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人受難者訴訟：從「逆轉判決」看到台灣的理性與良心

意想不到的勝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判庭）於2016年2月17日，裁定支持原告青山惠昭的上訴，將父親青山惠先列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並命令給予賠償。接到判決結果的瞬間，我無法置信，本來預想會遭到敗訴，準備要再上訴的。

一週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會上，以多數決確定將不控告，青山惠先的賠償認定也因此成立。

4天後，2月28日，同基金會舉辦的「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上，董事長陳士魁來到出席儀式的我面前，語道：「長期以來辛苦了。我們在此道歉與表明賠償之意。」

這項可被說是意料外的司法顛覆行政的判決，被台灣和日本各大媒體闢為劃時代的判決，報導強調這是首次外國人的賠償認定，受到熱烈的迴響。

刊載當時勝訴判決的新聞報導（沖繩時報提供）

父親失蹤、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父親青山惠先（Aoyama Esaki）出身鹿耳島縣與論島，母親美江（Yoshie）出身沖繩縣國頭村。父親於1935年經由九州、沖繩後渡海至台灣基隆市社寮島（現在的和平島）。其後，被日本徵兵短暫參與二戰，返回後於1942年與母親結婚。1943年生下我青山惠昭（Keisho）。

先父青山惠先

當時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作為南進東南亞的據點，於此集結了各地官民人才。離日本最近的八重山諸島、宮古諸島、沖繩本島及周圍離島，加上奄美諸島等地人民都被邀至「蓬萊之島」台灣，特別是漁夫們爭相前往台灣北端的基隆社寮島。在社寮島東北岸區形成了600多人的沖繩人聚落（琉球埔），街上的日式料理與當鋪等與當地居民混合漂著獨特的氣氛。

但是，聚落的平穩日常生活漸漸受到戰爭影響。男性都被日軍徵招至南方戰場出兵，街道和村落到處都被美軍空襲，留下的女性、小孩、老人疏散至瑞芳和九份附近的山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雖然戰火終於平息，因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沖繩人聚落的人們都得抱命逃回祖國。在等待返日的接駁船時，收到一封日期為1946年2月，從父親惠先寄給母親美江的明信片，寫著「我在西貢，安好」，過了一陣子，1946年的5月則收到父親已解召的明信片，寫著「我抵達鹿兒島了，你們快點回來」

擦肩而過回到台灣的父親遇到的悲劇

基隆市八尺門水道上架起的和平橋，左端為和平島（2019年筆者攝影）

1946年12月，母親與3歲的我從基隆出發，於隔年1月抵達佐世保浦頭港。到達父親解召後暫住的鹿耳島親戚家，已是再隔一年的2月底了。但沒看到應有的父親身影，沒想到他居然已前往台灣尋找妻小了。

從那之後等待丈夫回家過了將近2年後，母親決定前往老家沖繩國頭村繼續等待。當時我正在入小學前的年紀。隔年的農曆新年時，在台灣與母親相處蠻好的一位太太，從沖繩島最南端的系滿來到140公里遠的沖繩島最北端國頭村，傳達一位曾與父親共同行動的男性的話。

「惠先在基隆社寮島的船隻停泊處，跟台灣船長的兒子被中國兵帶走，恐怕已被殺害。」

這份傳言極為有說服力。當時母親悲痛欲絕的身影至今依舊烙印在我腦海裡。

『基隆雨港二二八』（張炎憲等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書中記載了1947年3月8日在基隆上岸的國軍屠殺無辜的實況。其中，有2名婦人詳述青山惠先被帶走的事故現場情況的證詞（171~178頁），還有相關人士認定青山惠先已受害等說詞，都成為客觀的、決定性的佐證。

1947年2月28日上午，大批群眾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前放火抗議。（取自台北二二八記念館導覽手冊，青山惠昭翻攝）

跨越平等互惠原則之牆

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會於一開始就認定青山惠先是在事件中失蹤的。但是當時的內政部以2個理由將基金會的決定撤回。一個是日本沒有給予台籍慰安婦和台籍日本兵戰後補償而有失國際平等互惠原則。第二個是國家賠償法不適用於外國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會其後也以此結論將認定取消並推翻自己的判斷。對於申請人的我而言，因判決浮現了外交問題而深受困擾，其後我以國際人權規章為後盾，以「人權無國界」而提出不服判決的申請。

之後，改為當時的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代為對應我的申請，時任行政院長毛治國以同樣的理由發出否決的告知。再度不服的我，決定要提出行政訴訟並交給司法判斷，於2015年9月15日請台灣當地律師代理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訟。

在法庭上，主任律師薛欽峰面對被告多次辯解時毅然對峙，並以國際人權擁護趨勢等說服方式進行高度的辯論。提訴和判決勝訴的記者會上表明支持的法學專家也是我很大的後盾。對他們只有感謝可言。判決勝訴的記者會現場，律師跟支持者們圍繞著我分享喜悅，之後我一人回到飯店。日本或台灣認識的人和朋友們的祝賀電話響個不停。

複雜的台灣人反應

台北高等法院前（筆者攝影）

然而，雖然獲得勝訴，卻沒有豁然開朗的心情，難道這樣結束就好了嗎？實際的受難者據說有1萬或2萬人，但是成立賠償認定的死者或失蹤者加起來不到900人。因沒辦法例證所以成立不了賠償認定的受難者家屬數量非常的多。另外，被判定分類屬「最下層」的沖繩奄美的我們家，以前還曾是屬於統治方的日本人範疇，各種想法在我腦海裡打轉，只能仰天長歎。

從沖繩前來參加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的一位友人，在回程的機場裡，被一位台灣婦人攀談，他跟婦人表示「我陪一位父親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朋友來參加紀念儀式。」後，遭到她反駁：「你說的是報紙登出的青山先生對吧？台灣還有這麼多生活很辛苦的人，還給日本人這麼多補償金。」不過，台灣有位律師說道：「沖繩的青山先生得到勝訴是劃時代的改變。雖然說，不問國籍應該補償所有的受難者，但台灣的反應實際上是複雜的、分歧的。」

「日本該有所回應」的訊息

青山惠昭所著《往蓬萊之海》

從「二二八事件與日本」的觀點來看，台灣雖可說是親日的，但很多人覺得只是二二八事件的反面表象。當時台灣很多人揶揄「狗去豬來」的那段歷史至今還深刻留著。狗代表日本人，豬代表中國人，狗比起豬好一點，這是一句放入主觀想法的句子。日本統治台灣50年到底代表了什麼，需要被好好重新審視。

二二八紀念儀式上，基金會的陳士魁董事長託付我向日本政府傳達一個訊息，希望日本政府能促成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受害的台灣人慰安婦還有台籍日本兵的戰後補償。

「人權無國境，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日本政府應重新審視不平等的補償問題。台灣接受了青山先生的請願，接下來是日本該回應的時候了。」

這句話在我這位愛台色彩濃厚的灣生耳邊沉重地響著。 

日本現正應該面對負面的歷史，跨越「平等互惠原則」誠摯對待台灣所展現出的理性與良心。我由衷地對台灣至上感謝之意。真的萬分感謝。希望能攜手共同找出所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真相。

標題圖片：當年青山惠先與美江的結婚紀念照（1942年7月、基隆市）

（照片皆為本人提供或翻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