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化」阻礙中國經濟發展
在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日益增加之際，中國經濟可能會「日本化」的聲音塵囂日上。表面看，當前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房地產市場惡化、累積債務等，確實與泡沫經濟崩潰前後的日本頗為相似。然而，兩國的政治制度迥異，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也不同。所以，中國經濟幾乎不可能「日本化」。真正應該重視的是中國經濟「蘇聯化」的風險。事實上，中國已出現重蹈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覆轍的徵兆。
回顧前蘇聯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展開批判史達林批判的赫魯曉夫時代(1958—1964)，政治管制有所放鬆，經濟也呈現了一定的活力。在軍事領域，首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的成功發射更展現出超越美國的氣勢。勃列日涅夫執政後(1964—1982)，進一步加強了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但經濟卻陷入了嚴重的滯脹（Stagflation，增長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存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後(1985—1991)，高舉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大旗，試圖通過政治制度的部分民主化振興經濟，但成效甚微，最終未能避免蘇聯的解體。
毋庸置疑，現在就中國是否會迎來與蘇聯同樣的結局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中國經濟確已呈現出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極為相似的狀態。改革開放後，一度去「蘇聯化」的中國經濟重又折回到「蘇聯化」的老路，中國再次面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困境。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從制度角度回顧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可以1990年代末期為界分為兩個時期。上半期，政治上，「黨政分離（黨與政府職能分開）」、「政企分離（政府與企業職能分開）」；經濟上，鄉鎮企業（指在中國農村由鄉級政府及集體經營管理的企業）異軍突起,「國退民進」（即縮小國有經濟規模縮小,擴大民營經濟規模），中國經濟開始去「蘇聯化」。然而，進入下半期後，「國退民進」逆轉為「國進民退」，去「蘇聯化」的進程嘎然而止。這種逆市場化時代潮流的動向很快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2001年前後，圍繞著「國進民退」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其背景是始於1998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抓大放小」方針的指引下，政策扶持加強了一部分大型國有企業（「抓大」），同時以極少或零成本地剝離了50多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放小」），以企業數衡量的「國退民進」快速進展， 一度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重大成就而廣受盛譽。然而，「抓大放小」的真正目的是以改革的名義將經營不善擁有大量冗員的國有企業的負擔拋給市場，集中資源做大做強大型國有企業，重建由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其結果之一是中國經濟的再「蘇聯化」，改革前困擾中國經濟的「軟預算約束」再度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軟預算約束」是由匈牙利經濟學者、後來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的科爾奈（János Kornai，1928-2021年）針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病理而提出的概念。指當國有企業遇到財務困境時，能藉助政府援助繼續生存，因而缺乏自主改善經營積極性的現象。
金融危機後的大規模財政刺激加速中國經濟的再「蘇聯化」
中國經濟的增長率（GDP）在2007年達到顛峰（14.2%）後放緩。這意味著儘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使中國得以搭上經濟全球化的便車，但由於「國進民退」，經濟增長潛力持續下滑。
由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爆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政府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但從結果上卻幫助其擺脫了困境。因為中國政府得以將由「國進民退」導致的增長乏力歸咎於到金融危機。諷刺的是，儘管使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與經濟市場化背道而馳，卻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高度讚揚，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此，中國經濟的再「蘇聯化」進入加速度的軌道。
中國經濟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下短暫復甦。但由於地方政府以國有土地作為擔保成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實質上是具有融資和地產開發功能的國有投資公司－是財政刺激的主要推手，使得傳統上在製造業領域施虐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的危害進一步擴散。結果，在導致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的同時, 埋下債務危機的種子。
「蘇聯化」抑制消費需求
「蘇聯化」還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擴大。新冠清零政策結束後，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透過傾銷海外，特別是歐美市場來消化其過剩產能的批評聲浪日益高漲。
暫且不論此類批評是否合理，中國內需的增長速度跟不上其產能擴張的速度是客観事實。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是中國政府沒有認識到消費需求的重要性嗎？當然不是。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提出了將經濟增長機制從依靠投資出口轉型為消費需求的政策目標。那為什麼至今未能轉型成功呢？「蘇聯化」是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隨著民營企業壯大，「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曾一度有所改善，但阻礙消費需求擴大的「蘇聯化」則一直困擾著中國經濟。
黨的利益至高無上
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導人不是通過國民投票選出的。因此，對領導人而言，實現國家（實質上是共產黨）的議程遠比提升國民福祉更為重要。為此，擴大財政收入不可或缺。事實上，改革開放後，除了去「蘇聯化」有所進展的1980年代與爆發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外，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一直超過GDP。
由於財政拿大頭，居民收入的增長在初次分配階段即被抑制，從而限制了消費需求的擴大；而源自蘇聯的共產主義革命所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實質上是二次分配，起到了同樣作用。1990年代末期以來，钜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在滋潤了地方財政的同時，也哄抬了房地產價格。高房價吸走了大量居民收入，導致房地產以外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
有論者認為，消費需求疲軟是因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反對福利主義；也有人把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歸咎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與「日本化」一樣，兩者都是以美日歐等西方國家進行經濟分析時經常使用的概念。毋庸置疑，用自身習慣的概念去解析中國經濟可能得心應手，也容易贏得關注。但不得不說，這種套用往往不得要領，似是而非，導致錯誤的論斷。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曾一度通過去「蘇聯化」恢復活力，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位，隨著社會多元化壓力的增大，中國經濟重歸「蘇聯化」。如果一定要說中國陷入了什麼陷阱的話，筆者認為這個陷阱既不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什麼「日本化陷阱」，而是制度陷阱。
標題圖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廷在北京舉行會談，2024年5月16日（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