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底層階級：光靠自救已經無法擺脫困境了！

從「一億中產階級」到「貧富分化社會」

過去有那麼一段時期，日本曾被稱作「一億中產階級」社會。那是20世紀70-80年代的事情。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日本的貧富差距與北歐國家一樣，均屬最低水準。日本政府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當時約九成民眾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為「中等」。當然，那時的統計資料不像今天這麼準確。「中等」占九成，其實是把在 「上」「中上」「中」「中下」「下」這5個選項中選擇中間3項的人數比例合計得到的，只是個大概數字。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持續15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使日本人生活水準大幅上升。大部分日本人都相信了「一億中產階級」的神話。

但在那之後，日本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日本社會的基尼係數（越接近1表示貧富差距越大）1980年達到0.349的最低點，之後開始上升，2001年為0.498，2016年為0.559。由職業、企業規模、產業領域等的不同導致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日本的貧困率(*1)（表示收入低、經濟上處於貧困狀態的人群占總人口的比率）在G7國家中高居第2位。就這樣，不知不覺間日本成為了「格差社會（貧富分化社會）」。如今，很多日本人已經認識到，日本不再是「一億中產階級」社會，而是「貧富分化社會」。

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兩個中間階級

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過程中，日本作為一個巨型的階級社會，而且是新型階級社會的特性在不斷增強。

所謂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分割為各個階級的社會，也就是階級社會。現代社會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四個階級。其代表性階級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是組織生產的經營者或股東等，工人階級則是受雇于資本家階級從事勞動的人們。

在這兩個階級之間，存在兩個中間階級。其中之一是「新中間階級」，即企業裡介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他們在資本家階級指示下從事組織運營、生產管理、技術開發等工作。另一個是「舊中間階級」，即自耕農或個體戶，他們和資本家階級一樣自己經營事業，但又和工人階級一樣自己從事現場生產工作，兼具這兩個階級的性質。由於這一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階級，所以被稱為「舊」中間階級。

當然，這四個階級可以按經濟狀況排序，最上面是資本家階級，最下面是工人階級，兩個中間階級居中。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階級，指的就是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不能讓工人階級一直處於薪資微薄甚至危及生存的狀態。因為，如果工人無法在第二天精神飽滿地工作，公司運營就會成問題，而如果工人不能組建家庭養育子女，工人階級就將後繼無人。因此，人類社會自進入確立了基本人權的現代社會以來，工人階級已不再會被隨意炒魷魚，也獲得了足以維持正常生活的薪資保障。

泡沫經濟以後，出現了龐大的非正規就業勞工群體

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泡沫經濟時期開始，工人階級內部開始出現分化。因為經濟景氣，企業必須增加人手。可一旦被錄用為正式員工，企業就不能在經濟不景氣時隨意解雇這些人。於是，企業開始雇傭那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為非正式員工。當時，這些年輕人被稱為自由職業者。在那之前，已經有很多已婚女性被雇傭為非正式員工，現在又有更多年輕男女加入了非正式員工的行列。

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經濟危機隨之襲來。企業自然會考慮減少招募新的正式員工，轉而以非正式員工待遇來招收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特別是從90年代後半期開始，這種趨勢愈演愈烈，很多剛畢業的年輕人都無法作為正式員工就業。這一時期被稱為「就業冰河期」，由此誕生的就是「就業冰河期一代」。尤其是1999-2004年畢業（現在40歲左右）的人群就業情況最為惡劣，成為「冰河期一代」問題最為典型的一代人。

在北美和歐洲各國，剛畢業的年輕人沒法馬上找到工作的情況並不鮮見。但是，對於從戰爭中恢復過來的日本，出現這種狀況還是第一次。而且，日本企業通常只從應屆生中錄用正式員工，很少錄用畢業多年的人。因此，就業冰河期一代人中，很多人都一直無法成為正式員工，只能做低薪的非正式員工。

這種狀態持續至今已經有30年了。泡沫經濟時期畢業的年輕人如今也50多歲了。就這樣，從年輕人到中老年人，在日本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非正規就業勞工群體。

占工人階級近四分之一的大群體

他（她）們毫無疑問也屬於工人階級，但卻只能拿到勉強維生的低薪資。從而難以結婚，生兒育女更是難上加難。有配偶的女性，即所謂的兼職主婦，雖然也是非正式員工，但因為有丈夫收入作保障還算過得去。可是泡沫經濟以來成為非正式員工的那些年輕人以及現在的年輕人卻一無所有。就這樣，日本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新底層階級。這些人群，即除了兼職主婦之外的非正式員工，逐漸被稱為「底層階級（under class）」。在英語圈中，「under class」一詞有時主要用於歧視性地描述少數民族貧困階層，但在本文中則是指那些從事低薪資、不穩定工作的貧困階層。

這個群體具體人數究竟有多少呢？請看下面的圖表，它顯示了1992-2017年非正規就業勞工階層（不包括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數量的變化。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人數1992年為992萬人，但之後迅速增加，到2017年已達1739萬人。而且，1992年兼職主婦占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六成，這一比例到2002年降至五成，底層階級成為了主流。底層階級2012年為929萬人，2017年略減至913萬人，但仍占全部就業人口的14.4%，占工人階級的近四分之一，形成一大群體。

此外還有失業或無業人員，堪稱底層階級的近鄰，除去60歲以上的老人和家庭主婦，其人數約300萬人。合計起來，日本廣義上的底層階級足足有1200萬人之眾。

下面的圖表，是底層階級與其他階級的經濟、生活及思想狀況的比較。60歲以上的底層階級中有些人有養老金收入，所以沒有納入統計。
這些資料都是根據日本社會學家每十年實施一次的「全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調查（SSM調查）」結果計算得出。

底層階級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86萬日圓，家庭年收入也只有343萬日圓。

貧困率高達38.7%

完全沒有資產（包括存款和自有住房等）的家庭也達到了31.5%。

令人震驚的是未婚率，66.4%的男性和56.1%的女性沒有結過婚。

對工作和生活的滿意度也很低，覺得自己幸福的人最少。

對未來生活抱有強烈不安的人超過了40%。

還有20%的人患有抑鬱症等心理疾病。雖然在這個圖表中沒有顯示，只看底層階級中20多歲的男性，就會發現有44%的人在精神上相當窘迫無助。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就業難民的年輕人大量加入其中。

首先要提高最低薪資

在近30年的時間裡，日本累積了如此數量龐大的貧困交加、飽受不安和抑鬱煎熬的人群。再加上如今的疫情，非正式員工的就業面臨著重大危機。如果無法消解這些人群的痛苦和不安，構建大家都能安心生活、結婚生子的社會，那麼只能說日本的未來將一片黑暗。底層階級僅僅依靠自救是難以擺脫困境的。應該儘早採取有長遠眼光的對策。首先必須縮小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之間的差距，並大幅提高最低薪資標準。

歐盟各國禁止根據就業形態區別對待勞動者，有的國家為了補償不穩定就業，甚至將非正規就業的時薪設定得更高一些。但在日本，對於因就業形態不同而在待遇上區別對待的現象實際上是聽之任之。雖然近年來也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但仍然做得遠遠不夠。

另外，日本的最低薪資標準以時薪計算僅為902日圓，比歐盟各國低太多。美國的最低薪資（7.25美元，約767日圓）雖然也不算高，但各州設定的標準大多高於此，而且近年來一直在改善。佛羅里達州等地甚至計畫在今後5年內將最低薪資提高到15美元（約1600日圓）。考慮到日本物價水準較高，日本的最低薪資最少也應該提高到1200日圓，並最終提高到1500日圓左右。雖然將非正規就業完全轉為正規就業有很大困難，但如果上述政策得以實現，即使是非正規就業的人也將可以正常生活，雙職工的話也就有了養育子女的可能。

不過，現政權對這一政策比較消極。要想避免日本社會繼續走向衰退，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實現政權更替，讓有積極縮小貧富差距、克服貧困意願的政權上臺執政。

標題圖片：就業冰河期，東京都有明東京國際會展中心擠滿了前來參加招聘會的學生們（攝於2000年3月14日，讀賣新聞/ 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