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餐館老闆到勞動工會
1986年，27歲的甄凱來到日本留學。上了兩年語言學校後，進入東洋大學法學系學習，後來進了一家服裝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的縫製子公司常年接收中國實習生，甄凱負責為實習生提供生活指導和翻譯服務。在工作中，他逐漸瞭解了當時日本的實習生接收制度。6年後，他被工作中結識的一位中國企業家挖走，以翻譯身份負責新專案接收日方銀行貸款等場合的視窗聯絡業務。但他聽取中國員工的不滿和意見，將之反映給社長之後，遭到了解雇。
40歲以後想要再就業很難。於是，他在當時居住的埼玉縣幸手市的國際交流協會從事起了説明地區社會和外國人加深交流的工作，做到了理事職位。後來，他在市裡開了一家中餐館。打出寫著「你好」的中文招牌後，中國實習生紛紛前來用餐。
甄凱先生
他們面臨著「沒有加班費」「沒有工傷補償保險」「長時間勞動」等問題。2004年，甄凱替他們出面前往埼玉縣國際交流處諮詢，對方為他介紹了「全統一勞動工會」，包括外國人在內，任何人都能以個人身份加入。此後，他開始作為翻譯在全統一勞動工會接收處理關東地區實習生的諮詢。「甄凱先生幫我解決了問題」——這樣的消息通過實習生的網路傳到了岐阜縣，缺少翻譯人員的岐阜一般勞動工會向他發出邀請，於是他奔赴岐阜市工作至今。
9年前，甄凱開始在岐阜生活，用家裡的空房間收留了3名由於與公司產生矛盾而變得無家可歸的實習生。後來，收留的實習生越來越多，他乾脆低價租來了朋友的3樓小樓，在4年前創辦了現在的避難所。4年間的入住人數累計有265人。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緬甸人和菲律賓人等各國實習生。有的人因為在工作中受了傷，卻拿不到工傷保險賠償，在這裡住了長達兩年多時間。甄凱這樣解釋道：「遇到這種情況，首先要治療，如果變成『即使繼續治療也無法改善症狀』的狀態，勞動基準監督署將會支付一次性的補助金。但如果公司主張自身沒有責任，不承認是工傷，有時候就只好打官司了。如果治療時間和法院審理較長，他們在避難所居住的時間也會變長。」
有人重傷失去手指、有人持續3天長時間勞動
甄凱每年會收到超過100件來自實習生的諮詢。為什麼要如此費心費力地幫助實習生？他這樣回答道：「完全是處於想要幫助弱者的心理，就是這麼簡單。因為是一些來到異國他鄉，語言不通、什麼都不會做、什麼都不知道、孤立無援的人們在向我求援。」
長期以來，有這樣一些人來找過甄凱。有人來到日本剛剛3個月，在牡蠣養殖場的海上作業中，因為站不穩而被鐵絲戳到了眼睛。有人在紙箱廠工作，手被捲入機器，失去了3根手指。據說發生這些事故都是因為安全教育存在問題。有人從事拆除工作，從建築上跌落，他身上沒有配備安全裝置。還有人在職場遭到霸凌，縱身從3樓跳下，自殺未遂。據說還有人因為長時間勞動和職場霸凌，導致身心不適，他所在的公司將中國人和日本人用的洗手間分開，如果中國人用了日本人的洗手間，哪怕那裡無人使用，也會遭到嚴厲的責駡。
據說不給薪資和壓低勞動條件的事例更是常見。甄凱證實了這一點。
「有一家接收了大約15名中國實習生的公司，每個月都從實習生薪水裡扣掉5萬日圓。這是所謂的『強制存款』，為的是防止工人辭職，屬於違規限制人身自由。這種情況持續了3年，每個人總共被扣了180萬日圓。儘管公司方面聲稱，在工作滿3年後會支付這部分薪水，並允許實習生回國，但強制存款本身就是違法的。而且，公司只給了1小時300～600日圓的加班費，這低於法律規定的最低時薪。當得知實習生向勞動工會尋求幫助後，公司立刻向法院申請了破產。」
在一家縫製公司工作的柬埔寨實習生宿舍裡的淋浴室。據說許多實習生都住在如此條件惡劣的地方
一名中國女性實習生從事縫製工作，有一天從淩晨4點工作到第3天早上5點，只休息了兩個小時，最終因過度疲勞而病倒。該實習生向祖國的「勞務輸出機構」尋求幫助無果，來找到了甄凱。
岐阜一般勞動工會出頭進行「團體交涉」後，公司提出支付100萬日圓。但那名女實習生認為金額太少，拒絕了和解。過了一段時間，公司又提出120萬日圓，實習生還是沒有同意。不過，由於団體交渉耗時漫長，實習生改變了主意。她和公司直接交涉，拿到一筆錢後回到了中國。據說，如果団體交渉達成了金錢和解，需要捐出20%給工會，而那名實習生不想掏這筆錢。
「因為勞務輸出機構給她灌輸了歪理邪說，告訴她『工會解決實習生的問題，會從公司付的錢裡面抽走一部分』。這種情況很常見。非常遺憾，我們試圖幫助的人，誰都不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他們都認為只是自己個人的問題。但如果作為個人問題加以處理，就無法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只能從公司「逃離」的選擇
甄凱受理的實習生諮詢，還涉及到生活的很多細節。
「比如實習生吵架了，誰被誰騙了，誰懷孕了，等等，我受理過各種各樣的諮詢。雖然不是屬於勞動問題，但如果不解決的話，他們也不能安心工作。所以還是很費精力的。但絕不能置之不理。因為這些瑣碎小事，也可能引發大問題。」
為妥善實施技能實習制度和保護實習生而設立的政府認可法人「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也開設了實習生諮詢視窗，配有6種語言的翻譯人員負責接待。但甄凱表示，「機構的資訊處不會像我們這樣為生活瑣事提供諮詢」。據說，那些無處商量、孤立無援的實習生們，最終只能選擇「逃離」。
「有一個越南實習生突然被公司告知『入管局不承認你的簽證』，必須立刻回國。公司說3三天後簽證就會失效，給了他一張機票。他給家人打電話說了這事，家人問『付給勞務輸出機構的借款怎麼辦？』，他問了身邊的前輩，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他逃到朋友家躲起來。但因為需要辦理更新簽證的手續，護照和在留卡都交給了公司，不在他手裡。不能外出打工，只能一直躲在朋友家，最後搞得神經衰弱了。」
「糾結許久之後，他通過朋友認識的日本人找到了我。即使技能實習簽證過期，也可以申請其他簽證，而在日本接收實習生的合作社卻只是叫他『趕緊回去』。」
2019年4月，日本推出了「特定技能」這種新的在留資格，外國勞工的數量今後將會日益增多。甄凱認為「需要建立可以監管勞動環境、外國勞工可以依靠的組織」。
「基於過去的經驗，我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沒有資金來源。現在創建了一個NPO組織，一直在和政府協商，但始終沒有批准下撥補助金。為了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外國勞動者，我希望獲得經濟支援。」
採訪、撰文：桑原利佳 POWER NEWS編輯部
標題圖片：在避難所做飯。白天採用輪班制，晚上由甄凱負責，不過有時候也會讓大家一起幫忙（圖片均由甄凱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