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韓歷史教科書問題

教科書問題與東亞的國際關係

2012年3月27日，日本高中的教科書審定結果正式對外公布。教科書出版社於2011年4月提交申請審定的新教科書（2013年度開始使用）內容經文部科學省審定後向傳媒公開。圍繞東日本大地震、核電廠事故的記述，以及“後寬鬆教育”相關內容分量的增加成為今年的話題。然而，國際上關注的則是對歷史及領土問題的相關記述。

日本的教科書中關於歷史及領土的記述為何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如此關注呢？實際上這些記述對日本國民的歷史認識和領土認識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則是一個疑問。被稱之為“背誦科目”的社會課，往往在考試結束後，其內容就會忘到九霄雲外。可是即便如此，教科書的記述依然備受關注，由於還受到教科書審定等制度的影響，因此其表述會被人看作是該國或該地區（公認）的“正確”認識。

教科書中對歷史及領土的相關表述之所以受到關注，不僅僅有國際性的背景因素，它們還與國內的政治問題密切相關，而且這種國內的背景因素與國際性的爭論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教科書的記述受到關注並不僅限於東亞地區。在最近一兩個世紀，全球化國際關係的焦點從政治轉向經濟，當今又逐漸變的情緒化和感情化。軟實力和公共外交之所以受到重視，或許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加之在日本國內，感情、情緒日漸成為重要的政治要素，也使得與這種情緒、感情密切相關的教科書受到了關注。

東亞的國際關係，具有在包含著安全保障分割線的同時，經濟領域向著一體化迅速發展的特點。因此它具有這樣的一面：人與物的往來越是活躍，感情反而愈發惡化。有關教科書問題，德法及歐洲的例子能為我們提供不少值得學習的東西。然而，在伴隨西歐政治一體化的經濟融合過程中逐步實現的法國與西德的和解，以及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擴大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實現的德國與波蘭的和解等事例與東亞的情況存在著不同的一面。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即東亞的國家和地區並非全是民主主義國家。政治體制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如何在歷史問題上實現和解（Reconciliation），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課題。

總之，當前東亞的國際關係中存在一種脆弱性，即感情和情緒方面的問題可能妨礙以極其密切的經濟關係為核心的各種關係。在這一點上，歷史認識問題和教科書問題對於東亞國際關係的穩定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本文將通過歷史的演進，解讀圍繞教科書的各種問題。

教科書問題的歷史與背景

（1）戰前的教科書問題

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有近100年的歷史。其中當然存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朝鮮半島，並在當地小學和公立學校使用日方編纂的教科書這一問題，但教科書問題作為日中之間的外交問題浮出水面則是在1914年。當時，日本以中國的教科書中存在排日內容為由提出了抗議。

但是，日本提出抗議的對象不是教科書，而是課外讀物，因此問題沒有擴大。可是，上個世紀頭十年的後期，中國教育部審批的教科書內容成為了日中之間的外交問題。儘管深受日本教科書的影響，但為了培育“中國國民”，中國的教科書中包含了許多與日本不同的、帶有鮮明中國立場的內容。同時，由於日本存在著通過否定中國來強調自身是一個文明國家和近代國家的意圖，為此中方則有一種力圖通過批判列強、日本的侵略，呼籲民族團結和鼓舞人民反抗的傾向。

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名稱——譯註）爆發後，日方主張：引發該事變的原因之一，是條約中規定的（正當的）日方權利，因中國的排日運動而面臨遭受侵害的危機。進而日方認為教科書成為排日運動的溫床，並將之作為證據收集提交給了李頓調查團。對此，中國也對日本的教科書進行了徹底調查，認為其中包含了大量“反華”內容或侮蔑中國的內容，將有關內容整理成條目清單提交給了調查團。日中兩國還在圍繞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國際聯盟會議中，就日俄戰爭等近代史的解釋等問題展開了爭論。

在1932年建立的滿洲國及此後在中國的佔領之地，日本翻墨塗改中華民國的教科書，緊接著又發放了融入日方意圖的教科書。與此相對，與日本展開抗日戰爭的重慶國民政府，編纂了帶有極強抗日色彩的教科書。“教科書”自不用說，戰爭更是伴隨著“歷史認識”的對立而展開。

（2）日本的戰敗與歷史問題

然而，隨著日本戰敗，韓國國內編纂了新的教科書，而台灣、曾受日本統治的滿洲國及其他地區也開始廣泛採用中華民國的教科書，但這並不意味著日中之間的教科書問題得到了解決。儘管在聯軍總司令部（GHQ）的佔領之下，日本的教科書以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等觀點得到了修改，但其中並未反映中方的意願。只是鑑於中華民國方面的強烈要求，“支那”一詞被禁止在教科書和出版物中使用。

戰後，中華民國基本繼承了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革命史觀下重編了歷史。但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台北，一直堅持舉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相關活動；對周邊各國而言，“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也成為了它們對日本的親美舉動或政治家的不當發言等表示警惕的口頭禪。

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認為，在這一時期的日中關係方面，多種方法防止了戰爭責任及歷史相關問題演變為外交問題。台灣的蔣介石提出“以德報怨”，中國的毛澤東則提出了以軍民二分法為前提的“中日友好”口號。這些口號滲透到了日本的“政官民”各個層面，起到了防止歷史問題擴大化的作用。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在這一時期，無論是中國還是台灣，都處在一黨專制統治之下，言論受到限制，領導人和黨的方針受到了高度重視。

另一方面，日本戰後則出現了由知識分子提出的“戰爭責任論”論調，以及圍繞有關教科書問題的家永教科書裁判。這些爭論事件的背景比較複雜，而重要的一點是，上世紀50-60年代有關戰爭責任的坦誠討論，尤其是關於中國的內容幾乎全在日本國內完成，也未與中國進行對話，中國幾乎對此一無所知。

另一方面，圍繞與韓國的關係，無論是為簽署日韓基本條約，在定性1910年旨在併吞韓國的條約（《日韓合併條約》——譯註）問題上，還是居住在日本的朝鮮半島人員及其後代的待遇等問題上，以及日本政治家的發言引發的問題等方面，歷史相關問題表現的都比較突出。

日中邦交正常化與“歷史”問題

日本在1972年9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斷絕了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在這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談判過程中，歷史問題與台灣一樣成為一個焦點問題。最終，中方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在9月29日發布的聯合聲明的前言中，加入了下述內容——“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為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首相（左）和周恩來總理舉行了第一次首腦會談（1972年9月25日，中國北京，圖片：時事通信社）

另一方面，長期對日本的侵略採取批判政策的中國，在與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之際，以家家戶戶為對象實施了對內宣傳工作，闡述了邦交正常化的意義。在這裏也強調了軍民二分法，促進了民眾對田中角榮總理的歡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為恢復邦交而到訪北京的田中角榮總理所說的“迷惑”及該詞的翻譯（一般被譯作“麻煩”——譯註）那樣，雙方並未因寫入聲明中的言詞而實現和解。以台灣問題、領土問題等為代表，許多問題中都存在不少被“擱置”的因素。儘管這也是一種智慧，但同時也存在著拖延問題的一面。

1982年的教科書問題

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日中之間的往來日益活躍，1978年，鄧小平訪日，對引進日本的科技、接受日圓貸款表示了興趣。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確定了對華經濟援助等事項。

這一階段，日本顯然是中國現代化之師，值得學習的對象。然而不應忽略的是，圍繞歷史問題，1980年前後，中國的政策逐漸出現了變化。國民黨（或者說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得到重新評價，歷史教科書中針對抗日戰爭時期有關國民黨的表述也出現了變化，與此同時，增加了關於日本在戰爭中殘暴行徑的表述。這些情況在1982年日中之間出現教科書問題以前，就已在中國方面有所發展。

1982年6月26日，日本傳媒報道稱，高等學校歷史教科書（實教出版社《世界史》）中的“侵略華北”的表述，在教科書審定過程中被改為了“進入華北”。在該報道的數週前，即5月31日至6月5日，趙紫陽總理訪日，商定了發展面向未來的日中關係；同時，在中國向日本提出914億日圓貸款要求的階段，出現了上述問題。

眾所周知，該報道是一個“誤報”。在文部省召開的記者俱樂部聯合採訪中，負責採訪實教出版社的日本電視台的記者誤以為有關部門做出了上述審定，於是各家傳媒紛紛做了相同的報道。

最初在中國，《人民日報》等在6月末對日本出現的爭論只做了簡單介紹，而到了7月20日前後，掀起了一股反對“篡改歷史教科書”的運動，7月26日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抗議。中方指責日方“美化軍國主義”，並在之後加重了批判程度，稱之為“軍國主義復活”。8月1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過即便如此，被視作問題的也只是“一部分軍國主義者”。

韓國和台灣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對運動。儘管韓國方面認識到在安全保障領域和日本進行合作的必要性，但以82年的教科書問題為開端，出現了重新審視日本的殖民統治，力圖銘記這段歷史的社會運動。上個世紀80年代，韓國權威主義體制逐漸向民主主義轉變，上述動向在這一過程中得到發展擴大。

中國在教科書問題上的應對措施，與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有關，也是為了整治因改革開放而日漸走向自由化的青少年思想，同時還可以認為是在對日關係中順利獲得日圓貸款“實惠”的一種手段。

鈴木善幸首相與小川平二大臣商議如何應對教科書問題（1982年8月5日，東京首相官邸，圖片：時事通信社）

1982年9月18日，鄧小平對正在中國訪問的金日成表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歷史、教育人民的機會。這件事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年9月18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但是，鄧小平對9月26日訪華的鈴木善幸首相表示“在經濟合作方面，我們希望能做更多的事”，表現出了對日方經濟援助的期待。

11月24日，據文部大臣小川平二發表的談話，在文部省的“教科用圖書審定標準”中，設定了“在對待與亞洲各鄰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態時，要立足於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觀點給予必要的考慮”這一所謂的近鄰條款。這表明了日本政府對此問題的態度。

1986年的教科書問題

1982年的教科書問題發生後，1983年11月胡耀邦總書記訪日，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並決定了提供第二次日圓貸款等事宜，日中關係看似進入了“蜜月期”。但是，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中關係再度惡化，從滿洲事變紀念日的9月18日到10月，中國發生了反日遊行。這時的遊行已不僅僅是反對參拜靖國神社，而是擴大到了反對經濟侵略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範疇。

實際上，即便是在遵循前述鄧小平的方針，迎來日中關係蜜月期的背景下，中方依然於1983年12月13日啟動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所謂，南京屠殺紀念館）的建設工作。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這天正好是那個南京屠殺紀念館的落成開放之日。

1986年6月，再次發生了教科書問題。“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編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書（原書房《新編日本史》）通過了審定，韓國傳媒和中國外交部相繼對此提出了抗議。此外，加上時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關於吞併韓國的不當發言，（當時尚未建交的）中韓兩國雙雙提出了抗議。日本政府罷免了藤尾的大臣之職，中曾根首相也取消了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事態得以平息。與1982年相比，中方的抗議也較為和緩。然而，此後每逢教科書審定，歷史問題就會被一次次提起，政治家因口徑不一的發言而遭罷免的鬧劇也層出不窮。周邊國家經常對日本的“反省”和“謝罪”提出質疑。

1987年7月7日，為紀念盧溝橋事件50週年，位於北京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落成開放。而80年代後期，圍繞歷史問題又出現了新的動向。1988年9月，山東省某村村民以1944年日本軍在該村殺害了330人等理由，向日本大使館提交了要求民間賠償的請願書。這種要求民間賠償的動向在90年代變的更加活躍。

日中關係的變化與教科書問題

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教科書及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漸次與領土問題等諸多關於“過去”的問題纏繞糾葛，逐漸開始被人們統稱為歷史問題或歷史認識問題。這是一種比以往所說的戰爭責任一詞更加寬泛的概念。

同時，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日中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僅是該事件大大惡化了日本的對華感情，進入90年代後，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及自民黨、社會黨及先驅新黨聯合政權誕生等新的社會形勢下，日本的“革新勢力”日漸式微，日中友好運動等走向了衰落。此外，中國開展的核武器實驗、在台灣海域進行的飛彈發射實驗等行動，也將中國威脅論推到了風頭浪尖。經濟持續蕭條的日本，將發展迅速的中國經濟也視為了一種威脅。日本在對華投資中的優勢不斷下降，大大動搖了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導師”的地位。這或許也意味著“經濟與歷史”這兩個推動日中關係的車輪中，一個已經脫落，只有“歷史”在繼續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90年代，也可以說主要是日方試圖“解決”歷史相關問題的時期。1992年天皇訪華之際，在10月23日楊尚昆國家主席舉辦的晚宴上提到的“深刻反省”便是其中的一例。日本的這種意願隨著1995年即戰後50週年的來臨而不斷增強。1995年6月9日，眾議院通過了《以歷史為教訓重下和平決心》的決議，8月15日，村山富市自社先（自民黨、社會黨及先驅新黨——譯註）聯合內閣發表了首相談話，即通常所說的村山談話。其中明確地使用了“侵略”一詞，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它比眾議院的決議更進了一步。

但是，在中方看來，這個談話並不意味著歷史認識問題的解決。儘管談話內容也傳達給了中方，但次年的1996年7月，橋本龍太郎首相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這是日本首相時隔10年後的首次參拜，閣僚（相當於中國的部長——譯註）們口徑不一的發言也屢見不鮮。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國威脅論大行其道，而日本經濟又處於停滯狀態，於是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批判變的激烈起來。尤其是關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傾向增強，經常可以看到中國存在“反日”教科書這樣的指責。儘管旨在強調日本侵略行為的措施早在鄧小平時期就已形成，但當時日本輿論給人的印象，則是上述情況在江澤民政權時期表現的尤為顯著。

北京的反日遊行。以年輕人為主，約5,000名群眾走上街頭，對日本欲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動向及歷史教科書審定問題表示抗議（2005年4月9日，圖片：Peter Parks，AFP・時事）

進入本世紀以來，小泉純一郎首相反覆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政治層面的日中關係出現惡化，而經濟層面的關係卻更加緊密。這一時期，兩國的國民感情進一步惡化，在此過程中，“歷史”成為兩國間芥蒂的象徵。繼而歷史認識問題發展成為教科書、領土、靖國神社等各種問題繁複交織的更加錯綜複雜的問題。即便在教科書問題上，除了審定中的用語問題外，類似“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纂的保守型教科書也開始受到了中方的重視。在這裏，雖然此類教科書的實際使用率較低，卻未得到注視，批判的焦點全部集中到了具有這種內容的教科書通過了審定這一結果上。

在這種情況下，以教科書問題為代表的歷史認識問題呈現出更加難以“解決”的狀態。但是，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依然在做著大量不懈的努力。首先是政府間的共同歷史研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雙方認為相對於問題本身的解決來說，應該試圖避免該問題破壞日中關係的大局。另一方面，民間也開展了編纂各種通用教科書及交流對話的嘗試。然而，這些嘗試尚未被整個社會所接受，並且，對如何將上述共同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東亞各國各地區的歷史教科書中這一問題，也尚無眉目。

如今，東亞三國都已成為20國集團G20的成員國，而它們之間圍繞歷史問題存在的爭議，已開始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史丹佛大學開展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美國的歷史教科書翻譯及比較研究等活動，可謂體現了該問題所受關注度之高。

不僅是中國的大國化發展趨勢，在其他各種意義上，東亞的國際關係也都處在一種變化過程中。教科書問題與國內問題錯綜纏繞，發展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阻礙因素，這絕非可喜之事。在借鑑世界各地經驗的同時，需要研究東亞的歷史原委和特殊性，找到各種能夠遏制問題擴大化的有效工具。

標題背景圖片：日本的國中教科書審定結果公布後，韓國市民團體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前舉行抗議遊行（2005年4月5日，圖片：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