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家的轉型正義:從「通緝犯」成為「受難者」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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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紀念館得知祖父的「自新」
2月28日──這一天又再度到來。
住在日本的筆者,養成每年關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的習慣,其實還只是近幾年的事。契機是7年前的2015年,當時筆者為了書籍撰稿的採訪工作而前往台北,造訪位於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館內突然看到如下文字。
姓名 顏欽賢
簡歷 台陽董事長
民社黨台灣省黨部主委
犯罪事實 二二八事變農委會委員 組織煤礦忠義服務隊反抗政府
住址 基隆市
備註 由憲兵隊保出自新
展示資料「二二八事件自新者名簿」上,赫然有著我的祖父顏欽賢的名字。當時我還不懂「自新」是什麼意思,問過紀念館導覽員後,才知道是「改過自新」的意思。
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政府一邊要求被檢舉的人絕對服從,並將其財產充公,另一方面也祭出「自新」制度,作為懷柔戰術,只要提交寫著五名連帶保證人姓名的「自新書」,親自簽名並押上十根手指頭指印,當局便會承認其已更生。
筆者此前雖然早已知道祖父曾受到通緝,卻完全不曉得他是如何回歸社會的,原來祖父也提交了自新書。所謂自新書,就是宣示顏家和國民黨政權和解、服從國民黨政權的憑證。
因當選台人代表而受難
祖父出生的顏家,過去以基隆為據點,在如今成為知名觀光地的九份一帶挖掘金礦與煤礦,從而拓展事業版圖。與日本的三井及三菱類似,顏家為知名的財閥,是二戰前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祖父就讀東京礫川小學校、群馬縣高崎中學,後畢業於京都立命館大學,於1937年當上顏家第三代大家長,接掌顏家產業。其後歷任基隆市協議會會員、中華民國制憲國大代表。然而這樣的祖父,卻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裡成了「罪犯」。
事件緣由是因為祖父受推舉為台人代表,為解決二二八事件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件,讓祖父的名字甚至刻在二二八紀念館中,卻為何身為台灣人的已故父親,以及其他許多親人,都從未對頻繁從日本造訪台灣的我好好說明過這件事?
看到自新的紀錄之後,筆者腦中首先便浮現出這個疑問。
之後,筆者便造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及圖書館,並拜訪二二八事件研究者等人,彷彿被什麼東西附了身一般,開始調查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相關資訊。
從台灣寄達的「罪犯」資料
從檔案管理局網站上可以進行資料搜尋,除了特別機密的文件之外,都可以以電子檔形式申請閱覽文件詳細內容。筆者在日本以電子郵件和管理局員工幾經書信往返之後,一片存有300張以上龐大資料、外觀毫不顯眼的燒錄CD,便從台灣寄到了筆者日本的家中。
軍管區司令部、國家安全局、台灣省政府、內政部警政署──寫滿這些單位名稱的專用紙張上,寫著行雲流水的書法文字,蓋著巴掌大的朱紅印章,「逃犯」、「軍法」、「顛覆政府」等氛圍肅穆的詞彙一個一個映入眼簾,不禁讓筆者看得有些發愣。那些文件在在指出一個事實:祖父真的曾被視為「罪犯」。
比如,在2001年解密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通緝犯「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生死名冊」一覽表中,就有著這樣的文字:
顏欽賢 男 46 基隆
罪名 叛亂要犯
罪刑
(1) 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委員
(2) 主持組織煤礦忠義服務隊反抗政府
其他的「受難」親戚
除此之外,國家檔案局的資料裡也提到,顏家的「顏滄海」與「顏惠卿」也被捲進了二二八事件之中。
顏惠卿是我父親顏惠民的弟弟,排行老三,也就是我的叔叔,在我小時非常疼愛我。我鼓起勇氣去找這位叔叔,問道:
「叔叔也曾在二二八事件裡被牽連嗎?」
「……」
叔叔陷入一陣漫長的沉默之後,才回答:「我也沒被沒收什麼,也沒被刑求,就是被關了大概3個禮拜。」
筆者繼續追問,叔叔卻只是重複著「不記得了」,語氣神情都像是在懇求筆者不要再問了。筆者受到叔叔的反應所震懾,只好改變話題。
對於顏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知之甚詳的親人,多半都已過世,還在世的也不願意多說。此時筆者仰賴的,是二二八事件賠償金申請制度。
1995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首次作為國家元首對二二八事件進行道歉,當時政府也制定了條例,只要被認定為受難者,國家便會支付賠償金給本人以及家屬。
賠償金金額依受難程度劃分為數個等級,最嚴重者為死亡,金額為新台幣600萬元,此外還有失蹤、羈押、名譽受損等各種情況,分別列有相對應的金額。筆者決定進行申請。
向基金會申請受難者賠償
二二八事件對顏家事業造成極大陰影,鉅額資產遭到充公,顏家的沒落也由此開始。但申請賠償金倒也不為金錢,筆者最期望的是要恢復祖父的名聲:究竟是祖父是罪犯,還是受難者?此外,成長於日本的筆者對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與顏家的關聯,也迫切地希望能有一個答案。
筆者花了不少時間集齊申請資料,提交申請,不久之後便收到一封回函,寄件人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受難者:顏欽賢先生,經本會第……受難事實為「健康名譽受損」及「其他」……
這封回函便是我的祖父顏欽賢已獲認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其名譽得以挽回的佐證。信封裡還裝著寫滿審查過程的文件。賠償金額以點數計算,祖父曾以內亂罪遭到通緝,10點;之後逃亡不滿1年,1點;其他事由1點,共計12點。1點以新台幣10萬元計算,賠償金額共為新台幣120萬元,擁有領取資格的包含筆者在內共有家屬計10名,各自可領到平分後的金額。
親人的微妙反應
2017年正值二二八事件70周年,我作為「受難者家屬」受邀參加在台北市舉辦的追悼儀式。2018年,我也作為受難者家屬出席了顏家根據地基隆舉辦的「基隆市228紀念追思活動」。但這兩場儀式,顏家的出席者都只有筆者一人。
關於賠償金事宜,筆者聯絡相關親人後,許多人的反應都是「跟我沒關係」、「不要多管閒事」、「我不需要賠償金」,也的確有人選擇不領賠償金。從這些親人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希望再牽扯到二二八事件了。
這些親人之所以態度含糊,或許正代表著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真的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當然也可能只是不想被捲進麻煩事裡。跟生活在日本的筆者相比,對住在台灣的親人而言,二二八仍是一個太過沉重的事件。
台灣政府堅定實現轉型正義
但是,筆者並不後悔申請了賠償金,祖父的名譽也確實獲得了回復。祖父一直到我13歲那年都還在世,他很疼愛我,常以日語喊我「Tae chan」。我告訴自己,在天國的祖父此刻肯定也是露出笑容的。
即便是從日本進行申請,台灣政府對受難者家屬申請賠償金的事宜,一貫是誠摯應對、認真進行受難者認定,筆者覺得台灣政府此種對「彌補歷史過錯」屹立不搖的決心與信念實在值得欽佩。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當選以來,便高舉「轉型正義」旗幟,堅決清查歷史的過錯,而追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也是其目標之一。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認同造成了巨大影響。我作為日本人,同時也是顏家第4代,對於這個事件我絕對不會遺忘,會將它轉述給家族裡的年輕世代。今年已是二二八事件75周年,受到疫情影響,筆者無法參加受難者相關追悼儀式,但仍會在日本靜靜關注儀式進展。
標題圖片:在「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中找到的祖父名字,與其照片
(照片皆為筆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