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臺社會學者對談:我們的未來是否明亮?

山田昌弘×藍佩嘉(3)勞動:終身僱用制的日本與流動性高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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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回探討臺灣與日本的勞動環境。即使失去工作,再找下一個就好了,在臺灣換工作是稀鬆平常的事,勞動人口的流動性高。另一方面,日本長久以來受到終身僱用制的支撐,轉職並不普遍,勞工市場的流動性低,一旦失去工作,礙於再就業的門檻高,轉職不容易。此外,透過比較臺日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及有關僱用的價值觀,凸顯出兩國勞動環境的差異。

山田昌弘 YAMADA Masahiro

1957年生於東京。1986年,獲取東京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自2008年4月起任中央大學文學系教授。專業為家庭社會學、情感社會學及性別論。著作有:《單身寄生族的時代》(築摩新書,1999年)、《少子社會日本 另一種差距的走向》(岩波書店,2007年)及《家庭難民》(朝日新聞出版社,2016年)《底層的競爭》(朝日新書,2017年)、《少子化對策在日本為何失敗》(光文社新書,2020年)、《新型差距社會》(朝日新書,2021年)等。

藍佩嘉 LAN Pei-Chia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訪問學者。著有兩本英文專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及兩本中文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雇主》、《拼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因失業而自殺的日本特殊性

主持人(野島剛)  接下來想要探討勞動問題,就以自殺問題來切入。臺灣人也關注日本的高自殺率問題,山田教授在有關社會差距的著作裡也曾提到,在社會差距加大的情況下,尤其是男性的自殺人數有增加趨勢,請問這樣的理解正確嗎?

山田  關鍵在於什麼的差距,我說的「希望差距」不是指收入高低,而是對於未來是否懷抱希望而產生的差距。日本的勞動環境一般是由所謂的「應屆畢業生統一錄用」的制度和「終身僱用制」支撐著。但是,1998年的自殺人數突然增加了近1萬人,原因是很多中高年男性被公司裁員而面臨失業問題。日本的社會在就業市場上很難重新來過,這一點與臺灣不同。在日本,一旦沒了工作,就很難再重返同樣條件的職場,尤其是中高年男性。

另一方面,現在年輕女性的自殺人數也增加,在非正規僱用的制度下,自己賺取的收入也少,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也沒什麼機會可以認識男性,沒辦法找個好對象結婚,因而對未來感到失望。

比起日本,歐洲的失業率一直都很高,但是即使失業了,還有下一個工作機會,能這麼想的話,就不會自殺了。相反地,日本的失業率低,但是一旦失業,很多人就覺得人生完蛋了,無法重新站起來。日本的勞動人口流動性低,轉職門檻高,所以容易對未來感到絕望。

  臺灣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有大量的臺灣企業外移到中國或是東南亞,在此同時,也開始大量引進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結果造成臺灣失業率的上升,而且集中在教育水準低的男性身上,於是他們就成了整個產業變遷過程中的最大受害者。臺灣從來沒有過「終身雇用制度」,社會的流動性蘊含著無限的機會。過去,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實現了經濟發展,即使沒有很高的學歷,也能夠「黑手變頭家」。「黑手」就是製造業的師傅,意思是他們也可以開工廠當老闆。

但是,最近的30年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製造業的資本越來越集中,也就形成寡占市場。另外,家計在教育投資上的支出增加,高等教育得以擴張,但是大學學歷卻越來越不值錢。雖然是大學畢業,也不代表可以得到一個中產階級的工作,再怎麼努力工作也存不了錢,處在一種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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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 臺灣 少子化 勞動 安全網路 終身僱用 勞動人口 人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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