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面臨崩潰危機：「黑心職場」導致應聘者減少，師資不足問題日益嚴重

教師錄用考試「招不滿」

最近，主流媒體爭相報導師資嚴重不足的問題。《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說，根據其獨立調查，截至2022年5月1日，全國2092所公立中小學和特殊教育學校（約占學校總數的約6%）出現了2778名教師缺額，與2021年同一時期文部科學省實施的調查結果（1519所學校出現2065名教師缺額）相比，增長了約3成。

參加教師錄用考試的人數也還在不斷減少。據《朝日新聞》報導，2023年公立小學教師錄用考試，日本全國應試者為3萬8641人，比前一年減少了2000人。據說在大分縣，甚至出現了應試人數低於擬錄用人數的現象。各地教育委員會從那些未被錄用的落選者中，挑選願意再次挑戰教職的人，聘他們為臨時教師，以填補因休病假或產假等而出現的教師空缺。應試者減少，自然就會影響到如何確保這種替代人員的問題。

2021年度，因憂鬱症等精神疾病而暫停工作休假的公立中小學教師共有5897人，創下歷史新高；而且，他們當中又以小學老師為多，達2937人（文部科學省調查）。截至2022年4月1日，有2283人繼續休假，1141人離職。

這種狀況是如何產生的呢？要了解其背後原因，就得說說日本公共教育的特點了。

日本公共教育的「長處」，成為長時間工作的要因

教育問題研究家妹尾昌俊分析道：「根據文部科學省和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日本公共教育的『長處』，是學生不僅學習課本知識，還通過課外活動等，為走進社會做好充分全面的準備。修學旅行、運動會等學校活動和社團活動等『特別活動』，還得到了國外的關注。」

「日本教師的職責，是關心孩子們的方方面面，促進他們身心健康成長。在學習能力方面，日本學生在經合組織的PISA調查（學生學業成就度調查）中得分很高。而這些特徵，又與學校裡出現的長時間工作問題是一體兩面的。」

妹尾昌俊本人有5個孩子，從2歲的托兒所兒童，到小學生、國中生、高中生都有。

「大約5年前，我女兒所在的小學，有一個班級的年輕老師因病休假，沒能找到代課教師，只能由教務主任兼任班導師。我還聽說附近的小學也出現了教師短缺的情況。師資不足的現象可能是最近1、2年才浮出水面的，但實際上這一問題更早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需求增大卻供給減少的「雙重打擊」

2021年度，文部科學省首次對師資不足現況進行了調查。妹尾說，文部科學省其實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教師缺口問題，但沒有採取相應的對策。

「戰後的日本教育重視地方分權、地方自治。公立學校教職工的任命，基本上都由都道府縣和政令市自行決定，所以文部科學省堅持認為師資不足問題歸地方政府負責。而地方政府則擔心錄用教師多會大幅增加人員費用，且非常擔心少子化導致教師人數過剩。沒有國家的支持，地方政府是不會下決心增聘教師的。」

然而，對於教師的需求卻一直在成長。

「有身心障礙、需要細心關照的特殊班級學生正在增加。普通班級一般35名學生，而特殊班級最多不超過8人。而且，只要接收1名不同身障類別的學生，就要開設一個新的特殊班級，並為此配備教師。」

「隨著過去同一批次大量錄用的那一代教師行將退休，很多地方政府推進了教師的更新換代，也因為此，作為休產假、育兒假時的需要，確保代課教師的必要性也增加了。」

另一方面，教師人才供給卻在減少。「參加教師錄用考試的學生少了，而且他們同時參加民間企業或其他行政職位的招聘考試，最終很多學生都沒有選擇當教師。這必然導致落選人員減少，專職和兼職老師的供給也就隨之而減少。」

在需求增加、供給減少的「雙重打擊」下，就出現了當前的師資不足的問題。

「休不了產假，無法選擇不教特教班，只能希望更多人報考教師職位。」但是，學校現在已經被貼上了「黑心職場」標籤，這種情況下很難重獲年輕一代的關注。

遠遠高於「過勞死亡線」的超長工作時間

學校是勞動方式改革進展最緩慢的職場之一。根據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日本小學和國中教師每週工作時間分別為54.4小時和56.0小時，在參加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是最長的。

此外，聯合綜研在2022年針對公立學校教師實施的線上調查顯示，他們每月平均加班123小時，大大高於月加班80小時的「過勞死亡線」。

據妹尾介紹，最近4、5年，公立學校幾乎都採用了考勤卡或IC卡來管理工作時間。但據說，有些教師下班打卡之後仍繼續工作，有些教師把工作帶回家去做，或者休息日也要指導開展社團活動。他們中很多人都沒有向學校申報加班。

教育重視地方自治，國家、都道府縣、市區町村在其中的職責區分相當複雜。此外，在授課方式和活動策劃等方面，教師擁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在學校教育一線可以開展多種多樣的教育實踐，而與這一優勢相伴的，是在勞務管理和超長時間勞動上存在責任不明的問題。」

兼職之多，世界第一

妹尾指出，日本教師要通過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觀察孩子的各個側面，可能是「世界上兼職最多的全能」老師。「而且，近十年來，教師的課程負擔也在不斷加重。」特別是在小學，英語和程式設計成了必修科目，教師們忙於備課等工作，連喘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而且，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也在增加，又要防止校園霸淩和防治疫情，學生休息時間和參加社團活動的時間也需要「看護」，不能有絲毫懈怠。另外，在營養午餐中，還要特別注意引發食物過敏等問題。

「工作時間之外，還要應付家長頻繁打來的電話；學生們放學後聚集在超商等地而引發問題時，學校也會接到投訴。本來這些是不歸學校負責的，但社會上認為這也都是學校的責任。學校和教師承擔的工作和責任範圍太過廣泛了。」

過勞死和過勞自殺的背後

工藤祥子以前當過老師，去年與妹尾昌俊合著了《不要逼死老師》（教育開發研究所出版）一書。她認為政府雖然在推進勞動方式改革，但「並不真正了解教師過勞死或自殺的真實情況」（2月9日與妹尾昌俊在圖書發行紀念座談會上）。

2007年，工藤祥子在一所公立國中擔任保健體育老師的丈夫突然去世。她的丈夫熱心於專職指導學生應對校園霸淩和不上學問題，經常加班，週末還擔任學校足球社團的顧問並參加相關活動。她向有關部門反映丈夫是因為工作不眠不休導致的過勞死，但花了近6年時間才被認定為因工作死亡。

據工藤祥子介紹，2014年開始實施的《過勞死防止法》中，教師被列為重點行業，終於開始了實際情況調查。但是，在學校教育前線，教師是一種「神聖的職業」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很強，認為自我犧牲是理所當然，越是熱心工作的教師越傾向於隱瞞自己精神和肉體上的不適，很難讓人全面把握真實情況。近年來，被認定為過勞死、過勞自殺的所謂因工作而死亡者，只有10人左右，因官方認定或報導而公開的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必須修改法律並增加預算

妹尾認為，作為孩子們身心健康成長的場所學校，要想讓它持續發揮出重要作用，就必須改變教師繁重的多重工作這種現狀。

「首先，要整理各項業務，稍微縮小學校的責任範圍和作用。同時，花幾年時間增加教師數量，減少他們的授課時間。理想的狀況是增加教師以外的學校工作人員，實現合理分工。特別是要根據學校的規模和需要，增加可以參與到親子間或不上課問題對策中去的學校輔導員以及社會工作者的配置，最好讓他們成為全職。」

要增加教師數量，首先要修改《義務標準法》（該法律規定了與班級編制和教職工定額標準相關的必要事項），在此基礎上需要增加教育相關預算。

「各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中央政府必須制定出大方針並進行制度設計，將培養教師以外的學校員工也納入其中，並為此編制預算。」

為孤立無援的年輕教師提供支援

妹尾昌俊指出，公立中學的勞動方式改革，關鍵在於如何運營學校社團活動。現在已經決定採取「移交當地」的方針，將公休日指導社團活動的工作逐漸委託給民間體育組織來承擔。

而情況最為嚴峻的，則是小學。

「小學裡，很多時候剛參加工作的老師突然就有可能要做班導師，承擔重大責任。他們要負責與家長之間的艱難溝通、應對校園霸淩問題等。在學校裡大家沒有閒暇相互幫助，讓那些深受其苦的年輕教師感到孤立無助。」

「為此，2、30歲的老師出現精神疾病的情況在增多，辭職的人也很多。如果現職教職員工無法充滿活力開展工作，學生們就感受不到老師的魅力。參加教師招錄考試的人減少，更不會有人特意想改行當老師。」

減輕教師的工作量，可以拯救學校

2022財年，文部科學省時隔6年實施了教師工作情況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開始討論修改《教職員工薪資特別措施法》。該法規定，公立學校的教師不支付加班費，代而支付相當於月薪4%的調整費。

妹尾昌俊強調說，教師的待遇確實與他們的實際工作情況不符，但由於預算有限，其中最應該優先考慮的是增加學校的教師及其他員工。對於想當老師的人和現職教師來說，比起增發加班費，他們更希望的是糾正這種過於嚴酷的勞動方式。他們應該更希望有充足的時間來備課，同時希望珍惜自己個人的時間。

賦予教師更多的自由支配時間，會有利於重新煥發教師這個職業的魅力，授課品質也更有保證。

「睡眠不足的老師們是無法上好課的，他們也沒有心思去回應學生的諮詢。而且，在小學裡，還出現因為老師不夠而頻繁更換班導師的情況。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孩子們。」

事實上，由於師資不足的副作用，在全國各地的小學都發生了「班級崩潰」現象，即學生遲遲安靜不下來無法開始上課，校園暴力也在增加。

因此，解決師資不足問題和改革學校教師的工作方式，是防止公共教育崩潰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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