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衝擊50年：日圓升值恐懼症帶來的「廉價日本」

策略家尼克森的賭注

在日本被稱作「尼克森衝擊」的這個演講，還提出了凍結美國國內物價和薪資、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

越南戰爭導致美國軍費激增，「大炮加黃油（軍事與經濟發展並重）」的政策走入了死胡同。對內通貨膨脹和失業人數成長、對外國際收支赤字激增，美元信用發生了動搖。於是，策略家尼克森孤注一擲，試圖一舉逆轉困境。

從幾個月前開始，美元在歐洲外匯市場遭到拋售，被視為投機標的「強勢貨幣」德國馬克等貨幣逐漸過渡到了浮動匯率制。日本政府擺出死守已持續了22年的1美元兌360日圓固定匯率的架勢，制定了促進進口自由化等「八項日圓對策」，試圖避免日圓升值。

昭和天皇的洞察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突如其來的「尼克森衝擊」給日本殺了一個措手不及（日本時間8月16日）。關閉外匯市場還是保持現狀？政府內部意見出現分歧，完全亂了陣腳，但還是有人冷靜地觀察著事態發展。8月20日，時任大藏相的水田三喜男在那須行宮向昭和天皇彙報情況後，天皇表示「雖然國內輿論普遍認為日圓升值會帶來消極影響，但我認為日圓國際地位的提升是一件好事。恐怕有必要讓廣大國民瞭解積極的一面」。

昭和天皇曾經作為一位年輕的國家元首經歷過戰前浮動匯率時代，所以才具有這種特有的深邃洞察。

不久之後，美國的真實目的浮出水面，那就是通過多邊協議重新調整各國貨幣匯率。給日本的「開價」是日圓匯率上調25%左右。儘管日本一度也被迫實施了日圓的浮動匯率制，卻又干預市場，抑制日圓升值，所以被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席勒批評為「骯髒浮動（dirty float）」。

經過數輪多邊談判後，1971年12月中旬，10國財長在華盛頓的史密森氏學會大廈召開會議，確定了主要國家貨幣的新匯率。日圓匯率為1美元兌308日圓，匯率上調幅度（16.88%）創各國之最。

在日美貿易談判背後美國威脅日圓升值

儘管這是大藏相水田三喜男跟美國財長約翰・康納利討價還價後確定的結果，但國內大多數人依然認為這個匯率上調幅度超出了預期。收到水田從美國發來的消息後，時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在日記中寫道，「擔心這麼大幅度的上調會引發經濟蕭條，希望不會出大事」。然而，第二天東京證券市場以全面上漲的方式做出了回應。佐藤又在日記中寫道，「感覺莫名其妙，已經不知該如何判斷了」。

修補固定匯率制也沒什麼效果，「史密森體系」並沒有維持多久。美元信用再次發生動搖，1973年春季以前，主要國家貨幣全都逐漸過渡到了由市場決定每天匯率的浮動匯率制。

即使變成了浮動匯率制，日本忌諱和上調匯率具有相同效果的日圓升值這樣一種「日圓升值恐懼症」也並未消失。為了抑制日圓升值，貨幣主管部門開始在市場上大量購買美元干預，等價的日圓變成過剩流動性充斥在社會上，推高了物價和地價。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10月）火上澆油，導致整個日本一度在「狂飆的物價」中動盪。

美國覺察到日圓升值恐懼症是「日本的軟肋」，便通過口頭干預等方式威脅「日圓將會升值」，以此作為貿易談判的籌碼。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以紡織品為開端，再到鋼鐵、電視、汽車、半導體等產品門類，日美之間就日本自主限制對美出口和增加對美進口等問題簽訂了多個協定，而這一切的背後，往往都存在著美國威脅日圓升值的壓力。

效力過猛的廣場協議

時間來到了1985年9月22日。應美國財長貝克的邀請，美英德法日五國（G5）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會議，協調一致後簽署了促使美元貶值的廣場協定。雷根政權時期，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主席沃爾克採取了強烈的貨幣緊縮政策，導致利率飆升。受到高利率驅動，全球資金流向美國，引發了美元升值。擔心貿易赤字擴大的美國開始尋求通過協調干預促使美元貶值。

簽訂廣場協定時的匯率是1美元兌240日圓左右。當時去參加了G5會議的大藏相竹下登似乎原本打算可以容忍日圓兌美元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圓的程度。然而，日圓升值的趨勢根本止不住。簽訂協定大約3年之後，美元兌日圓匯率幾乎腰斬。

貨幣主管部門開始大量購買美元進行干預，試圖刹住日圓升值的趨勢。日本銀行5次下調利率，將政策利率（基準利率）設定為歷史最低的2.5%，並且將其維持了2年3個月之久。在財政政策上，以「避免日圓升值損害經濟」為由，大張旗鼓地搞起了以公共事業為主的各種項目。

隨著低利率資金的氾濫，雖然物價還算穩定，但股價和地價開始一路飆升。這催生出了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所說的「1970年到2010年期間最龐大的泡沫」。

在G7國家中薪資最低

上世紀90年代初，從股票到土地，資產泡沫相繼破滅，正當日本還在費力處置金融機構「不良債權」這個惡果的時候，又被捲入了90年代中後期的金融危機。此後，在4分之1個世紀裡，日本經濟始終擺脫不了通貨緊縮的魔咒。近年來，「廉價日本」經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對這個說法的解釋是，發生疫情以前，入國遊客之所以快速成長，是因為日本的飯店住宿費和餐飲費用在已開發國家中顯得特別低廉，這吸引了大量外國遊客。

日本的購買力也一直在下降。據說，在海外市場圍繞海蟹等高級食材的競購中，日本被新興國家勢力「PK」掉的情況越來越多。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反映日圓購買力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跌至1995年巔峰時期的一半以下，甚至比2010年的水準還低了30%。

薪資水準也在下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薪資調查（購買力平價標準）顯示，日本的平均年收入為3.86萬美元（2019年），在G7中排名墊底，不到美國（6.58萬美元）的60%，也只相當於德國（5.36萬美元）的70%多一點。

懼怕日圓升值而導致政策失誤

如果把時間倒回簽訂《廣場協定》的1985年，我們會發現日本在這一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品出口國。面對日圓暴漲局面，當時就已經應該規劃「世界工廠」的「下一步」了。

日本政府把日圓升值視為「國家災難」，不斷推出以公共事業為主的經濟刺激措施，試圖支撐起內需。結果，1985年時總數為530萬人的建築業從業者在1997年達到了586萬人的峰值。

如果從這筆數額龐大的經濟刺激預算中抽出一部分來，用於培養諸如軟體技術人員等IT人才和支持他們創業，結果又會怎樣？作為參考，美國Amazon和Google創立於上世紀90年代，Facebook創立於2004年。日本或許也會誕生出GAFA級別的網際網路平臺企業。

對於出口企業而言，日圓升值是一個不利因素，但消費者可以買到價格低廉的進口商品，還可以享受實惠的海外旅行。一味懼怕升值，而未能充分利用其積極作用，導致日本變成一個「廉價國家」，這完全是經濟政策的失敗。

是否會有那麼一天，日本民眾可以像半個世紀以前昭和天皇一語道破的那樣，將日圓升值評價為「日圓國際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呢？

※文內均使用當時的頭銜

標題圖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在面向全美的電視演講中宣佈「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1971年8月15日（A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