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發展的歷史──從「大正民主」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

保持了高度正統性的大正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距今已有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在的日本具有怎樣的聯繫呢？如今，日本以人權和民主作為政治結構的基礎，除了政治領域以外，它們還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關於這種狀態的起點，人們首先會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的占領改革。日本在被占領的情況下制定了憲法，明確規定了實行議院內閣制。然而，並非一切都始於被占領時期。日本在戰敗之際接受的波茨坦宣言就提到了要恢復並加強日本國民的民主傾向。因此，我們應該回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的政治歷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曾經歷過一次民主傾向的高潮，上世紀50年代以後它被稱作「大正民主」，並作為戰後民主主義的歷史傳統逐漸得到了驗證(*1)。所謂「大正民主」指的是以大正時期（1912～1926年）為中心，出現了新思潮的興盛、社會運動的活躍化，以及政黨政治的發展等現象。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4年到1932年期間，以議會為基礎的政黨內閣延續了7代，當時被稱為「憲政之常道」，展示出高度的正統性。在本文中，筆者將論述從「大正民主」中觀察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通過追溯在兩次大戰期間不斷前進的政黨政治發展的歷史，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這一百年(*2)。

政黨內閣的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時，趨於動盪化的日本政治

100年前的1914年，7月時歐洲爆發大戰，日本於8月向德國宣戰，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參加了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政治處於變動期。1867年，江戶幕府倒臺，力圖建設新型近代國家的日本在1889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並於1890年帝國會議召開的同時，開始施行這一憲法。大約25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起初，對立一直存在於主導了明治維新的薩摩、長州兩藩為核心的藩閥政府和民黨之間，而日清（甲午戰爭──譯註）、日俄戰爭後，政黨勢力在政壇崛起，其中，1900年伊藤博文組織的立憲政友會（以下簡稱政友會）發展壯大成為了足以與藩閥官僚勢力分庭抗禮的執政勢力。

進入20世紀，日本政治在兩個意義上迎來了新時代。一是領導人的新老更替，二是從元老（藩閥官僚出身的資深政治家）發揮強大影響力的政治運營模式向更加開放的政治秩序的轉變。在此過程中，1901年至1913年期間，藩閥官僚桂太郎與眾議院多數黨政友會的西園寺公望這兩位新生代領導人輪流掌控著政權。

然而，這種過渡式的穩定並未延續多久，1912年改用大正年號之際，日本政治也開始趨向了動盪化。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因陸軍提出增設兩個師團的要求而下臺後，出現了要求「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第一次憲政擁護運動。明治憲法規定，提名首相是天皇的大權，最終人選由元老們商議確定，而此時，人們開始要求實現應由多數黨推舉首相的「憲政之常道」，迫於這種社會壓力，1913年初，西園寺的繼任者、陸軍出身的桂太郎領導的第三次桂內閣也在短短50多天後下了臺（大正政變）。1914年初，海軍的貪污事件引發社會批判，再次發生了政變。

首屆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的登場

日本前首相原敬（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此時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方面推動了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另一方面又產生了暫時性的抑制作用。負責參戰外交工作的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外相加藤高明是一位政黨政治家，當時領導著由桂太郎創立、一直與政友會對抗的立憲同志會。他試圖將元老排擠出決策層，但倉促的參戰決定和對華二十條要求招致了國內外的廣泛批判。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大戰下「舉國一心」的氛圍，使得陸軍出身的寺內正毅當上了首相，這就像是要回到第一次憲政擁護運動之前的狀態一般。可是，寺內內閣被批判為「非立憲」內閣，在為加強政權基礎而設立的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內，政黨領導人首次直接參與了外交決策。此外，大戰末期的經濟危機引發了米騷動和各種勞工運動，結果，政友會總裁原敬獲得提名，成為史上首位擁有眾議院席位的首相。

原內閣被稱為「首個真正的政黨內閣」，由於俄國革命和美國的參戰在當時被謳歌為民主主義勝利，原內閣或許也可謂是一屆順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的內閣。日本派出西園寺和外交官出身的牧野伸顯參加了巴黎和會，想要在國際聯盟盟約中加入廢除種族歧視的條款卻未能如願，雖有不滿，但仍期待著今後有所改善，於是作為常任理事國參與了國際聯盟事務。

大正天皇於1920年1月發布的「恢復和平之大詔」要求國民充分利用「聯盟和平之成果」並應「與時俱進」，在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中，日本響應海軍裁軍行動，確立了日英美三國協作路線。如此一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精神便在日本實現了體制化。當時的宮廷非常開明，具有原敬所追求的國際視野，與政黨政治一同支撐了這段時期的國際協作。皇太子裕仁親王（後來的昭和天皇）於1921年3月至9月訪問歐洲，視察了戰爭遺址，西園寺和牧野長期輔佐左右，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

「憲政常道」的呼聲日益高漲

日本前首相加藤高明（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另一方面，在民主這一點上，原內閣的存在本身就是民主化的一種表現，由立憲同志會發展而成的在野黨憲政會在加藤的領導下，主張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進行政權更替，積極擁護當時被視為危險思想的「民主」，並稱讚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正義、自由與人道的勝利」。這種日本政治的民主式重組也影響到了帝國議會的兩院關係。原、高橋是清這兩代政黨內閣之後，雖然仍是官僚內閣長期當政，但社會對於「憲政常道」的期待卻從未終止，1924年1月，以貴族院為基礎的第三屆官僚內閣（清浦奎吾內閣）成立後，爆發了要求確立政黨內閣制的第二次護憲運動。

大選後發生了政變，成為第一大黨的憲政會的加藤高明被提名為首相，與一同掀起運動的政友會、革新俱樂部組建了「護憲三派」內閣（第一次加藤高明內閣，1924年6月～1925年8月）。本屆內閣引入了選舉資格與納稅無關的男子普通選舉制，實現了貴族院改革，國民基礎得到擴展的眾議院政治地位高於貴族院這一點成為了人們的普遍共識。

直至1932年，日本政壇迎來了政黨內閣時代，而僅存於世的最後一名元老西園寺對憲政會產生了不信任感，因為該會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導致日本與中國，甚至與英美兩國的關係發生惡化。然而，將日英美三國部署在太平洋上的軍艦稱為地區「文明與和平之象徵」的加藤提拔華盛頓會議全權代表幣原喜重郎擔任外相，推行被稱作幣原外交的協作外交後，西園寺肯定了政黨間的政權更替，開始自我約束元老的參政行為。「大正民主」也被說成是「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與國內民主化及國際協作聯繫在了一起。

日本前首相西園寺公望（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如上所述，立憲政治中孕育出民主政治，1927年，前身為憲政會的立憲民政黨成立，形成了與政友會兩大政黨在男子普通選舉制前提下爭奪政權的政治體制。之後，日本的政黨政治繼續致力於推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裁軍行動。繼華盛頓會議後，在1927年召開的日內瓦海軍裁軍會議上，日本與英美發生分歧，未能達成妥協方案，但後來在1930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上終於達成了協議。

其間，針對1928年簽訂的不戰條約，「以人民之名義」的表述在政黨對立的背景下被抨擊為不符合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而面對「民主云云」這種批判，西園寺表示自己是抱著天皇之上的態度出席巴黎和會的，並於1929年6月28日慶祝了凡爾賽和約簽署10週年。

普通參政權的實施與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逆流

日本對如何改善內政也作了進一步的摸索。當時政黨間的政權更替形式是多數派執政黨無路可走後，在野黨便接手政權，通過下次選舉中成為多數黨，於是人們開始就通過選舉結果更加直接地實現政權更替展開了討論。此外，繼男子普通選舉制後，兩大政黨又開始圍繞女性參政權展開競爭，意欲通過地方政治逐步影響中央政治。1928年的第16屆大選以來，男子普通選舉制的實施也為被稱作「無產政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提供了表現的空間。

不過，日本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受到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遭遇了逆流。陸軍先頭部隊於1931年製造滿洲事變後，考慮到需要發動大決戰，此前已經逐漸順應政黨政治的陸海軍開始強烈抵制政黨政治的進一步發展和國際裁軍的深入，為了拉攏國民而大肆展開毫無遮掩的反向宣傳。在政黨與軍隊的矛盾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政黨首相犬養毅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遭到暗殺，西園寺暫時組建了官僚內閣，期望將來能夠回歸政黨政治。

後來，1936年又發生了史稱二・二六事件的軍事政變事件，日本偏離了「憲政之常道」。可以說，政黨政治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體制遭到破壞後，日本轉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制否定者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大正民主」──邁向國際協作主義與國內民主化的大轉折點

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之機，我們應該思考些什麼？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化是民主政治的重建，也是意欲恢復國際協作與國內民主化相結合的一種嘗試。它可以說是一種再度復活並得以強化的民主。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政治走到今天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以歐美世界為中心，一戰被稱為現代史的開端，可以說它在日本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這讓我們再次想起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日本史不是日本一國的歷史，而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或許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的努力依然在持續。

（標題圖片：1936年2月26日，陸軍部分青年軍官率領1,400人的部隊襲擊首相官邸等設施，殺害了高橋是清大藏相等8人，史稱「二・二六事件」，圖為叛亂部隊用作大本營的赤坂山王飯店／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