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之後的20年
讓跟蹤狂事件的嚴重程度廣為日本人所認知的，是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1999年10月，一位深受跟蹤狂之苦的女大學生在埼玉縣JR桶川站前被刺殺身亡。經查明，事發之前，上尾警署還接到過受害人的報警，卻疏於應對，結果是警署人員受到了處分。這個案件也促成了2000年《反跟蹤狂法》的成立。該法律規定了對於反復進行蹲點尾隨、不請自來等「纏擾行為」的加害人，警方要發出警告，情節惡劣的，可實施逮捕。
然而桶川事件之後，嚴重的跟蹤受害事件並沒有根絕，員警也一直被批評應對不力。2012年11月，神奈川縣逗子市一位33歲女性被前男友刺殺身亡，隨後男子也自殺了。這個案件備受關注的焦點在於，加害人向女性發送了大量 「我要殺了你」之類的恐嚇郵件。2013年10月，東京都三鷹市一位高中3年級的女學生被闖進家裡的前男友刺殺身亡。當時年紀21歲的加害人在網上發佈的受害人照片也因為「報復性色情圖片」而成為一個問題。2016年5月東京都小金井市的Live house上，女大學生歌手被粉絲用刀具襲擊成重傷。面對攻擊性日益增強的推特內容，歌手也曾求助於員警，稱「有人想要殺我」，可惜員警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防患於未然。
受「逗子事件」「小金井事件」的影響，2013年、2016年修改《反跟蹤狂法》時，「纏擾行為」中追加了電子郵件和SNS上的發帖行為，法律制度和員警的應對逐漸得到改善。然而，對於跟蹤狂的處罰最長只有2年有期徒刑，或200萬日圓以下的罰款。即便加害人被關進監獄服刑，出獄後也有可能會繼續糾纏不休，讓受害人一生都不得安寧。
「《反跟蹤狂法》是非常重視『防止初犯』的法律，警告具有威懾力。」諮詢師小早川明子（NPO Humanity理事）說，「不過一旦跟蹤狂做出了恐嚇、傷害等犯罪行為，就應當立刻實施逮捕，切實做好再犯防止工作。」
現行法律制度和員警的對應方式依然存在局限性。小早川這20年內，一直在替受害人與跟蹤狂們進行對話。到現在為止，她已為500多名加害人進行了心理諮詢，同時還在不斷探索將跟蹤狂「無害化」的對策。
對特定人物「上癮」的人群
「我最早開始為遭遇跟蹤狂的人提供諮詢是在1999年，跟桶川事件是同一年，不過契機還是因為我自己就是遭遇過跟蹤狂的『過來人』。」小早川回憶道。1994年，她創立了一家美術品進口公司，後來一位男性熟人要求加入管理層。小早川說，當她拒絕之後，男性就變成了跟蹤狂。「他闖進了我的公司大鬧了一番，我的員工也有人受傷。我去找了員警，但是員警卻不咸不淡地回我一句：『他要是去你們公司放火，你再來吧』。於是我換了個思路，去找了安保公司，請了貼身保鏢。」
那位男性的跟蹤行為持續了好幾年，多虧了安保公司的貼身保鏢，才沒過出什麼大事。即便如此，小早川依然寢食難安，不知道對方會不會對她「此恨綿綿無絕期」。「我現在有個毛病，總會時不時回頭確認下自己背後的安全。」
小早川深受跟蹤狂之苦，所以希望做些事情來幫助同樣的苦命人，於是她開始接受受害人的委託，與加害人展開對話。「我當時覺得可以用上我大學畢業後學的格式塔心理療法。這個療法非常重視如何確保自我和他人的界限。」
「我最初的想法更多的還是覺得跟蹤狂都是『壞傢伙』，我希望能成為受害人的『防護盾』。然而接受了受害人的委託，實際與做出跟蹤行為的人們展開對話後，我發現加害方也很痛苦。很多人要麼飽受戀愛之苦，最終走上了糾纏不休的道路，要麼就是沒法重新出發，不斷重複著自殘行為。這下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們這就是對特定人物的『上癮症』。」
員警之外的協力廠商介入
小早川對跟蹤狂的定義是「出於對特定對象（包括組織或地區）的過分關心和過分的接近欲望而無端接近這個特定對象的人」，並做了幾種分類。《反跟蹤狂法》規定的前提是愛戀和其他好意沒有得到滿足，但其實親子關係同樣也可以引發跟蹤狂事件，小早川的情況也不是出於愛戀之心，而是「憎惡型」。她說，當然一般而言，由於戀愛關係等親密關係決裂而成為跟蹤狂的「拒絕型」比較多，過去主要的跟蹤狂殺人事件大多是這種類型。
在給受害人做諮詢時，小早川將加害者的心理危險程度分為3階段，並判斷該採取哪些手段。不斷糾纏著訴說衷腸，希望對方能理解自己心意的階段是「Risk」階段，對拒絕自己的受害人因愛生恨，發出抱怨和批判，希望對方「負責」，則升級到了「Danger」階段，然後是最糟糕的情況，也就是可能會出人命的「Poison」階段，危險程度依次遞增。小早川會跟受害人一起討論加害方現在是處於哪一個階段。
「在發展到『Poison』階段之前，必須有人去勸阻加害人，讓其及時收手。在《反跟蹤狂法》下，員警可以發出警告，這一點還是很不錯的。只不過，有時候員警的介入反而會產生反效果。所以我認為在發出警告的時候，有必要讓精神保健福祉師等醫療相關人士和心理諮詢師跟加害人見一面。需要有人去關心下他們，問一句：『你受到了員警的警告，心裡也挺難受的吧？』當然了，最理想的做法還是在發出警告之前，讓心理諮詢師等專業人士與加害人見一面，談一談。另外，受害人在找員警之前，最好還是先去找瞭解跟蹤狂心理的諮詢師聊一聊.....」
上述2012年「逗子事件」讓小早川留下了巨大的遺憾。前一年受害人三好梨繪來找她諮詢時，加害人已經因恐嚇罪被逮捕了。當時小早川提議說僅靠司法措施很難杜絕再犯的可能性，希望能作為心理諮詢師，與跟蹤狂面談一下，但沒有得到梨繪的同意。之後，加害人被起訴判刑後，又以「保護觀察處分」形式出獄，並在第2年3月份又開始給受害人發送了大宗郵件。這時小早川建議受害人強烈要求員警再次把人抓起來，而受害人也向員警提出懇求，但警方判斷此事屬於「民事範疇」，並未出警。當時要是能排除萬難說服受害人，由自己直接跟加害人見一面，介入一下的話，或許就能阻止最壞的事態發生了——「我想我一輩子心裡都會有這個疙瘩吧。」
发现划时代的治疗法
「至今為止接觸過的跟蹤狂中，通過心理諮詢和治療，我成功讓9成人走了出來，但仍然有1成人沒什麼效果。用什麼方法讓這1成人變得無害，是一個必須思考的重大課題。」
2013年，小早川認識了千葉市下總精神醫療中心的平井慎二醫師，自此打開了新的大門。平井醫師堅稱自己研發並在該中心使用的「條件反射控制法」非常適合治療跟蹤狂。這種治療方法的對象是各種因行為控制能力障礙而引發的上癮症，如濫用藥物、賭癮、酒癮等。住院13週，然後按步驟進行一系列的「腦訓練」，降低人對「不受控制的重複行為」的欲求，幫助病人逐漸控制住自己的行為。
最早聽平井醫師說「能治」時，小早川還半信半疑。不過她還是讓一位因「戒不了跟蹤癖，唯有一死」而痛苦的20多歲女性嘗試了住院治療。這位元女性在出院時表示真的對跟蹤對象已經完全放下了。
2014年之後，小早川與下總精神醫療中心展開合作，促成了超過20名處於「Danger」和「Poison」階段的跟蹤狂入院治療，而那些人幾乎都擺脫了跟蹤癖的泥潭。在與員警、司法部門合作的成功案例裡，小早川與被起訴恐嚇罪的男性跟蹤狂的律師商量，以平井醫師作為擔保人讓其接受住院治療為條件申請了保釋，然後在員警的監督下住進了醫院。據說這位被判緩刑的男性後來確實放下了對對方的執念，開始了新的生活。
「如今在醫療界，很多人並不認為跟蹤狂（行為控制能力障礙）是一種精神疾病，覺得無關治療，而是屬於心理諮詢的領域。而且加害人自己也覺得自己沒病。有必要讓大家都意識到這是一種精神疾病。而在這個前提下，我希望司法制度也能變一變，比如讓法院下達治療命令之類。」
SNS上催生出新型跟蹤狂
小早川稱最近幾年，越來越多人表示，被僅在SNS有過交流卻並未見過面的人跟蹤，另外，國中生高中生的跟蹤狂案件也不斷增加。小早川指出，今後在SNS滲透的教育第一線，也有必要開展反跟蹤狂教育：「當跟蹤狂事件發生後，教師必須能夠做出切實的應對，同時也應該考慮組織學生搞一些活動，比如通過個案研究，體驗一下被跟蹤狂纏上的感覺等，確保學生們不會變成跟蹤狂。」
據日本員警廳資料，從2012年到2018年連續6年，員警接到的跟蹤狂受害案件報警數量都超過了2萬件。
「當下處於SNS全盛期，跟蹤狂事件今後可能還會增多。我感覺加害者從『Risk』發展到『Poison』的週期越來越短了。」小早川說，「希望能儘快普及條件反射控制法。這可是領先世界的劃時代的治療手段。」
採訪、撰文：板倉君枝（nippon.com編輯部）
標題圖片：NPO Humanity理事長小早川明子（2019年7月於東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