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趕「富國」的70年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只不過維持了20年時間，而二戰以後雖然也有過韓戰、越戰、波斯灣戰爭等諸多慘烈的戰爭，但這70年來世界各國人民通過努力防止了整個世界再次捲入大戰。人們為此付出的努力，值得我們尊敬。在大局保持和平的這70年間，日本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此，我們聚焦於經濟，討論一下戰後日本的變化究竟是何種性質，同時思考將來的課題。

戰敗使經濟「重回起點」

圖中表示的是，19世紀末以來日本的人均GDP成長與美英兩國的比較。各國的數值，取的是根據1990年美元基準的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GDP自然對數值。70年前即戰爭結束的那一年（1945年），日本的人均GDP是1,346美元。這個數值是同年美國的11%，與太平洋戰爭前夕（1940年）的日本相比，也只相當於當時的47%。

戰前的日本，從19世紀末開始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推進了國家各個層面的現代化。其經濟方面的成果就反映在人均GDP的成長上。如圖所示，日本的人均GDP和最已開發國家英國和美國的差距在切實地逐步縮小。也就是說，在1870年不過是英國的23%和美國的30%的日本人均GDP，到太平洋戰爭前夕已分別達到兩國的42%和41%了。

但是，戰爭打斷了日本經濟追趕已開發國家經濟的進程。如上圖數值顯示，戰爭結束之時，單從各年的人均GDP來看，太平洋戰爭使19世紀末以來的日本經濟成就又回到了起點。

飛速的戰後復興和高速成長

不過，眾所周知，戰爭結束之後，日本經濟實現了飛速的復興和成長。日本的人均GDP在1956年超過了1940年的水準。戰後復興過程（1945～56年）中的人均GDP年均成長率達到了7.1%，且復興之後日本經濟進入了持續高速成長的階段。圖中顯示，日本經濟的復興和高速成長重啟了日本追趕已開發國家經濟的進程，而且速度比戰前快多了。

1973年是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最後一年。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達到英國的95%，美國的69%。此後，日本經濟仍然保持了相對快速的成長。在所謂的泡沫景氣的最後一年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達到了英國的120%，美國的85%。始於19世紀末的日本經濟追趕已開發國家的進程，可以說花了1個多世紀的時間大體完成了，期間雖有因戰爭造成的停頓。

戰前和戰後：成長性質不盡相同

像這樣從歷史視角來考察，二戰後日本70年的經濟歷程，可以看作是始於19世紀末的追趕已開發國家經濟進程的最後完成過程。戰後開始加速的日本經濟成長，與戰前階段的成長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其基本的共性是，正如上述看法中已包含著的那樣，由於日本是經濟後進發展國家，因此才得以將已開發國家的技術轉移作為經濟成長的巨大源泉。

此處所說的技術，既包括狹義的技術知識，也包括廣義的與制度、組織相關的知識。未開發國家和已開發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特徵不同，這是葛申克倫（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其經典著作《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1)中強調過的，如今這種觀點已成為標準經濟成長模式的一部分(*2)。上述的日本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著日本經濟所利用的科技水準和世界技術前沿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從而日本有可能通過引進前沿技術實現經濟的急速成長。

這個基本條件在戰前和戰後都是共通的。戰前以來的日本經濟發展歷史，就是從歐美引進包括制度、組織在內的廣義技術的歷史。在與技術前沿存在巨大差距這個共同前提下，為什麼這種追趕進程在戰後又加速了呢？Hayashi and Prescott（2008）(*3)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來自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力轉移使戰後經濟成長加速

他們認為，戰後日本經濟成長加速的主要原因在於資源（尤其是勞動力）重新分配的加速，從生產效率和人均收入相對較低的農業生產部門轉向了相對較高的非農業生產部門。而勞動力轉移加速的主要原因，是戰後改革導致父權家長制這一家族制度的解體。也就是說，在戰前，舊民法賦予家長的強大權限阻礙了農村家庭的長子走向城市。與之相對的是，戰後的民法和日本國憲法取消了這些家長權限，這就促進了農村家庭長子的勞動力轉移。

在解析長時期經濟成長現象時，把焦點放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資源重新分配和有無相關障礙方面，是十分恰當的。Hayashi and Prescott（2008）對日本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資源的速度以及它與經濟成長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進行了定量分析，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在資源重新分配壁障的具體內容上，他們的相關論點還是有值得商榷的餘地。因為，即使家長有強大的權限，但只要前提是農業和工業之間存在巨大收入差距，我們不難想像，家長是願意選擇讓長子、有時甚至是家長本人走向城市的。

戰爭期間的制度改革也促進了經濟成長

在此，作為關於戰後的資源重新分配和經濟成長加速的替代性假說，我還想提出從戰時到戰後的制度變化的作用。就像筆者以前也一直強調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於為戰爭動員資源的目的，日本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制度改革(*4)。向軍需產業重新分配勞動力是資源動員政策的焦點之一，根據政府制定的「勞務動員計劃」，實施了把勞動力重點分配到軍需產業的政策。

其手段是，將過去由市町村經營的職業介紹所一律改為國營，特別是針對剛畢業的青少年這些新生勞動力，導入了職業介紹所與各校合作廣泛開展職業介紹的機制(*5)。而國營的職業介紹所與學校合作在新畢業生和招募企業之間牽線搭橋的這種配對機制，成為戰後的勞動市場、特別是以「集體就業」為象徵的新畢業生勞動市場的制度基礎，支撐著市場的勞動力分配功能(*6)。

Hayashi and Prescott（2008）所關注的勞動力重新分配加速的主要因素，可以認為是有助於提高勞動市場配對功能的這種制度變化。換言之，戰前勞動力市場對配對功能的交易成本一直是生產部門間勞動力重新分配的障礙，但現在制度變化把這個門檻降低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資本方面，資本是不亞於勞動力的另一個主要生產要素。戰爭期間，政府在資金上也政策性地推動了資金向軍需產業和國債重點分配。其結果，為了從廣大國民手中籌集資金進行政策性分配，以銀行儲蓄和郵政儲蓄為基礎的間接金融不斷擴大發展，代替了支撐戰前經濟發展的直接金融系統。這種間接金融系統通過吸收儲蓄和分配資金，從金融層面支撐了日本戰後長期的經濟成長，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經濟成長的源泉在1990年就枯竭了

戰後的日本經濟，從出發點來說，曾擁有技術方面與世界前沿的巨大差距以及生產效率相對低下的龐大農業部門這兩個潛在性成長源泉。可以認為，戰爭期間發生的制度變化和這些潛在成長源泉相結合，使得日本經濟實現了如圖所示高速成長並趕上了已開發國家。

反過來，如果這兩個源泉枯竭了，那麼至少像以前那種模式的快速成長就難以持續下去了。到1990年時，追趕已開發國家的進程已大體完成，第一個源泉枯竭了；在1955年占就業人口36%的農業就業人口也降至6.5%，第二個源泉也枯竭了。

設立資源分配向技術研發傾斜的制度

如果可以這樣來理解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及其終結的話，那麼對將來我們能據此推導出怎樣的意義呢？那就是像大家經常指出的那樣，已站立在世界技術前沿的日本經濟，只能憑藉自己的力量擴展技術前沿以促進經濟成長，此外別無他法。

「現在已經不是『戰後』了」，1956年度的《經濟白皮書》曾因其中的這麼一句話而聞名。當時該白皮書對一直只是將戰後復興作為成長動力的日本經濟敲響了警鐘，促使全體國民痛下了決心。這個決心就是白皮書接著說的：「我們現在面臨著不同的情況，通過戰後恢復實現經濟成長的階段已經結束了。今後的經濟成長，必須通過現代化來支撐。」(*7)

雖處於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但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再度面臨轉換經濟成長模式這個同樣課題，如今仍在與這個課題作艱苦鬥爭。為了攻克這個課題，我們必須要比以前更大力度地向技術研發（R&D）傾斜分配資源，為此就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框架。因為，戰前到戰後的日本經濟的過程，已經證明了制度對資源分配的效率和經濟成長具有巨大影響。

標題圖片：來自沖繩的高中畢業生參加「集體就業」，乘坐琉球海運公司的「Himeyuri號」抵達東京。1969年3月6日，東京中央區晴海埠頭（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