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鵬繼承年寄名號和「入日本化」看國籍問題

有識之士會議對大相撲提出建議

日本相撲協會成立於2019年5月的「思考大相撲繼承發展有識之士會議」（委員長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歷史學者山內昌之），今年4月發佈以《為了大相撲的傳統與未來》為題的建議報告書。其中闡述為何要求相撲親方必須擁有日本國籍的理由。

建議報告書中指出，「相撲師匠或親方，是向相撲力士教授『我國傳統國技』相撲道的人。我們要求親方或掌管部屋的師匠，必須理解我國固有的風土習俗，並紮根生活在日本這塊土地上」，並明確定義「紮根日本這塊土地上生活，其象徵性實體就是日本國籍」。

但我們也能感覺到報告中有自相矛盾之處。因為報告稱日本大相撲的目標之一是「國籍多元化」。根據建議報告書披露，昭和、平成、令和三個時代，外國出身的相撲力士總人數為192人，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蒙古國65人、美國37人、巴西17人。分析提到，今後外國出身成為相撲力士的趨勢仍將持續，外國出身的相撲親方肯定會越來越多。

來自蒙古國的白鵬，曾獲45次幕內優勝，為歷代之冠，幕內獲勝總場次達1093場，創下了超越前人的驕人戰績。當日本相撲界因力士們參與棒球賭球和打假賽等接連爆出醜聞的時候，白鵬作為唯一的現役橫綱，高舉大相撲招牌搖旗呐喊，還前往東日本大地震受災地區慰問，努力恢復人們對相撲的信任。即便有如此功績，但如果他不是日本國籍，也沒法當上親方。

白鵬2000年來到日本，2019年9月取得了日本國籍。他的蒙古後輩鶴龍（現為鶴龍親方）、橫綱照之富士、小結逸之城等人也從去年底以來，相繼取得了日本國籍。他們來日本都超過了10年，對相撲界和日本文化都已十分熟悉。但現實中，單憑這樣的生活經歷是無法取得親方資格的。

在繼承年寄名號的時候，白鵬被要求簽署誓約書，保證嚴格遵守「大相撲傳統文化和相撲道精神，日本相撲協會的規則、規定、禮儀，以及相撲界的習俗、規矩，不得有與之相違背的言行」等。據說這一舉措極其例外。雖然人們對於白鵬在相撲場上的某些比賽動作頗有微詞，但對這樣一位為大相撲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橫綱，日本相撲協會為何還要如此苛求呢？

而日本本土親方又究竟接受了多麼出色的教育呢？人們不由得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因為此前日本相撲界發生了許多醜聞，如對力士施暴、參與棒球賭球、在疫情期間買春等。在此背景下，非日本國籍的人就沒有指導相撲的資格這種說法，顯然缺乏合理性。

在建議報告書中，隨處可見「入日本化」這個聽起來很陌生的詞彙。隨著柔道成為國際性體育項目，其作為日本武道的性質發生變化，出現了「去日本化」現象。「入日本化」這個詞就是相對於「去日本化」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表述，意思是外國人進入日本固有的大相撲世界，引發自我蛻變。雖然說明瞭其不同於「同化」或「日本化」，但解釋起來還是有點費神。

大相撲的未來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無論力士的國籍多麼多元，都要尊重傳統，繼承日本文化。另一條則是順應力士國籍多元化發展的現狀，引進外國多元化要素，探索相撲新的發展道路。建議報告書認為應該走前者的道路，主張要對外國出身的力士推行「入日本化」，其發展方向將近似於重視武道精神的劍道，而非柔道。

其他體育運動有關國籍的規定

再看看其他體育項目與國籍相關的例子。在國際奧委會（IOC）的《奧林匹克憲章》中，對於國籍變更，設置了所謂「3年規則」的條款。

「一名已代表一個國家參加奧運等重大國際賽事的運動員，如果變更國籍或申請一個新國籍，那麼必須在最後一次代表上一國家參賽的至少3年後，才能代表下一國家參加奧運。」

有的運動員出於參加奧運或獲得獎牌的目的而變更國籍。也有一些國家想利用這種方法增加獎牌數。IOC正是考慮到這類獎牌至上主義和國家主義背景下出現的情況，才設置了一定限制，以防運動員隨意變更國籍。

但是，每個選手的實際情況不太一樣。有些與體育無關，比如有人因祖國爆發內戰等原因成為難民，流亡到了其他國家。為了應對各類情況，只要兩國奧委會達成一致，「3年」的時間條件也是可以縮短的。

足球運動則對國家隊隊員規定了詳細的限制條件。這些條件不僅針對球員本人，還涉及其親生父母和祖父母的出生地、球員的年齡以及其在該國居住的年限等。特別是在歐洲各國的聯賽中，有來自中南美、亞洲等世界各地的大量球員加盟參賽，人才流動非常頻繁。如果不制定詳細的資格規定，甚至會連國家足球隊都難以組建。

日本的職業棒球聯賽、足球J聯賽、籃球B聯賽，都限定了外國球員的註冊人數和上場人數。雖說是日本的國內聯賽，但為了增強球隊實力，從海外引進高水準球員必不可少。為此，在考慮球隊內部外國球員與本土球員的平衡以及與其他球隊戰鬥力均衡的基礎上，制定了相應規則。

縱觀全球體育界可以發現，用「國籍」或「國家」這種框架來界定體育選手，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橄欖球運動獨特的「所屬協會主義」

在眾多體育運動中，橄欖球國家隊隊員的資格比較獨特。包括奧運在內，大部分國際賽事規定是基於「國籍主義」的。但參加橄欖球國際錦標賽（國家隊比賽）的各國國家隊選手，基本上是基於「所屬協會主義」制度選拔出來的。

對於入選國家隊的選手，要滿足以下3個條件之一：①在該國出生；②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在該國出生；③在該國居住36個月以上。如果選手在該國橄欖球協會所屬球隊效力三年以上，那麼誰都可以獲得入選國家隊的資格，與國籍無關。

橄欖球運動注重的是選手在那個國家居住並參加比賽這一事實。換句話說，只要在那塊土地上長期生活，就可以承認其為球友。不過從明年開始，第③項規定將變更為「60個月以上」。與足球一樣，隨著國際轉會球員增多，對於居住條件的限制也將變得更加嚴格。

網球、高爾夫等個人競技專案的全球化進程領先於團體類競技項目，國家意識似乎也更加淡薄。在爭奪世界排名的巡迴賽事中，各國選手們經常切磋競爭與交流，建立起了超越國境的個人關係。

擁有日美兩國國籍的網球選手大阪直美和擁有日本與菲律賓兩國國籍的高爾夫選手笹生優花，最終都選擇了日本國籍。但這只是他們根據日本國籍法做出的個人決定而已。日本國籍法要求公民到22歲前必須選定一個國籍。對於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頂級運動員來說，從事體育運動的國籍壁障並不那麼高。

在多元化的日本社會中

我們能夠理解大相撲重視日本固有傳統的態度。但是，非日本國籍的力士退役後就不能留在日本相撲協會這一規定，對於來自海外的相撲力士邁向第二人生（退役後的人生），實在是不負責任的。如果這種不利局面延續下去，恐怕來自海外的相撲入門者將會減少，最終可能導致大相撲陷入衰退。

大相撲就像是日本社會的一面鏡子。現在，外國移民在日本工作，與日本人結婚，他們的孩子在日本長大。面對這樣一個社會，是像大相撲那樣要求外國人「入日本化」，還是構建一個認同多元價值觀的社會呢？這兩條道路究竟應該選擇走哪一條？

今年夏天舉辦的東京奧運與帕運，突出體現了大家相互理解多樣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我們確有必要向外國人傳播日本的文化和傳統，但同時也必須尊重那些出身於外國的人們的想法、其祖國的習慣和宗教。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真鍋淑郎為了學術研究，放棄了日本國籍，獲得了美國國籍，一時成為話題。當今世界正處於這樣一個時代之中，未來日本或許也有必要探討是否承認多重國籍的問題。

當您看到梳著髮髻、腰圍兜襠布的外國出身相撲力士時，是何感受呢？日本這個國家應該如何改變？希望大家在觀賞九州場所的相撲比賽過程中，能夠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

標題圖片：在2021年7月的大相撲名古屋場所表彰儀式上，白鵬從日本相撲協會八角理事長（原橫綱北勝海）手中接過內閣總理大臣獎盃。這是他最後一次獲授優勝獎盃（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