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性別視角，日本的「少子化對策」不著見效

「1.57衝擊」

日本人開始意識到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是在1990年出現「1.57衝擊」之後。前一年的總和生育率降至戰後最低水準的1.57，對整個日本社會造成巨大心理衝擊。此前的最低值是干支紀年中的丙午年，也就是1966年的1.58。按照迷信說法，「60年一輪回的丙午年（生肖屬『火馬』——譯注）出生的女孩性子烈」，為此，當時許多家庭調整了生育計畫，導致出生率急劇下降。然而，當較之更低的數值出現時，人們對少子化問題的危機感驟然加劇。

1994年提出「天使計畫」以後，政府一直努力通過充實保育服務等,改善針對育兒家庭的援助。2012年成立的安倍政權為遏制人口減少，以「50年後繼續穩住1億人口」為目標，採取了增設托兒所、推行幼稚教育和保育服務無償化等對策。

然而，隨著晚婚、未婚或不婚的人越來越多，出生率下降並未停止，按照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公佈的最新推測資料，日本總人口將在2056年跌破1億人。

回避「聽天由命結婚」和「義務生子」

目黑依子女士首先指出，「躲避結婚和生子」是造成少子化現象的背景原因。

「我從性別角度調查分析少子化問題，並於2004年出版了《少子化的性別分析》。當時，主流做法傾向於以總體資料為中心分析人口問題，將其作為經濟或勞動力問題展開討論。生育明明也是女性自主決定的問題，卻完全沒有基於性別角度的討論。如果不去探索女性的意識和行為變化，就無法看清少子化問題的原因。」

以目黑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在統計資料的基礎上，對單身人士和大學生進行了採訪和綜合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年輕女性的性別意識（在社會文化層面形成的男女固定角色觀念）比年長者和男性更早發生了變化。可以看出，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結構下產生的閉塞感和壓抑感，導致了她們回避「聽天由命結婚」和「義務生子」。

企業中心主義與近代家庭

目黑指出，出生率下降其實是與戰後日本復興密不可分的重大政策帶來的結果。

戰敗後，「第一次嬰兒潮」（1947到1949年）到來。作為抑制人口的手段，政府鼓勵夫妻發生性行為時使用避孕套，並且依據《優生保護法》，從事實上實現了人工流產的合法化，將之作為避孕失敗後的處置辦法。

「戰後初期，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產業化實現了發展。就製造業而言，工廠附近建有家屬樓，工人們三班倒，24小時連軸轉。妻子專心照顧家庭，以便丈夫可以專注於工作，還要給丈夫創造勞動再生產的環境。為了避免生活品質下降，孩子的數量可以少一點。當時建立起了這樣一種以企業為中心的家庭機制。」

以提高工人生產效率為目的的企業主導型家庭政策，在當時符合追求更大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上固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兩個孩子是標配」的企業中心主義近代家庭模式。

「外壓」推動的意識轉變

70年代，家庭主婦開始被允許參加工作以補貼家用。最典型的就是「非熟手、低工資」的零工勞動方式。

「從丈夫的角度來看，自己並不是為了生計讓妻子去工作，而是讓妻子賺點零花錢，只要這樣想的話，就不會傷到『男人的面子』。妻子也不願不顧家庭地拼命工作。再者，對企業來說，主婦的零工勞動方式是一種便利的調節器。」

70年代中期以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社會為提高女性地位開展了許多工作。與之相呼應，日本政府也推出了諸如制定《男女就業機會均等法》等女性政策。而另一方面，進入80年代，政府對承擔育兒、養老等照顧家庭任務的全職主婦給予優待，加強了養老金和稅收等方面的制度性保護。這些完全是與國際社會達成的否定性別角色分工的共識所背道而馳的政策。
　
「美國60年代出現了民權運動等重大社會變革，女權主義開始崛起。以年輕群體為中心，源於美國的性別平權運動還蔓延到歐洲。女權主義雖然並未在日本激進傳播，但提高女性地位和賦權的國際動向，成為了推動日本女性意識變革的一種『外壓』。80年代以後，年輕群體中，對『男主外、女主內』這種觀念感覺不適的女性越來越多。可以說，以80年代為契機，女性性別意識的變化開始顯現出來。」

1994年在開羅召開的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成為了促使人們從性別角度重新思考人口問題的一個轉捩點。會議通過了一份《行動綱領》，確立了女性可以自由決定生育時間和子女人數的「生殖權利」。1995年第4屆世界婦女大會（北京）上通過的《行動綱領》中也反映了這一概念，並在日本女性中逐漸普及。

「出現『1.57衝擊』以後，政治界、財經界有些人宣稱是女性的高學歷化和求職就業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這樣的聲音遭到了女性的猛烈反擊。生或不生孩子，不是由以男性為主的政府來決定，而是由自己來決定——女性們終於表達了自身的態度。」

性別觀的錯配

長壽化和少子化帶來的人生歷程的變化也是女性意識變化的一個背景原因。結束育兒後的「脫母親期」變長，女性對這個階段生活方式的摸索，影響了包含結婚在內的前半生人生大事的選擇和實際去經歷的時機。將結婚和生子綁定在一起的家庭觀也逐漸弱化，近代家庭模式開始動搖。

「80年代，女性比男性更早地對『結婚→生子→育兒→照顧老人』這樣一種人生歷程產生了不適感。隨著人生八十年、人生百年時代的到來，人均壽命不斷延長，成人期的後半段變長，人們開始尋求自我實現的選項。」

儘管女性的意識開始發生變化，但男性對人生歷程的印象仍然是以近代家庭模式為前提的。目黑指出，女性並不是因為出現了可以在社會上自立的狀況而對結婚抱以消極態度的，而是男女在選擇配偶方面的性別觀的錯配導致了晚婚化和少子化。

育兒援助政策不能解決問題

過去的少子化對策為什麼沒有取得成效呢？

「政府設想的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於生子和育兒的經濟成本，一直試圖通過改善育兒環境來解決問題，將育兒家庭作為援助物件。為了保證孩子茁壯成長的援助政策固然重要，但並不能直接拉動出生率上升。結婚、生子原本就是個人的選擇。政府應該做的是瞭解個人的需求，彌補欠缺之處。」

「另外，產業結構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在企業裡擔任高管的男性們依然保留著家父長制的意識，這是導致少子化問題始終未能得到遏制的最大原因。在職場中，也有必要改善性別差距，建立起符合希望結婚、生子人群需求的制度。」

進入本世紀後，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越來越多的男性變成了非正式員工。儘管也可以選擇與經濟獨立的女性一起工作，共同維持家庭運轉，但受到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思維束縛的男性會覺得無法扮演獨立養家的角色，加上就業也不穩定，往往傾向於回避結婚。

另一方面，「進入長壽時代以後，如果要選擇結婚，女性一方往往傾向於尋找擁有經濟實力、不必為晚年生活擔憂的伴侶」。目黑認為，即使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但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未能跳出性別分工的思維。

近代家庭的影子，依然在社會體系和性別意識等方面留下痕跡。在這個意義上，現狀與大約20年前出版《少子化的性別分析》的時候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目黑表示，要遏制少子化問題的發展，必須改變基於性別分工角色的社會結構；而對於生子問題，也需要靈活的解決方案。

「如果還是將婚姻制度框架內的生子作為結婚前提，那麼孩子數量就會繼續減少。因為不婚的人越來越多。就算遇到了心儀的物件，也難以下決心結婚，倘若是這種情況，那麼可以像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那樣，先同居幾年再決定是否正式結婚。」

「現在人們過多地受到法律意義上的結婚、先結婚後生子等人生大事順序的束縛。我想呼籲大家打開這種死板僵化的『枷鎖』。別去管孩子父母是不是法定夫妻，也別去糾結親子之間的血緣關係，只要建立起對所有孩子一視同仁的社會機制，以及在多樣化家庭形態下養育孩子的社會共識，少子化問題應該也能迎來破題的曙光。」

標題圖片：國際婦女節，許多民眾參加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女性大遊行（Women’s March）」活動，2023年3月8日，東京（AFP / 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