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位於臺北市中正區的臺北府城東門（景福門），延伸到仁愛路一段1號，座落著一間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
此博物館曾是舊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舍的一部分，修建於1907年，由當時任職於臺灣總督府營繕課的近藤十郎所設計，起初為使用赤煉瓦和白花崗岩的巴洛克式建築，1930年內部發生火災，大幅整修之際，改為文藝復興式的建築風格。
在這個人文博物館裡，設置了對臺灣醫學界做出貢獻的人物胸像，其中有3位日本人，分別是1899年就任醫學專門學校首任校長的山口秀高、1902年的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以及堀內次雄――他從1915年起擔任校長長達21年，為社會培育了許多臺灣醫學生。
出身武士之家，投入細菌學研究
1873年，堀內出生於丹波篠山，身為武士之子，從小苦學，16歲時通過藥劑師考試；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從仙臺第二高等中學校的醫學部畢業，1895年被任命為陸軍三等軍醫，發配到近衛師團。
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在1895年由日本統治，仙臺近衛師團登陸臺灣，他以師團軍醫隨同前往，在當地親身體驗到傳染病肆虐的可怕――登陸後的近衛師團中，超過2成的士兵感染霍亂後致死。堀內從這個隨軍經驗裡，深刻體會到在臺灣培養醫師的必要性，1896年退役後，專心致力於細菌學研究。
傳染病肆虐的瘴癘之島
臺灣曾經是個傳染病大舉肆虐的島嶼，在當時的日本內地被稱為「瘴癘之島」。
統治臺灣後，有4件事困擾著臺灣總督府。其一為清國也深受其擾的武裝集團的侵襲；其二是不承認任何外來統治的原住民族的存在；其三是吸食鴉片的惡習；最後就是瘧疾、霍亂、黑死病、阿米巴痢疾和恙蟲病等傳染疾病。其中，因為傳染病無形無色，看不見的敵人特別棘手，從日本內地赴任的官員和公務人員，都很排斥前往臺灣。第3任總督乃木希典曾規避家族一同赴臺，但其母訓示：「若上司不讓家人同行，要如何要求部屬？」因而改變心意，與家人一同赴任。但就如乃木總督所擔心，到任後不久，其母就染上瘧疾而不幸去世。當時臺灣傳染病的威力，連總督的家人也無法倖免，一般平民的情況更是悲慘。
清末時期，據傳臺灣人的平均壽命極低，約僅有30多歲，足以提供乾淨飲用水的水井，均由財團和富人獨佔，總督府雖然禁止獨佔，但也未能改變狀況，一般民眾仍難以獲得乾淨的飲用水。
1895年6月17日，臺灣總督府在臺北舉行「始政式」。4天後，在臺北大稻埕設置了「大日本臺灣病院」，從日本招聘10名醫師、9名藥劑師和20名護理師，那是從1874年「征臺之役」的慘痛經驗之中――日軍的人員損失記錄為戰死6名、受傷30名，因瘧疾等等傳染病致死的人數卻高達521名――所學到的教訓。
撲滅黑死病，防治瘧疾有成
1892年，後藤新平就任內務府衛生局長，在他的知遇之恩下，堀內於1896年再次渡海來臺，擔任臺北病院的醫師，此後從事臺灣總督府的醫學相關業務。曾說服堀內前往臺灣的後藤，自己也在1898年3月以民政局長的身份渡臺赴任，以撲滅橫行臺灣的各種傳染疾病為目標，推動相關醫療行政工作。
堀內渡海來臺時，正好是黑死病從臺南安平港開始大舉擴散的時期，他立即著手進行黑死病菌的檢測工作，當時派遣至臺灣的醫師當中，能夠操作顯微鏡並持有細菌學研究專長的醫師，僅有堀內一人，因此身負眾人的期待。
但臺灣人拒絕堀內等醫師團的檢疫工作，非但不合作，更加以抵抗。因為當時的臺灣人厭惡醫師進行消毒、解剖、火葬等等作法，咸信那是對死者的褻瀆。在如此狀況下，導致患者激增。從1896年起的20年間，黑死病患者超過3萬人，死亡人數逼近2萬5千名，事態嚴重到患者死亡率超過8成，令人無法置信。因此，堀內與日本內地招聘而來的東京帝大教授緒方正規及助理教授山極勝三郎，一同戮力研究黑死病的傳染過程。
另一方面，總督府將黑死病傳染媒介的鼠患防治，視為當務之急，自1908年開始著手進行撲滅工作，驅除為數眾多的老鼠。到了1917年，堀內等人組成的醫師團的研究成果與鼠疫防治相輔相成，終於成功撲滅了黑死病。臺灣當地的住民長年處於對黑死病的恐懼之中，當時在歡欣鼓舞之餘，舉辦了「撲滅黑死病慶祝大會」。
雖然是題外話，但除了黑死病之外，肆虐臺灣的還有瘧疾。1915年，堀內擔任醫學校校長，當時臺灣人口約為330萬人，感染瘧疾致死的人數就高達1萬3千名。如黑死病的防治一般，將瘧疾趕出臺灣的是木下嘉七郎、羽鳥重郎、小泉舟、森下薫等日本醫師。
木下嘉七郎是首位在臺灣發現瘧疾斑蚊的醫師；而羽鳥重郎則發現了新種的「臺灣瘧疾斑蚊」；小泉舟在瘧疾斑蚊的種類和生態研究上留下功績；森下薰解開了瘧疾斑蚊和脾臟腫大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者的成績獲得評價，因此，1929年4月中央研究所設立了「瘧疾治療實驗所」。在該所的小田定文、菅原初男、並河汪、石岡兵等人的努力之下，撲滅了瘧疾等熱帶傳染病疾病，讓臺灣蛻變為乾淨清潔的宜居之島。
任醫學校校長21年，培育眾多醫師
臺灣總督府在1895年6月21日開始營運「臺灣病院」；1897年4月，以培育臺籍醫師為宗旨，在院內設置醫學講習所；翌年3月，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局長後藤新平到任後，當年6月就全面改革官制，改稱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當時除了臺北之外，也在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鳳山、宜蘭、臺東、澎湖島等9地開設醫院，之後更在基隆、打狗（高雄）、阿猴（屏東）、花蓮港增設院所。
若回顧臺灣的近代醫學史，我們可以得知，醫學教育始於1899年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02年臺灣醫學會成立，同時學會雜誌創刊。其後，1919年改稱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2年再度改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此外，1928年設立臺北帝國大學，1935年開設了醫學部。隔年的1936年，醫學部使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校地，1938年臺北帝大成立了自己的附屬醫院。
前述於1899年設立的臺灣醫學校，首任校長由山口秀高擔任。修讀年限設定為：就讀預科1年後，進入4年的本科，總計需要5年才能畢業。一開始僅以臺灣人為招生對象，募集第1期學生，而高木友枝就任第2任校長的1902年，僅有3名畢業生，但往後逐年增加，到了第5期，共有22名學生順利畢業。而升任助理教授的堀內，1906年獲總督府派遣至德國進行細菌學研究，更於1912年獲頒東京帝大的醫學博士學位。3年後，高木友枝校長就任臺灣電力公司社長，由堀內繼承其後，擔任第3任的校長，並兼任開設於臺北市東門町6番地的日本赤十字臺灣支部病院院長。
到任後第4年，也就是1919年，日本人也獲准入學，因此希望就讀醫學校的申請者急增。招生名額為40名，卻有600個人報名應試，成為15人只取1人的競爭激烈學校。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裡，堀內擔任校長的21年之間，指導許多臺灣醫學生，培育出臺灣的醫學界。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前往日本統治的南洋諸島，致力於改善當地居民的醫療環境。
貢獻卓越，「臺灣醫學界之父」美譽當之無愧
堀內在臺灣留下了傳染疾病研究的耀眼成績，另一方面，擔任醫學校的校長時，非常關愛臺灣學生，以誠相待。
堀內曾高度評價臺灣學生杜聰明的博士論文，並推薦他至京都帝大就讀，之後杜聰明順利取得博士學位，成為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戰後歷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等職後，設立私立高雄醫學大學，更創設第1個針對偏遠地區和原住民醫療的醫學部，對於戰後臺灣醫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為了撲滅瘧疾盡心盡力的臺北帝大醫學部衛生學教授森下薫，之後榮任大阪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他曾說：「若述及臺灣醫學史，就不能不談在臺灣醫學史中，始終是主要人物的堀內老師。」此外，堀內也曾出席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大會，顯示出他對臺灣青年進行民族運動的理解。他的學生韓岩泉曾稱讚堀內：「他是一位勇敢的開拓者，偉大的教育家，真摯的學者。」
1935年，舉辦臺灣施政40週年紀念博覽會，翌年堀內退休，獲學生贈送半身胸像，設置於醫學校的校門旁。此外，退休後搬離居住20多年的總督府官舍――這個位於佐久間町的官舍占地高達2000多坪（現在的牯嶺街、福州街附近），移居至川端町（現在的汀州路二段、廈門街一帶）的一棟小小租屋處。從醫學校退休後，他仍持續擔任赤十字臺灣支部病院的院長一職，雖然對工作投注莫大熱情，但生活卻不能說是豐足有餘。醫學校的畢業生不忍見此，便開始募集資金，在1941年購入位於昭和町（現在的青田街、永康街附近）的住宅贈送給堀內。但伴隨著日本戰敗，此房產也被國民黨軍接收。
堀內戰後並未即刻歸國，而是留在戰後改名為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學校，持續講課授業。他幾乎沒有離開臺灣，51年的人生都奉獻在培育臺灣醫師。其後，在他回國之際，許多曾受教於堀內的臺灣人開業醫師，以向他餞別的名義募捐，據說籌集了高達30萬圓――現在的價值接近3億日幣。1955年，堀內以82歲高齡逝世，當時，他的學生們聚集在高雄醫學院，以尊敬和感謝之意舉行了追思會。被稱為「臺灣醫學界之父」，日本人堀內當之無愧。
參考文獻
- 松井嘉和《臺灣與日本人》（暫譯，錦正社）
- 小田滋《見證百年臺灣－堀内、小田兩家三代與臺灣的醫界、法界》（近代文藝社，中文由玉山社出版）
- 黃文雄《獲得世界讚賞的日本人》（暫譯，德間書店）
- 黃文雄《締造臺灣的日本人》（德間書店，中文由前衛出版）
標題圖片：臺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Richie Chan / PIX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