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紀念館得知祖父的「自新」
2月28日──這一天又再度到來。
住在日本的筆者，養成每年關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的習慣，其實還只是近幾年的事。契機是7年前的2015年，當時筆者為了書籍撰稿的採訪工作而前往台北，造訪位於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館內突然看到如下文字。
姓名 顏欽賢
簡歷 台陽董事長
民社黨台灣省黨部主委
犯罪事實 二二八事變農委會委員 組織煤礦忠義服務隊反抗政府
住址 基隆市
備註 由憲兵隊保出自新
展示資料「二二八事件自新者名簿」上，赫然有著我的祖父顏欽賢的名字。當時我還不懂「自新」是什麼意思，問過紀念館導覽員後，才知道是「改過自新」的意思。
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政府一邊要求被檢舉的人絕對服從，並將其財產充公，另一方面也祭出「自新」制度，作為懷柔戰術，只要提交寫著五名連帶保證人姓名的「自新書」，親自簽名並押上十根手指頭指印，當局便會承認其已更生。
筆者此前雖然早已知道祖父曾受到通緝，卻完全不曉得他是如何回歸社會的，原來祖父也提交了自新書。所謂自新書，就是宣示顏家和國民黨政權和解、服從國民黨政權的憑證。
顏家第三代當家的顏欽賢先生
因當選台人代表而受難
祖父出生的顏家，過去以基隆為據點，在如今成為知名觀光地的九份一帶挖掘金礦與煤礦，從而拓展事業版圖。與日本的三井及三菱類似，顏家為知名的財閥，是二戰前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祖父就讀東京礫川小學校、群馬縣高崎中學，後畢業於京都立命館大學，於1937年當上顏家第三代大家長，接掌顏家產業。其後歷任基隆市協議會會員、中華民國制憲國大代表。然而這樣的祖父，卻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裡成了「罪犯」。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內刊載的的自新者名簿中出現祖父的名字
事件緣由是因為祖父受推舉為台人代表，為解決二二八事件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件，讓祖父的名字甚至刻在二二八紀念館中，卻為何身為台灣人的已故父親，以及其他許多親人，都從未對頻繁從日本造訪台灣的我好好說明過這件事？
看到自新的紀錄之後，筆者腦中首先便浮現出這個疑問。
之後，筆者便造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及圖書館，並拜訪二二八事件研究者等人，彷彿被什麼東西附了身一般，開始調查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相關資訊。
從台灣寄達的「罪犯」資料
從檔案管理局網站上可以進行資料搜尋，除了特別機密的文件之外，都可以以電子檔形式申請閱覽文件詳細內容。筆者在日本以電子郵件和管理局員工幾經書信往返之後，一片存有300張以上龐大資料、外觀毫不顯眼的燒錄CD，便從台灣寄到了筆者日本的家中。
軍管區司令部、國家安全局、台灣省政府、內政部警政署──寫滿這些單位名稱的專用紙張上，寫著行雲流水的書法文字，蓋著巴掌大的朱紅印章，「逃犯」、「軍法」、「顛覆政府」等氛圍肅穆的詞彙一個一個映入眼簾，不禁讓筆者看得有些發愣。那些文件在在指出一個事實：祖父真的曾被視為「罪犯」。
比如，在2001年解密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通緝犯「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生死名冊」一覽表中，就有著這樣的文字：
顏欽賢 男 46 基隆
罪名 叛亂要犯
罪刑
(1) 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委員
(2) 主持組織煤礦忠義服務隊反抗政府
「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生死名冊」中找到祖父的名字
其他的「受難」親戚
除此之外，國家檔案局的資料裡也提到，顏家的「顏滄海」與「顏惠卿」也被捲進了二二八事件之中。
顏惠卿是我父親顏惠民的弟弟，排行老三，也就是我的叔叔，在我小時非常疼愛我。我鼓起勇氣去找這位叔叔，問道：
「叔叔也曾在二二八事件裡被牽連嗎？」
「……」
叔叔陷入一陣漫長的沉默之後，才回答：「我也沒被沒收什麼，也沒被刑求，就是被關了大概3個禮拜。」
筆者繼續追問，叔叔卻只是重複著「不記得了」，語氣神情都像是在懇求筆者不要再問了。筆者受到叔叔的反應所震懾，只好改變話題。
對於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知之甚詳的親人，多半都已過世，還在世的也不願意多說。此時筆者仰賴的，是二二八事件賠償金申請制度。
1995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首次作為國家元首對二二八事件進行道歉，當時政府也制定了條例，只要被認定為受難者，國家便會支付賠償金給本人以及家屬。
賠償金金額依受難程度劃分為數個等級，最嚴重者為死亡，金額為新台幣600萬元，此外還有失蹤、羈押、名譽受損等各種情況，分別列有相對應的金額。筆者決定進行申請。
向基金會申請受難者賠償
二二八事件對顏家事業造成極大陰影，鉅額資產遭到充公，顏家的沒落也由此開始。但申請賠償金倒也不為金錢，筆者最期望的是要恢復祖父的名聲：究竟是祖父是罪犯，還是受難者？此外，成長於日本的筆者對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與顏家的關聯，也迫切地希望能有一個答案。
筆者花了不少時間集齊申請資料，提交申請，不久之後便收到一封回函，寄件人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從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收到的賠償金通知書
受難者：顏欽賢先生，經本會第……受難事實為「健康名譽受損」及「其他」……
這封回函便是我的祖父顏欽賢已獲認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其名譽得以挽回的佐證。信封裡還裝著寫滿審查過程的文件。賠償金額以點數計算，祖父曾以內亂罪遭到通緝，10點；之後逃亡不滿1年，1點；其他事由1點，共計12點。1點以新台幣10萬元計算，賠償金額共為新台幣120萬元，擁有領取資格的包含筆者在內共有家屬計10名，各自可領到平分後的金額。
親人的微妙反應
2017年正值二二八事件70周年，我作為「受難者家屬」受邀參加在台北市舉辦的追悼儀式。2018年，我也作為受難者家屬出席了顏家根據地基隆舉辦的「基隆市228紀念追思活動」。但這兩場儀式，顏家的出席者都只有筆者一人。
關於賠償金事宜，筆者聯絡相關親人後，許多人的反應都是「跟我沒關係」、「不要多管閒事」、「我不需要賠償金」，也的確有人選擇不領賠償金。從這些親人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希望再牽扯到二二八事件了。
這些親人之所以態度含糊，或許正代表著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真的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當然也可能只是不想被捲進麻煩事裡。跟生活在日本的筆者相比，對住在台灣的親人而言，二二八仍是一個太過沉重的事件。
出席二二八追悼儀式並獻花的筆者
台灣政府堅定實現轉型正義
但是，筆者並不後悔申請了賠償金，祖父的名譽也確實獲得了回復。祖父一直到我13歲那年都還在世，他很疼愛我，常以日語喊我「Tae chan」。我告訴自己，在天國的祖父此刻肯定也是露出笑容的。
即便是從日本進行申請，台灣政府對受難者家屬申請賠償金的事宜，一貫是誠摯應對、認真進行受難者認定，筆者覺得台灣政府此種對「彌補歷史過錯」屹立不搖的決心與信念實在值得欽佩。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當選以來，便高舉「轉型正義」旗幟，堅決清查歷史的過錯，而追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也是其目標之一。
在二二八追悼儀式致詞的蔡英文總統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認同造成了巨大影響。我作為日本人，同時也是顏家第4代，對於這個事件我絕對不會遺忘，會將它轉述給家族裡的年輕世代。今年已是二二八事件75周年，受到疫情影響，筆者無法參加受難者相關追悼儀式，但仍會在日本靜靜關注儀式進展。
2018年的二二八追悼儀式上面向海獻花的受害者家屬
標題圖片：在「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中找到的祖父名字，與其照片
（照片皆為筆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