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3日將是後藤新平逝世「91回忌」（譯註：即逝世90週年），在91年前的這天，繼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後藤新平也同樣被留下了面部遺像，本文將探究其中的未解之謎。
在前往岡山的列車上突然病發
1906（明治39）年11月，後藤新平辭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一職後，於同年走馬上任為滿州鐵路（簡稱「滿鐵」）初代總裁。結束任期返國後一路轉任遞信大臣、內務大臣以及外務大臣等職，後成為東京市第7任市長（1920至1923年間）。1923（大正12）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在他任職東京市長期間內發生，此後他便以內務大臣兼帝都復興院總裁的身份，投入重建東京的緊急措施，並推出爾後的復興計劃，成為聲名遠播的政治家。後來的日子裡，後藤歷任四方，當過日本童子軍聯盟初代總長、東京放送局（後之日本放送協會）初代總裁，與拓殖大學第3任校長等。
後藤新平（時事）
1929（昭和4）年4月3日，後藤搭上從東京出發的夜班車前往岡山，要以總裁的身份出席岡山性病預防協會全國大會並於席間致詞。次日清晨7點出頭，列車行經醒井車站附近時，後藤已換上一身西服，正在復習手上的演講稿，突然間，演講稿滑落地面，後藤的身軀像水似地軟倒下來。同行秘書小野法順趕緊向同車的海軍大臣財部彪稟報，財部海軍大臣把車掌喚來，指示道：「抵達米原後立即撥電話到大津的紅十字醫院分院去，說是財部致電，有國家重臣在車廂裡昏厥，快找能負責的醫師送上車來。接著再打給京都站站長，一樣告知他國家重臣昏厥，儘速通知府知事與市長，快把醫院準備好。」8點47分，列車抵達京都車站，小野抱住後藤，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扶下月臺，就在此時，後藤卻突然張口大喊「岡山、岡山」，同時用雙手抓緊車門，怎麼也不肯下車。眼看著發車時間在即，看不下去的財部開口：「他功在家國，就把這一節車廂斷開，讓剩下的發車吧。」可是鐵路局員工仍猶疑不決，最後總算是把後藤整個人從窗戶運了出來。
後藤就在京都車站貴賓室接受緊急處置，然後送往京都府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住院。據悉，當時後藤雖需要徹底的靜養，但一時間並沒有生命危險，只是他年事已高，也不是第一次腦出血，因此還需小心觀察。後來病況曾一度好轉，卻又出現令人擔憂的嘔吐與打嗝症狀，再加上無法攝取營養，因而極速衰弱。在13日凌晨3點過後病情轉急，不久，便在5點30分與世長辭，享年73歲。辭世後，由臨濟宗妙心寺派大本山的妙心寺管長神月徹宗為他起戒名為「天真院殿祥山棲霞大居士」，並依特旨由「從二位勳一等」追封為「正二位」。
面部遺像製作提議之人仍未查明
當時幾間報社不約而同刊出消息，指出後藤過世後在家屬希望下決定製作面部遺像。已事先做好準備的上野製作所(*1)在接到臨終的聯絡後，即遣師傅於早晨6點趕赴病房完成採模。據悉，按此石膏模型製作出三副面部遺像，4月15日發行的神戶新聞晚報，刊出了面部遺像的照片。
至此，我們有了兩點疑問。
（1）製作面部遺像若是出於家屬希望，那究竟是哪位家屬？又或是外部人士的意思呢？
（2）三副面部遺像現在的下落何在？
疑問（1）至今未能查明真相，至於疑問（2），至少已找到一副面部遺像。
從密布臺北市的MRT淡水信義線圓山站下車，可抵達臨濟宗妙心寺派的佛寺，即被臺北市選為「市指定古蹟」的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1912年（明治45）建造的本堂部分已經於2008年重新改修，至今依舊保有日本統治時期的優雅風情。第4代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是這座佛寺的開基者（建立寺廟的人），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有不淺的緣分。臨濟寺的寺務辦公室旁有座彌陀殿，彌陀殿二樓是藏經閣。我在2006年11月時初次進入這座建築，無數位牌中有一座特別大的黑色佛龕，裡面就擺著一副面部遺像，面孔稍小，唇上與下顎蓄著他自豪的鬍鬚。據說面部遺像採模時，會使整副臉孔都變小一些。佛龕左右兩扇門扉上，寫著下面這段文字：
〈右扇〉
昭和四年四月十三日於于京都府立病院逝去
天真院殿祥山棲霞大居士 靈位
伯爵 後藤新平閣下像
〈左扇〉
獻納 辜顯榮
(*1) ^ 根據當年報導，上野製作所位於「京都市東山松原下」，即今之東山區役所（京都市東山區清水5丁目130番地6號）東北方，業務內容為理化學機器與標本。
其中一副遺像被跨海運到臺灣
進獻佛龕的人，原來是辜顯榮。辜顯榮是臺灣的企業家與政治家，同時也是日本治臺期間積極參與日方統治活動的代表性臺灣人士。他全面協助日方鎮壓仍然不斷的抗日活動，贏得後藤的徹底信任。或許因為這層關係，辜顯榮獲得臺灣總督府授與各種特權，諸如製造與販售樟腦、開採鹽田、販賣鴉片與香菸等等，建立起雄厚的資產。他在1923年（大正12）獲得「勳三等」的勳位，並於1934年（昭和9）7月成為史上首位及唯一一位，獲勅選為貴族院議員的臺灣人。辜顯榮與後藤新平私交甚篤，1923年辜顯榮的大和製糖併購明治製糖一事，「官鹽賣捌總館（近似總批發商會）」資格取消問題與債務紓困問題等，都向後藤尋求支援與協助，辜顯榮對後藤的的信賴可見一斑。
後藤新平因腦出血入住京都醫院一事也傳到了辜顯榮耳中，他在4月9日搭乘近海郵船公司的「大和丸」由基隆出海，12日抵達京都，獲得其子後藤一藏的允許與後藤會面，但此時的後藤已陷入彌留。當年的新聞報導是這麼寫的：
自臺灣遠道赴京探病 餽禮榮光也顯哀戚 辜顯榮先生臨床涕泣
12日此時，後藤爵士日益病重，醫護稱端看今夜，死生或遲或早。下午三時許，一白髮老者緩步輕移入爵士病房，乃前中華民國財政顧問之士，後為吾人治臺竭盡肝膽而得授與勳三等之臺灣人辜顯榮也。其與後藤爵士自民政長官時期，即為肝膽相照之交，辜先生退居後欽慕之心不減，四季致信餽贈不絕，此次聞爵士驟病而遙遙遠道赴京。如今見得爵士不能發片言之姿，不禁老眼淚婆娑（中略）辜先生一知爵士病篤即趕路赴京，然則時辰已過，再無人可互訴昔日榮光。此情此景，令觀者悲之，喟然嘆息。
決定製作面部遺像的究竟是家屬？還是辜顯榮？又或者提案的另有他人呢？至少從時間點來看，應不是辜顯榮提出的想法。而究竟為何收納面部遺像的佛龕會出現在臺灣的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裡，也是一樁多年來的懸案。當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於1930年（昭和5）4月12日刊出的報導中，以「故後藤爵士忌日週年」為題，寫財團法人臺灣婦人慈善會(*2)將於4月13日時，在臨濟護國禪寺舉辦法會，文中亦指出「去年爵士於京都府立大學病院辭世之際製作的面部遺像，經辜顯榮先生捐贈，安放於該寺廟中」。明白寫出三副面部遺像中，確實有一副是由辜顯榮捐獻的，足以佐證面部遺像的確跨海運到了臺灣。問題是剩下的兩副面部遺像，日本國內的可能地點已經清查完畢，但一無所獲。面部遺像究竟下落何在呢？
資料提供：後藤新平紀念館
標題照片：沒有對外公開的後藤新平的面部遺像（筆者攝影）
(*2) ^ 明治37年10月，由後藤夫人創立的社會慈善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