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情勢的變化與學界動向
丸川知雄 教授您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的1995年到97年期間,當時亞洲局勢和日本的亞洲研究有哪些重要議題,又出現了哪些相關討論呢?
中兼和津次 老實說,我不太記得,或者說我當時並沒有特別關注這方面的議題⋯⋯。不過,這可能和等一下要討論的內容有關。我印象中,當時亞洲政經學會的學術活動並沒有緊貼亞洲的實際情勢,反應也並不即時。
舉例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從1978年、79年、80年左右開始全面展開。現在來看,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或者說是亞洲地區的重大事件。然而,當我翻閱當時的《亞洲研究》期刊時,既沒有看到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專題,就連發表的論文中,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據我記憶所及,幾乎沒有人正面討論中國改革開放這個議題。
亞洲經濟觀點的轉變
丸川 1990年代正是亞洲經濟開始蓬勃發展的時期。
中兼 從學會活動和整體亞洲研究的關係來看,至少在經濟學領域,特別是從開發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應該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逐漸對亞洲經濟的觀點產生了改變。這樣的轉變大約是從19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開始慢慢發生的。在我的印象中,其中一個關鍵契機,應該是世界銀行出版的一本知名著作《The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這本書也被翻譯成日文,由白鳥正喜監修,海外經濟協力基金開發問題研究會翻譯,書名為《東亞的奇蹟—經濟成長與政府的角色》(東洋經濟新報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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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兼和津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世界銀行的主張改變了以往的開發論思維模式,主要針對東亞為何能夠成功發展經濟這一點,強調其與政府力量的密切關係。傳統的經濟學或開發經濟學多以市場為中心,但僅憑此觀點似乎無法充分解釋東亞的經濟成長。
舉例來說,當時出現了認為日本的產業政策相對成功的論調,這為傳統的開發經濟學帶來了某種新的視角。我記得1994年在高崎經濟大學舉辦的亞洲政經學會東日本大會上,這個東亞模式的議題蔚為話題。這裡所說的「東亞」,主要是指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東協(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國,並不包括中國。會上討論了為什麼東亞能夠快速發展,認為其中可能存在著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並特別關注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等面向。這樣的論調逐漸反映在學會的研究中。換句話說,當時也開始出現了比較積極去看待韓國經濟、台灣經濟等的觀點。
中國經濟的長期展望:農業與工業的關係
丸川 讓我們回到教授您本身,想請您談一下所從事的研究。在1995年擔任理事長之前,您曾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中國經濟論—農工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
中兼 實際上,那算是我的第二本專著。這本書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農工部門間資源轉移的研究,完全承繼了我的老師石川滋教授(*1)的想法。石川教授提出,隨著經濟發展,農業部門能為非農業部門,具體來說就是工業部門,提供多少資金的問題,在中國等亞洲幾個地區進行了相關驗證。
不過,當我開始進行這項研究時,其實並不知道石川教授也曾做過類似的研究。由於石川教授的研究已涵蓋了1950年代和60年代,所以我決定將研究範圍延伸到80年代,專注於農工領域間的資源轉移。到了80年代,逐漸有可供參考的中國資料,例如統計年鑑等,因此我也嘗試用量化的方式,來掌握農業與工業以及非農業之間的資源轉移或資金流動。結果,我的研究實際上成為了對「石川假說」的一項實證研究。
我所說的「石川假說」是指以下內容:開發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過去的觀點認為必須由農業部門提供資金,來支援公共部門或非農業部門的發展。然而,實際上,關鍵可能在於工業部門需要反過來協助農業部門。我們暫且將這種觀點稱為「石川假說」。
事實上,後來有許多人針對這個論點展開討論,反對的聲音反而多了起來。他們認為,實際上還是工業部門受到農業部門的支援,換句話說,就是農業部門遭到剝削。對於這種說法,我提出了反駁,但我認為,結論其實會因衡量農工部門間資源轉移的標準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我認為這個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而這正是我在這本書前半部所研究的內容。
(*1) ^ 石川滋(1918-2014)是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專攻開發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研究。
「百見不如一聞」—如何理解人民公社
丸川 這本書的後半部分主題是農業集體化。
中兼 是的,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是純經濟學的分析,後半部分則是在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制度論的角度探討農業集體化得以存在的條件。具體來說,我研究了中國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過程,特別深入討論了中國集體農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集體農業存在哪些問題。
在這項研究中,對於從中國黑龍江省返回日本的戰後遺孤所進行的訪談特別具有參考價值。在我任職亞洲經濟研究所期間,以及離開後的幾年間,我訪問了這些曾經是中國人民公社社員的遺孤。總共訪談了三十多人,聽取了各種分享後,我發現過去對人民公社的認知與實際情況似乎有所差距,並感到有必要重新建構對人民公社的理論。也因此,我進一步研究了中國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推行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發現其中實際上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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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兼教授(左)與訪談者東京大學教授丸川知雄
「百見不如一聞」—如何理解人民公社
丸川 這麼說,您實際上有訪問過一些曾經在人民公社生活過的日本遺孤?
中兼 如同剛才提到的,那時候正是中國開始提供並公開一些資訊的時期。1984年,我在一橋大學任教期間,曾經到天津的南開大學待了大約兩週。那裡的經濟研究所圖書室收藏了許多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內部文獻和資料,其中也包括與農業集體化相關的調查內容。我記得當時拍了許多照片,並將這些資料影印下來。後來,這些資料成為了《中國經濟論》後半部分制度論研究的參考素材。說到這些資料的事情,真的是無止盡,說都說不完。
1978年,我在筑摩書房出版、現已停刊的《展望》雜誌(第236號,8月號)上發表了一篇兩頁的隨筆。這篇題為〈豆渣隊長的苦惱〉的文章,我認為是我寫過最好的一篇散文。文章的開頭是:「人們常說『百聞不如一見』,但其實是『百見不如一聞』。」意思是,即使親眼看過一百個人民公社的人,也比不上聽一個真正從中國人民公社回來的人,講述他在當地的人民公社的親身經歷來得重要。事實上,聽了這些人的親身經歷後,我才發現當時日本所介紹的人民公社形象,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而已。我常用「模式」(Model)和「混亂」(Muddle)這兩個詞來形容:中國官方宣傳的是模式,但從那些親身經歷過的人口中聽到的,卻是混亂。其中充滿了複雜糾結的現實。
當我問到為什麼人民公社的社員工作不太積極時,有人直白地回答:「都是早上被叫去才去的。」我問他為什麼要去,他說:「為了拿工分才去的。」此外,我還聽說,除了人民公社分配的農田,他們還會在附近的森林裡偷偷開闢隱藏的田地,這在中文被稱為「黑田」。他們會在那裡秘密耕作,因為公家分配的糧食不夠,所以必須另外種植以補充糧食。有時,上級人民公社的幹部會來檢查,問道:「你們這裡有沒有這種情況?」如果有人一時快說溜嘴,旁邊的人就會立刻制止他,說「閉嘴」,甚至踢他一腳。了解到這才是真實情況後,我更加深刻體會到「百見不如一聞」的震撼意義。
此訪談於2023年2月4日在nippon.com進行。本文由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川島真負責整理。完整的訪談記錄刊登於《亞洲研究》(69卷4號,2023年10月)。
標題圖片:一名社員在人民公社的成員面前,操作由日本製造商(洋馬)捐贈的聯合收割機,1974年11月,北京市郊外的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