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與1972年
我出生於1949年，在1972年考上研究所，一腳踏上了研究學術的道路。順帶一提，我也在同年結了婚。
無須贅言，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元年，同時也是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黨，敗逃臺灣的那一年。總之，在我出生的同一年，臺灣海峽的兩岸，兩個自稱中國的政治實體，形成對峙之勢。
1972年也無須多言，正是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的那一年；受此影響，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亦訪問中國，同年，中日之間建立正式邦交，造成日本與臺灣斷交；而在前一年，中華民國遭逐出聯合國。臺灣的中華民國雖遲至1979年才與美國斷交，但自此之後，曾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卻不被承認為一個國家，淪為如此特殊的國際身份，直至今日。這樣的狀況持續多年，與我以臺灣研究者的身份進行學術活動的時間，幾乎一致。在未來的2022年，臺日斷交的歷史將迎向半個世紀，而我們夫婦也將迎接金婚紀念。
常有人言，我和臺灣有著如此的緣分，大概是因為我個人與臺灣有親緣關係，才會將臺灣當作研究對象；有次在臺灣某鄉鎮城市演講後，新聞刊載了「若林的母親是臺灣人」等等報導。諸如此類的事皆為子虛烏有，記者擅自捏造，杜撰出「my paper」的現象，仍然存在於已是30年後的今日，令人不勝唏噓。
打開「臺灣」開關的時刻
那麼，為何開始研究臺灣呢？
如果說治學初始即是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我的臺灣研究亦是如此。在我還是東大教養學部教養學科學部生的時候，時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戴國煇老師（之後擔任立教大學教授，1931-2001），介紹我讀臺灣作家吳濁流（1900-1976）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讓我大受衝擊。故事主角彷彿是作者的化身，描寫身為地主之子，接受殖民地教育的菁英‧胡太明充滿苦惱煩憂的一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被迫同化為日本人，卻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想逃離一切遠渡中國，被知道是臺灣人後，又被罵是「日本人的走狗」；小說名為「亞細亞的孤兒」，象徵著臺灣人的身份狀態，在各種談論之間經常可聞。
筆者就讀研究所碩士課程時在善光寺拍攝（筆者提供）
但那是之後的事情。當時對我來說，此作給我的衝擊之處比起內容，閱讀之後察覺到自己對於「臺灣」的「無知」令我更為震撼。當時也正逢思考畢業論文的時期，突然對映入眼簾的文字中，出現「臺灣」二字非常敏感。1970年代前半，日本報紙上極少出現「臺灣」二字，發現自己居然對報紙上出現「台所」（譯註：「廚房」之意，與日文的「台湾」相近）的文字，都有所反應，好幾次只能對自己搖頭苦笑。一切都是因為打開了自己身上的「臺灣」開關之故。
但是，為何當時新聞報導中，「臺灣」二字會如此缺乏？在那之後我常常想，會不會是因為在那個時期，有種心態認為，建立邦交和斷絕邦交的一體兩面，輿論便以此打發問題？不過這個想法尚需嚴正檢視。比起「戰後的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臺灣？」的疑問，「日本為何刻意不去看臺灣？」的這個問題，恐怕牽扯到日本殖民帝國的所謂「去帝國化」問題，到目前為止，我也未能完全著手處理這個問題領域，總讓我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妳先生沒問題吧？」
大學的畢業論文以1920年代中期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為背景展開的「中國改造論爭」為題，之後提交審查，進入東大社會學研究科的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攻讀碩士學位。雖說是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但當時尚未與區域研究嚴格區隔，因此從事蘇聯‧東歐研究、中國研究，以及想要研究現代國際政治史的人，也會進入此課程修讀。若想研究臺灣，雖然無人能指導，但允許獨立研究。
由於從研究所開始研究臺灣，首先想看看臺灣實際的樣子，於是碩士第一年的最後，大約花了一個月去臺灣旅行。戴國煇老師幫我書寫介紹信；早一步先到臺灣熟悉當地情況的河原功先生，也帶我到各處拜訪；之後從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繞至鵝鑾鼻、臺東、花蓮，然後從太魯閣搭巴士，行走穿越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回到臺中，環島一周。
下次有篇幅，想寫下當時的種種見聞和拜訪各方人士時的回憶，但有件事我想先在這裡談談。當時，日本經濟雖然已過了高度成長的巔峰時期，但日本男性前往臺灣或韓國旅行時，用「買春觀光」等用語，遭人議論紛紛。不出所料，當我抵達臺灣各城市的旅館房間稍作休息時，便有飯店服務生來敲門，一開門就詢問晚上是否寂寞，需要排解之類的話語。1990年前往廈門時，也發生過同樣狀況，我在1983年「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曾去過廈門，當時完全無法想像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雖然是回國後才聽說的事情，如前述，新婚不久我便前往臺灣訪問，當時我太太認識的女性對她說：「妳先生沒問題吧？」。還記得之後曾遇到某位了解當時狀況的商社員工，得意洋洋地大談「北投溫泉之夜」的「獵豔美事」，當時只能沈默不語。這並非回想起來令人愉快的記憶，但仍想紀錄這件事情，畢竟能夠顯示出當時某個層面上的臺日關係。的確，進入1990年代後，日本電視廣告出現了年輕女性取向的臺灣觀光旅遊的廣告宣傳，我見到之後，心中深深感受到時代的變化。
有人勸我「反攻大陸」的時代
在那之後，當然寫了碩士論文。論文以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共產黨為題，接受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擔任審查委員的故衛藤瀋吉老師提問：「謝雪紅戰後怎麼了？」謝雪紅當時從上海前往莫斯科，接受訓練後再次回到上海，是參與創建臺灣共產黨的女性領導人。我回答，謝雪紅二二八事件後偷渡到香港，之後進入中國解放區，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但之後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之中受到批判與迫害，後來據聞已恢復名譽。諸如此類的事情，當時已經可以得知，但我心想若繼續深入被追問，該怎麼辦，著實忐忑不安，但老師並未追問下去，我也順利地通過口試。之後才想到，也許老師想確認我是否不僅聚焦於臺灣共產黨直接相關的資料，而是廣閱周邊的資料後，才著手書寫論文。
另一件插曲是，那時由於我的粗心大意，忘記接受健康檢查，那是當時進入博士課程的必要手續，慌亂中趕緊接受檢查才沒事，不過之後聽說我的指導教授・故上原淳道老師，在研究所的委員會裡，為我的疏漏而低頭求情。現在想起仍是滿懷愧疚。老師雖然已經離世，仍想藉此機會向他致上深深的歉意與感謝。
在諸多狀況之中，我進入了博士課程，但對於博士論文的題目非常迷惘，有段時間罹患了自律神經失調。大學3年級前往中國旅行時認識的朋友，研習針灸居然成為了治療師，以友情價替我診療，這讓我努力突破難關，不久便開始著手進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研究，最終延伸為博士論文。
應該同樣是在那個時候，某次參加完課堂討論會的回程中，同行的研究所前輩問我：「打算何時『反攻大陸』（轉換為中國研究）？」那是看見我進入了一個還無法掌握方向以及未來發展的領域，擔心後輩的前途，才有此話。我被這麼一問，心裡並未特別受到衝擊，只是聽完就發現，原來社會上的想法是這樣的啊，現在回想起來，更是感觸良多，長存我心。
那之後我依然無法「反攻大陸」，也沒有「反攻大陸」。經過那麼多年，已經忘記為何突然想起這件事。這麼說來，就想起蔣介石也無法「反攻大陸」。結果我的研究生涯，就成為研究臺灣的人生了。
標題圖片：本文筆者若林正丈先生（野島剛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