腳馬》的解說。另外兩篇解說由松永先生撰寫，他身為日本首部現代臺灣文學選集的編譯者，這部選集讓他以臺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閃耀登場。

我將自己的「解說」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從標題馬上可以得知，此文並非論及文學之物，倒是傳述了我自身在1980年進行的臺灣之旅的感受。此文有些長，在此只簡單引用部分段落。《臺灣現代小說選》出版於1985年，臺灣當然尚處於漫長的戒嚴時期之中，文中的Y老師，指的便是葉先生。

「從那之後約有一個小時，Y先生以一口沒有那麼標準但字句分明的北京話，向我們談起過往種種。故事從他的青年時期，也就是戰爭下的時代開始，然後言及戰後襲向臺灣的動亂，接著無可避免地，談到了『二二八事件』與其周邊的相關事物。」

「Y先生的口氣帶有一種親臨現場的緊張魄力。我覺得當時自己受到了某種心理衝擊。……當時，我聽著Y先生的敘述，面對臺灣現代史之中至今未能公開談論這件事的巨大與深奧，至今仍有所感，不禁錯愕而茫然。」

從現在回想起1980年的臺灣之旅，「不禁錯愕而茫然」的，或許不只是因為葉先生一席話所帶給我的衝擊。民生西路的西餐廳「波麗路」的衝擊，以及林義雄議員一家人受到襲擊的衝擊，也都重重疊加其上。我的「解說」標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當然意味著同時期的臺灣文學，開始述說起戰後臺灣的現實狀況，但與此同時，或許也透露出我自己當時的情況。那時，比起臺灣現代史，臺灣政治在我眼前開展的劇烈變化，讓我更加受到那一片「豐饒原野」的吸引。我的標題，便是自己研究轉向的自白。

標題圖片：葉石濤先生（中央）、林瑞明先生（左）、筆者「右」：1982年夏，攝於高雄市內咖啡館（筆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