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權下的日美中關係與東亞──經驗與挑戰

川普政府上任已超過一個月。關於未來的日美中關係走向，雖然存在各種不同觀點，進行分析時，應有幾項基本前提需要考量。

首先，儘管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之間存在一定的延續性，但由於川普總統個人的特質，可觀察到明顯的非連續性。其次，與第一次任期相比，雖然有源自川普本人特質的連續性，但也可看到諸多不同之處，例如較快決定人事任命等。第三，相較於 2010 年代，當前國際環境已因新冠疫情及烏克蘭戰爭等因素而發生重大變化。本文將基於這些前提，探討川普政權下的日美中關係與東亞局勢。

拜登時期政策的延續

2025年2月，美中之間已展開加徵關稅與報復性關稅的交鋒，可說「前哨戰」正式開打。然而，美國對中政策的整體輪廓仍不明朗。 特別是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並不僅針對中國，亦涵蓋盟國與其他夥伴國。若不全面檢視這一政策架構及中國在其中的定位，中國方面也難以決定如何應對川普政府的動向。因此，中國目前的反應相對冷靜。 經歷第一屆川普政府後，中國已充分認知川普將關稅、能源與糧食視為關鍵議題。此外，第二任期的人事安排決策速度更快，某種程度上也提升了政策的可預測性。

然而，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並不僅限於關稅與貿易措施。在第二任期，盧比歐出任國務卿、沃爾茲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科爾比則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顯示政府內部有大量對中強硬派人士擔任高層職位。這些官員的政策雖可視為延續第一任期後半段龐培歐、波廷傑等人的對中方針，但在經濟安全保障與臺灣問題上，則更傾向承襲拜登政府的政策。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在這些議題上屬「經驗內」，對當前情勢的評估亦在可預測範圍內，因此整體反應相對冷靜。

美中關係的「大框架」仍不明朗

然而，拜登政府與第二任川普政府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美中關係的「框架」可說是最大分歧點。拜登政府與習近平政權將美中關係定位為長期且艱難的「競爭」關係，雖然致力於避免直接衝突，但在必要時仍尋求合作，並透過直接對話來管理這一複雜的雙邊關係。實際上，即便美中關係緊張，雙方的直接對話基本上保持暢通狀態，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維持一定程度的合作。

然而，第二任川普政府雖與拜登政府同樣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但雙方關係的框架恐難以維持原有模式。如前所述，重視關稅與貿易的川普總統，與對中強硬派的政府高層之間如何協調並形成具體政策，至今仍不明朗。此外，川普總統對氣候變遷議題態度消極，難以像拜登政府般與中國展開「合作」，更何況國務卿盧比歐已遭中國「禁止入境」，雙方如何展開直接對話仍充滿未知數。

正因如此，中方認為，聚焦關稅問題的川普總統與習近平國家主席之間的高層對話與談判至關重要。若無法在這一層級確立「大框架」，實務層級與部長級的協商將難以推進。然而，對中國而言的挑戰在於，川普總統推動加徵關稅的理由，並非基於對中國的認識，而是出於美國內部政治考量，如移民問題、遏制非法藥物芬太尼等，即「美國優先」的邏輯。因此，在高層談判中，中方不得不按照川普總統的這套「邏輯」來進行交涉。

全球國際政治與美中關係

川普政府的整體對外政策並非僅能以關稅政策來解釋。中國在應對時，必須全面考量美國的俄羅斯政策、中東政策及烏克蘭政策的整體走向，並評估自身在其中的定位，否則將難以制定對策。當然，中國並非在所有議題上都處於被動地位，但在當前可預測性仍低的局勢下，其立場更傾向於審慎觀察並研判局勢。

從全球角度來看，川普政府很可能會優先處理歐洲、中東及烏克蘭問題，東亞則可能成為後續關注焦點。目前，川普已在推動烏克蘭和平上有所動作，歐洲在其中的定位將成為關鍵。若歐洲為了抗衡美國而向中國靠攏，中國自然樂見其成，但同時也不希望美俄關係趨於緊密。當然，從第二任川普政府的外交團隊陣容來看，美俄或許會出現戰略性接近，但雙方關係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對於以「趕上美國」為目標、並將抗衡先進國視為當前課題的中國而言，應該不希望看到堅固的中俄關係出現裂痕。

轉向中東局勢，儘管中國曾在中東扮演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之間的調停者，但當前局勢已大為改變，以色列的優勢相對提升。而作為全球石油與天然氣的最大買家，中國的立場愈發複雜。

此外，歷經新冠疫情與烏克蘭戰爭後，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處境比以往更加嚴峻。在西方國家以及面臨俄羅斯威脅的國家中，「中俄一體」的論調依然根深蒂固，同時，中國也正承受來自土耳其、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強勢挑戰」。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而言，若能透過川普總統將中國定位為國際政治議題的「對話夥伴」，反而能向內外彰顯自身的重要性。

對美國盟友的分化與施壓

如上所述，當前中國正處於評估第二任川普政府對外政策的階段，同時積極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國在國際局勢不穩定時，往往優先鞏固周邊外交，目前亦是如此。此外，中國正推動與美國盟友及夥伴國的關係改善與強化，同時試圖削弱美國與其盟友、夥伴國之間的聯繫，甚至離間盟國與夥伴國間的合作。 這一策略基於中國對川普總統可能不重視盟友關係及多邊機制的評估，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五眼聯盟（Five Eyes，美英加澳紐情報共享機制）、美日韓、美日菲等合作框架。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對韓國的下屆政權抱有期待，同時也為改善與菲律賓小馬可仕政府的關係而降低強硬外交的調性，並試圖接近日本的石破茂政府。在中國看來，石破首相在對美政策上展現出一定自主性，並視曾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為師，加上石破政府內未任命自民黨內與臺灣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清和會」（前安倍派）人士為內閣成員，因此對其寄予厚望。然而，日美領袖峰會的結果令中國大失所望，因為中國被迫面對與自身預設邏輯完全不同的「現實」。雖然日美峰會的聯合聲明刪除了拜登政府與岸田內閣時期共同強調的「價值觀」相關內容，但卻納入了幾項比前政權更具深意的臺灣相關條文。

新的美中關係與臺灣問題

關於臺灣問題，第二任川普政府的外交與國安團隊基本延續了拜登政府以來對中國的強硬政策。這反映在美國國務院網站的內容調整(*1)等方面，預計在對臺軍售等議題上亦將維持既有方針。然而，川普總統本人在半導體議題的相關言論及關稅政策上，對臺立場更趨強硬。儘管川普亦將中國視為長期「競爭對手」，但他在對中政策中究竟將「臺灣牌」視為何種程度的「可用」籌碼，仍不明確。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臺灣政策仍未有清晰輪廓，為臺灣社會帶來不安。雖然部分政策延續自拜登政府，但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等官員強調，臺灣必須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並對過度依賴美國敲響警鐘。此外，未來「小型多邊框架」（如美日菲臺合作機制）的發展方向仍不明朗，尤其是未獲正式外交承認的臺灣將如何被納入，仍是未知數。從這些角度來看，臺灣問題也仍處於需要審慎評估的階段。

日本在領袖峰會上取得超出預期的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與冷戰時期不同，當前國際政治格局極為複雜，僅憑堅守日美安保已不足以應對挑戰。在全球、東亞區域、雙邊與多邊關係交錯的局勢下，日本不僅需考量國際架構、先進國家與鄰國，還必須基於各國與各地區的獨特情勢，採取更具主體性的應對策略。

這樣的局勢下，日本勢必需要採取與以往不同的應對策略。例如，在對美關係上，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並回應川普總統高度關注美國內部政治的邏輯，也將成為焦點。此外，由於川普政府的整體對外政策仍不明確，日本必須加強與其他先進國家的合作，同時在美中直接對話減少的情況下，必需維持與中國的溝通管道。而且，日本還需在外交層面考量全球南方國家的多元聲音，並肩負將這些訴求傳遞給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的角色。

然而，要同時推動這些戰略，絕非易事。

標題照片：美國總統川普（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AFP／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