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得日本語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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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日本國籍,卻有了日本語籍
在我還在以中文寫小說的那段時間裡,我從沒想過自己有天竟能用日文寫小說。
無疑,我是喜歡語言表達的,因此即便當時日語仍破破爛爛,我仍盡力想用日語表達些高深的什麼。在初級階段的作文課裡,我就偏偏愛用「厳寒」「酷暑」「耽溺」這種任哪個出版社的初級教科書都絕不會收錄的詞語。在練習日語演講時,我甚至當場背誦藤村操〈辭世文〉這篇日文古文的文章。下課時間也老是纏著教師,問些五段活用、四字熟語、漢文訓讀的問題,想必讓老師相當頭疼吧。
同時我也練習聽寫動畫和日劇的臺詞,閱讀日語小說,自習漢文訓讀,用盡許多辦法試圖拓展自己的日語表達能力。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所持有的日文詞彙和句法,在質與量上都無法表達我想表達的事物或心緒(嚴格來講其實現在也仍無法)。何況文學作品,這種需要高度、多樣且精準表達的藝術,我一直覺得自己身為非母語人士,是寫不出來的。
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同時也承擔著「拓展語言本身的可能性」此一任務。那麼對一個不屬於我的語言,我是否真有辦法做到?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自己是做不到的。
這樣的想法其實相當怪異:語言之為物,本來就不屬於特定個人或群體,而該是更加開放性的存在,為不同時空的人類所共享,與歷史一同演化的事物。即使如此,我仍舊顧忌著自己非母語人士的身分,不敢將不是自己母語的語言,當作是「自己的東西」,不遵從某種既定規範(如語法、詞語在辭典上的語意、母語人士的語感等等),而妄自尊大地嘗試「拓展其可能性」。
非母語人士是語言世界的難民,一離開兒時所習得的第一語言的領域,其語言使用的正統性便不被承認。其實即便同是母語人士,也有語感大相逕庭的時候,但若非母語人士和母語人士的語感不同了,總是母語人士的語感會被認為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非母語人士對於該語言,是沒有解釋權的,這就好像移民者不被賦予權利,去干涉移居國家的內政一樣。
做為一個非母語人士,便必須時時刻刻誠惶誠恐,恐懼著有人會指著自己說:「你的日語很奇怪,不自然」。而非母語人士自身,也往往無法完全信賴自己的語感。
所以當我獲得「群像新人文學獎」時,固然喜悅自己作為作家出道,同時也相當開心,自己「作為一個日文使用者受到了承認」。我以不甚熟稔的手勢,一邊參照辭典和網路資訊,一邊戰戰兢兢寫下的第一篇日文小說,那正是我恬不知恥的,對「拓展語言可能性」的嘗試。本來寫小說這回事便有如走鋼索,而若使用的是第二語言,那鋼索更是脆弱如蛛絲。我知道自己一個不小心便可能墜落而摔得粉身碎骨,卻仍奮不顧身地用力一跳。所幸這個跳躍沒有導致墜落,這感覺就像是跳躍之後有人接住了我,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交給我一枝筆,溫柔地告訴我:「沒事的,你就放心地待在這裡,放心地寫吧。」
這正是我所期盼的話語。經歷了嘔心瀝血般的學習,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名為「日語」的筆,我終於知道自己能信任這支筆,這讓我感到相當安心,就好像得到了「日本語籍」──不是「日本國籍」──一樣。
國籍是封閉的,必須要達成規定的條件、按照規定的手續、通過規定的審查才能入手,有時想拿到新國籍還得先放棄舊國籍。但「語籍」卻是開放的,任誰都可以在任意時刻入手,若有那個心,甚至也可以保有雙重,甚至三重語籍。取得國籍需要繳交厚得像電話簿般的申請資料,但取得語籍只消有對語言的愛,以及一支筆便可。國籍在國家滅亡之時便會消滅,但語籍卻直到疾病帶來遺忘,或是死亡造訪的那天為止,任誰也無法奪去。
終於取得日本語籍的那一天,我走出講談社大樓,抬頭望向濃密漆黑的夜空,深吸了一口大氣,然後在心裡默默做了個決定。
我要用自己手中所握的這支雙重語籍的筆,來彩繪出自己所看到的世界。
標題圖片:日語的文字充滿美感,就像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筆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