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大拙：將禪（ZEN）傳向世界的佛教哲學家

參禪體驗悟出的思想

鈴木大拙（1870年—1966年）因將禪等佛教思想、乃至東洋和日本的文化和思想傳播到海外而聞名。他本名鈴木貞太郎，英文則取了居士號大拙「Daisetz」的「D」，貞太郎「Teitaro」的「T」，全名為「D.T.Suzuki」。想必那些對禪（ZEN）感興趣的歐美人對他的英文名十分熟悉吧。

大拙的功績並不僅是向世界介紹了禪的思想。他英譯了淨土真宗祖師親鸞上人的《教行信證》，這也意義重大，對妙好人（淨土真宗在俗信徒）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體現在《日本的靈性》（1944）等書中。不過，由於大拙將禪的精髓介紹到了歐美諸國，因此他似乎更多的是作為禪（ZEN）的介紹者而廣為人知。海外也有很多人以為他是禪僧，但其實不然，他最早既沒有布教的意圖，也沒有想要論述禪學理論和哲學的想法。究其一生，大拙都是基於「眾生無邊誓願度」，即基於要救濟世間萬物的誓言，不斷地向世人講述其個人參禪體驗所悟出的思想。

禪講究「不立文字」，也就是說其教義不依賴於語言和文字傳遞，而是更重視自身體驗。想要將「不立文字」的禪用語言，而且還是英語，傳達給世人，簡直難如登天。當外國人問到禪到底是什麼時，僅僅告訴他們「No reliance on words」，是沒法將禪為何物闡釋清楚的。若不想出一種溝通手段來，就沒法讓對方的內心進入到禪的世界。

大拙的盟友，哲學家西田幾多郎（1870年—1945年）的高徒西谷啟治（1900年—1990年）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大拙）老師的工作主要是傳播佛教、尤其是禪的思想，不過仔細想想，既通禪學，又有相應語言能力，可不是誰都能辦到的。真正能夠做這件事的人，必須深深扎根於禪的悠久傳統之中，這自不用說，同時對禪的體悟還要深入到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的血肉當中，把禪作為現代社會的東西進行重構才行。」這就說明大拙的工作並不是單純地把禪的相關書籍翻成英語，也不是在搞禪語的英語解說。

除了英文著作、英語授課和講座，大拙還在實際到訪之處展開即興現場問答。跟提問者面對面，對其當場提出的問題，展示「語言」和「存在」時，就是大拙發揮本領的時候。向公眾開放的ZEN體驗，因大拙而首次變得可能。 

在鐮倉邂逅圓覺寺高僧，步入修行之道

鈴木貞太郎1870年出生於石川縣金澤市本多町。鈴木家是加賀藩家老本多家的侍醫世家。貞太郎幼年喪父，在艱苦的經濟條件下繼續學業，早年結識了西田幾多郎和國文學家藤岡作太郎（1870年—1910年），結為畢生至交。尤其是和西田，兩人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相互學習，互敬互愛，結果各自超越了學者的範疇，成長為一代思想大家。

成為「大拙」之前的貞太郎經歷曲折。入學石川縣第四高中（現在的金澤大學）後，因家貧而輟學，在當地找了個小學教師的工作，之後也退職了。好不容易到了東京，上了東京專門學校（現在的早稻田大學）卻中退，上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專科，之後又退學了。

去東京的理由是為了上學，但早就有參禪意願的貞太郎，1891年起開始在鐮倉圓覺寺修行。而他真正開始修行，是在認識管長今北洪川（1816年—1892年）之後。首次得見高僧，被詢問出身後，貞太郎回答「加賀的金澤」。高僧聽罷，遂點評了一句：「北國男子都很有毅力。」

關於出身問答的這段對話並不是多稀罕的事情，但洪川的語言僅僅是對一群生長於某片土地的人的氣質的一般性描述嗎？貞太郎成為「大拙」之後也常常提到這段記憶中的對話。從他的回憶似乎可以窺見貞太郎對洪川的話做了這樣的理解：「師傅希望我成為這樣的人。或是給予我一個使命，讓我必須成為這樣的人。」從結果來看，大拙無論上哪個大學都沒有完成學業。結識洪川，讓大拙放棄了大學的學業，選擇了修行一途。

第一次的海外生活長達12年

洪川在兩人結識後的第二年匆匆離世，由釋宗演（1860年—1919年）承其衣缽。貞太郎則在釋宗演座下繼續修行。求學於慶應義塾，之後遠渡錫蘭的宗演，也因首次在西方使用ZEN一詞而為人所知。1894年，他賜名弟子貞太郎「大拙」，並帶他走出國門，給鈴木大拙的人生不斷帶來諸多影響。

1897年，27歲的大拙渡美，一邊以出版社編輯的身份工作，一邊給宗教哲學家保羅·迦耳斯做助手。雖然生活艱苦，但培養出了他的國際視野和無與倫比的英語能力。結束了長達約12年的海外生活回國後，大拙成為了學習院（現在的學習院大學）講師、東京帝國大學講師，翌年就任學習院教授。接著在回國後的第3年，與美國女子比亞特尼斯·倫結為伉儷。

學習院時代的學生之後都成了大拙的支持者，從中也可看出大拙的人品。其中有一人是提倡民藝運動的柳宗悅（1889年—1961年）。他在學習院高等科跟大拙學習英語而結緣，兩人在思想上也有交集，從20世紀40年代後半段起展開了深入的交流。二人均以「無心」為重要題目，在佛教研究方面，也不固步於禪學，淨土思想，特別是妙好人是二人共通的課題，為此也頗費了一番精力展開研究。然後通過柳宗悅，大拙與濱田莊司（1894年—1961年）、伯納特·李基（1887年—1979年）等陶藝家也展開了交流。大拙對柳宗悅非常信任，甚至連後事都是託付給了柳宗悅，令人歎惋的是他卻先於大拙離開人世。

實業家為支持大拙的海外活動慷慨解囊

經歷了學習院時代的大拙，在西田幾多郎的建議和佛教學者佐佐木月樵（1875年—1926年）的熱情邀請之下，1921年就任真宗大谷大學（現在的大谷大學）教授。還創立了東方佛教徒協會，與夫人比亞特尼斯、月樵等人共同創刊了日本首家英語佛教雜誌《東方佛學》。搭建了活動舞臺後，大拙出版了《Essays in Zen Buddhism》（1927年）和《日本的靈性》等一部部英語和日語寫就的名著。在這個大谷大學時代，D.T.Suzuki學說不斷成熟，一步步成長為世界級大師。

我們不能忘記在這些活動的背後，還有實業家的慷慨解囊。其中安宅彌吉（安宅產業創始人，1873年—1949年）的資助尤為突出。與其他支持者不同，彌吉從籍籍無名的貞太郎時代就一直默默支持著大拙，大谷大學時代，給他提供了京都的住所，供他和比亞特尼斯居住，還斥資為大拙出版其英文代表作《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1938年），並捐贈給國內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排斥「敵對國語言」時代，在有可能遭受無端猜忌的情況下，彌吉依然沒有停止支持大拙。沒有他的存在，可能就沒有之後的大拙了吧。

對歐美文化人產生深遠影響

戰後，80歲後的10年裡，大拙有大半的時間都是在歐美大學的授課和演講中度過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聽大拙講座的聽眾中，有《4分33秒》的作曲家約翰·凱奇（1912年—1992年）和《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作者J.D.塞林格的身影。塞林格的《弗蘭妮與卓埃》（村上春樹譯）中能看到「鈴木博士（鈴木大拙）」的文字。此外，與傑克·凱魯亞克（1922年—1969年）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交流，讓大拙的影響力確實在更多圈層中擴散。

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在鐮倉研究生活的鈴木大拙（圖片提供：鈴木大拙館）

「我認為自己是身為日本人的世界人。」大拙如是說。他把東洋·日本的文化和思想傳到了西方，但他絕不是在討論東洋強於西洋，或者西洋強於東洋。大拙對「東洋／西洋的對立」「凡事都像有/無的對立那樣分成兩方來看」的二元論思想提出了質疑，他一直在強調一定要重視這種二元對立論出現之前的更為本源的東西。

大拙的本領，就體現在其基於自身體驗，以身作則來向世人展示這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1963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不過非要給他安個職業的話，大概應該是「佛教哲學家」吧。不過他本人從未以「哲學家」和「學者」自居。照顧晚年大拙的岡村美穗子告訴我，大拙曾說過：「我是學校的老師。」大拙真正自由的人生觀，即便是去世半個多世紀的現在，依然歷久彌新。

鈴木大拙　年表

標題圖片：在墨西哥的埃裡希·弗羅姆家閱讀漢籍的鈴木大拙。1956年，大拙86歲（圖片提供：鈴木大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