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臺社會學者對談:我們的未來是否明亮?

山田昌弘×藍佩嘉(3)勞動:終身僱用制的日本與流動性高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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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回探討臺灣與日本的勞動環境。即使失去工作,再找下一個就好了,在臺灣換工作是稀鬆平常的事,勞動人口的流動性高。另一方面,日本長久以來受到終身僱用制的支撐,轉職並不普遍,勞工市場的流動性低,一旦失去工作,礙於再就業的門檻高,轉職不容易。此外,透過比較臺日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及有關僱用的價值觀,凸顯出兩國勞動環境的差異。

山田昌弘 YAMADA Masahiro

1957年生於東京。1986年,獲取東京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自2008年4月起任中央大學文學系教授。專業為家庭社會學、情感社會學及性別論。著作有:《單身寄生族的時代》(築摩新書,1999年)、《少子社會日本 另一種差距的走向》(岩波書店,2007年)及《家庭難民》(朝日新聞出版社,2016年)《底層的競爭》(朝日新書,2017年)、《少子化對策在日本為何失敗》(光文社新書,2020年)、《新型差距社會》(朝日新書,2021年)等。

藍佩嘉 LAN Pei-Chia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訪問學者。著有兩本英文專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及兩本中文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雇主》、《拼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因失業而自殺的日本特殊性

主持人(野島剛)  接下來想要探討勞動問題,就以自殺問題來切入。臺灣人也關注日本的高自殺率問題,山田教授在有關社會差距的著作裡也曾提到,在社會差距加大的情況下,尤其是男性的自殺人數有增加趨勢,請問這樣的理解正確嗎?

山田  關鍵在於什麼的差距,我說的「希望差距」不是指收入高低,而是對於未來是否懷抱希望而產生的差距。日本的勞動環境一般是由所謂的「應屆畢業生統一錄用」的制度和「終身僱用制」支撐著。但是,1998年的自殺人數突然增加了近1萬人,原因是很多中高年男性被公司裁員而面臨失業問題。日本的社會在就業市場上很難重新來過,這一點與臺灣不同。在日本,一旦沒了工作,就很難再重返同樣條件的職場,尤其是中高年男性。

另一方面,現在年輕女性的自殺人數也增加,在非正規僱用的制度下,自己賺取的收入也少,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也沒什麼機會可以認識男性,沒辦法找個好對象結婚,因而對未來感到失望。

比起日本,歐洲的失業率一直都很高,但是即使失業了,還有下一個工作機會,能這麼想的話,就不會自殺了。相反地,日本的失業率低,但是一旦失業,很多人就覺得人生完蛋了,無法重新站起來。日本的勞動人口流動性低,轉職門檻高,所以容易對未來感到絕望。

  臺灣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有大量的臺灣企業外移到中國或是東南亞,在此同時,也開始大量引進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結果造成臺灣失業率的上升,而且集中在教育水準低的男性身上,於是他們就成了整個產業變遷過程中的最大受害者。臺灣從來沒有過「終身雇用制度」,社會的流動性蘊含著無限的機會。過去,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實現了經濟發展,即使沒有很高的學歷,也能夠「黑手變頭家」。「黑手」就是製造業的師傅,意思是他們也可以開工廠當老闆。

但是,最近的30年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製造業的資本越來越集中,也就形成寡占市場。另外,家計在教育投資上的支出增加,高等教育得以擴張,但是大學學歷卻越來越不值錢。雖然是大學畢業,也不代表可以得到一個中產階級的工作,再怎麼努力工作也存不了錢,處在一種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狀態。

房地產價格飆漲,買不起房子的臺灣年輕人

主持人  想請教藍教授,在這裡聽到很多日本人是因為失業而自殺時,臺灣人會覺得無法理解嗎?

  我手上沒有臺灣自殺人數的確切數字,但自殺率有微幅上升(*1),報紙上常看到燒炭自殺的新聞。歐美國家提供了比較健全的社會安全網,但是在亞洲國家,家庭就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來源。在過去,臺灣的家庭會互相扶持,幫助陷入經濟困境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但是這種支撐量能有下降的趨勢,還是扮演一定的功能,所以在臺灣比較少聽到像日本「孤獨死」的案例。

剛提到了臺灣是重視流動性的社會,對於現在的年長世代來說,流動意味著很多機會,可以創業,在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可以累積財富,買房子,但是現在房子已經漲了好幾倍,根本買不起。對年輕世代來說,流動性意味著不安定,只是從一個有限薪水的工作流動到另一個有限薪水的工作,無法發展自我能力,很難置產,也很難創業。父母親一代享受到的環境自己這一代完全變了樣。所以「世代不平等」在臺灣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臺灣經濟在過去30年來,二分化為停滯的業界和成長的業界,半導體大廠的臺積電TSMC急遽成長,但是其財富並沒有平均分配給不同的群體,原因之一是薪資的停滯,明明有很多企業是賺錢的,可是賺到的錢並沒有轉化為薪資,即使是正職社員,領到的薪水還是相對有限。第二個原因是房地產的飆漲,這些因素讓年輕世代感到非常不公平,產生強烈不滿的「剝奪感」。

(*1) ^ 依照臺灣衛生福利部的發表,2014至2019年的自殺人數有微幅上升,2020年則微幅減少

對於教育投資的想法不同

主持人  接下來想要請教山田教授,臺灣的年輕人處於薪資低但房地產價格高昂,不依賴父母就很難規劃未來的狀況,日本是否也面臨到類似的問題呢?

山田  日本的房地産還沒那麼貴,因為進入了人口減少期,所以照理說不會發生房地產飆漲的狀況吧。不過,在日本,如果是正職社員的男性,對未來也就感到安定安心,無法成為正職社員的人就對未來充滿了不安,只能隨波逐流地過日子,出現了這樣的差距。比起薪資的高低,更重要的是擁有安定職位的人與非典型僱用的人之間產生差距,而且固定化,這才是問題所在。

主持人  這麼一說,最近好像聽到不少臺灣人說日本的房地產比較便宜,所以到日本置產。

  我也這麼聽說過。實際上,很多人認為臺灣現在的房地產價格飆漲,與日本過去泡沫經濟時代相似,而且現在臺灣的少子化趨勢已經很明顯了,等十幾、二十年後,郊區的房地產也可能會崩盤。

主持人  有關正職社員的問題,山田教授認為在日本成為正職社員的比率大概有多少呢?

山田  大學畢業的話,大多都能夠成為正職社員,在這裡,擁有大學學歷與否就形成了顯著的差距。另外還有男女間的差距,男性容易成為正職社員,但女性就容易成為兼職人員,在職場上仍存在著結構性的性別歧視。

  在這個部分,臺灣與日本很不一樣。這是勞動市場的結構問題,日本的正職社員與非正職、派遣員工在福利薪資的待遇上有很大的差別,日本的大學生很早就積極地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固定工作,大概就很淒慘。念什麼大學,跟可以找到什麼樣的工作有緊密的連結,職涯發展也截然不同。但是臺灣的狀況不一樣,大部分人的職涯都是一直換工作,藉此累積個人的工作經驗和專業技能。

臺灣的情況是中産以上階級的家庭,非常重視教育投資,比方說英語學習,為了因應全球化而送小孩去雙語學校,甚至是出國念書,都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投資。這個部分跟日本結構就不太一樣。

我聽說在日本,孩子的教育重擔通常落在母親身上,但相較於其他的亞洲國家,日本似乎不太重視外語學習。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日本的產業、勞動市場結構。更重視的是念哪一所大學,像是東大、京大,希望孩子能夠很早進入國內的大企業,當個正職社員。臺灣強調的不只是國内,甚至是跨國的流動,這一點就與日本不太一樣。

仍以穩定為取向的日本就業市場

主持人  如果日本也能夠像臺灣那樣,變成不一定是正職社員也能夠生存下去的社會,換工作可以提升職場競爭力的社會,流動性高的社會,就有機會扭轉「如果無法當上正職社員,人生就沒有希望」的價值觀。山田教授認為日本社會重視終身僱用制的價值觀是否有必要改變?

山田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也很羨慕臺灣。日本以外的很多先進國家,不管哪裡的流動性都很高,只有日本的流動性不高,這恐怕是導致這30年間日本經濟低迷的元凶。就連我的學生,都聽到很多人都被父母要求去考地方的公務員,因為不用講英文也沒關係,保障一生安泰,不用出人頭地,回到家鄉當個公務員就好,有很多父母都這樣對孩子說。這樣的想法阻礙了人才發揮能力,也是造成日本經濟低迷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怎麼改革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30年前,日本在亞洲國家裡面是第1名,現在的生活水準卻是新加坡的一半,香港的3分之2,甚至是被臺灣超越了,而韓國也很快就要追上了。當我這麼跟學生說,學生的反應是「那也無妨啊」,感覺無關緊要。與其說是文化的問題,不如說因為日本擁有一定的人口,反正不用跟上全球化也可以生存下去,只要生活穩定的話,不用往上爬也沒關係,遺憾的是,這樣的想法在這幾十年已經存在許久了。

主持人  勞動的僱用型態,出社會之後的勞工的流動性如何提高?在社會差距中,每個家庭是如何規劃教育投資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透過兩位的對談,讓我們了解到臺日的相似點與差異點,以及今後的課題,再次感謝兩位對談人的參與。

(依據2022年3月3日的對談,由野島剛整理)

標題圖片: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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