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日本病

「全球化」一詞常常被作為意思模糊的流行詞使用。然而，針對上個世紀90年代後出現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現象，這個詞的使用被賦予了相應的理由。這是由於人員（學生和教師）、資本（教育及研究相關經費）以及教育機構層面上的跨國界流動實際已經變得規模龐大且日益頻繁。而且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與人才的國際化，即在國外接受高等教育並取得學位的人員作為高品質人才進入他國勞動市場的現象彼此關聯，不斷發展。人們開始跨國為大學排名，而在各個國家，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關注這個排名結果，可以說，這也是全球化現象的反映。跨越國界的大學之間的全球化競爭正在興起。

還有一點，90年代以後，已開發國家的高等教育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教育機會的擴大。即使是在大學升學率相對較低的歐洲各國，大學升學率也有了快速提高。而且，這並不局限於學士階段，包括專業職業教育在內的碩士課程和博士課程等研究所層次的教育規模也有所擴大。高等教育機會的進一步擴大是在前面提到的全球化人才培養競爭中應運而生的。

本文將以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為線索，把探明針對日本高等教育進行定位時出現的問題點作為首要目的。由此昭然若揭的，是在全球化競爭中嚴重落後的日本的大學的脆弱性。日本的大學到底存在怎樣的問題，為何無法解決？作為第二個目的，筆者還將嘗試通過解答這些問題，對1990年以後大學以及日本社會存在的問題進行考察。由此浮出水面的則是無法擺脫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成功經驗」的、甚至可稱作「日本病」的形象。最後，筆者將闡釋這個並非局限於日本而是已開發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高等教育面臨的三難困境

為了在更廣泛的關係中明確日本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首先要梳理出已開發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這就是高等教育體系與國家的關係中出現的「三難困境」。所謂三難困境，指的是儘管可以滿足三個要素中的任意兩個，但難以使另一要素同時並立的狀態。在高等教育與國家的關係中，教育品質的維持、教育機會的平等（數量的擴大）、國家對高等教育給予的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這三個要素就處在三難困境狀態之中。比如，為了實現教育機會的平等，就要在數量上擴大高等教育範圍，如果又想同時保持高品質的教育，就必須加大對於高等教育的政府投資（即國家財政負擔）。可是，如果出現財政緊張，就難以維持品質；或維持了品質，又會難以擴大高等教育的機會。如果將政府投資用於擴大教育機會，那麼教育品質就難以維持在較高水準。如此產生了如果想滿足三個要素中的兩個，剩下的一個就會難以實現的狀態，這就是「高等教育的三難困境」。

這種三難困境之所以在已開發國家中變得日益嚴峻，是有其理由的。這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在全球化人才培養競爭的背景下，擴大高品質高等教育的必要性進一步提高。儘管高等教育的費用負擔也隨之增大，但許多已開發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共同面臨著如何解決「高等教育的三難困境」這一問題。

在探求這個三難困境解決方法的過程中，長期實行免費高等教育制度、幾乎所有大學均為國立大學的歐洲地區，由誰來承擔不斷成長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費用這一問題日益突出。近年來，英國力圖通過收取和提高學費來解決上述問題。而在州政府財政緊張的美國，也試圖通過提高在擴大教育機會中貢獻巨大的州立大學的學費，來解決三難困境問題。儘管歐洲部分國家依然堅持大學免費教育制度，但在這些國家也掀起了關於誰來負擔不斷成長的高等教育費用的熱議（比如，以德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曾一度實施了收取學費的制度，但後來又出現了廢除學費制度的動向）。

如果根據上述背景對日本的高等教育進行定位，就會發現日本解決三難困境的特點和由此引發的問題。長期以來，日本的高等教育體系採用了盡可能減少國家公共投資的方法來解決高等教育的三難困境。日本大約80%的大學生就讀於私立大學。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幾乎所有私立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學費，是由各個學生家庭而非國家提供的獎學金支付的。換而言之，長期以來，日本借助私立大學的發展實現了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大，而且，這些費用的大部分來自學生家庭。

與歐洲各國相比，日本在較早時期就已經完成了高等教育機會的擴大。最近的統計顯示，同輩人中，考入4年制大學的人員比例超過50%，考入兩年制高等教育機構（短大、專科學校和科技大學）的人員比例約為25%。也就是說， 75%的同輩人群接受了高等教育。由於兩年制教育機構也多為私立性質，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日本在盡最大可能控制政府支出、維持「小政府」狀態的同時，實現了包括大學在內的高等教育的大眾化。

我們可以依據「小政府」下高等教育的「私事化」和「市場化」概念，重新解讀這種日本式解決方法的特點。特別是9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高等教育的擴大現象，是與政府放寬大學設立標準的舉措聯動產生的，其具體形式主要是私立大學在市場上爭奪學生的競爭，而且費用負擔主要依賴於各個家庭。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接受高等教育被視為一種個人利益，因此，日本選擇了由個人承擔教育費用而非由公共資金負擔的方式。簡而言之，日本擴大高等教育機會，是立足於高等教育不是提供公共財富，而是為個人帶來利益這一見地而展開的。

然而，被賦予私事化和市場化特點的日本式解決方法，無論是在教育機會平等還是在維持教育品質方面，都產生出巨大的問題。

日本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誠然，日本的高等教育實現了快速發展，從量上看，的確為眾多年輕人提供了大量的升學機會。可是，由於這種發展源於私立大學的擴充，所以家庭收入水準的差異導致學生的升學機會一直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由於學費不斷上漲，政府的獎學金政策不夠完善，高等教育在消除經濟條件制約方面以失敗而告終。結果，儘管實現了量的擴大，但仍然存在機會上的差異——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取決於是否出生在經濟寬裕的家庭。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高等教育的擴大是伴隨著教育品質下滑而發展的。以私立大學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的擴大，以及教育事業在私事化、即將高等教育視為個人受益這一原則下得到發展，使得問題進一步惡化。首先，由於財政基礎薄弱的私立大學對學費收入的依賴度很高，所以即使有意維持一定水準的教育品質，也難以做出令成績較差的學生退學的決斷；同時，為了控制人事費，大課授課形式日趨增加。聽課學生多，就有礙於細緻的指導和反饋。並且，大部分課程都不給學生布置課外閱讀作業（上課前通讀有關參考文獻）。民間教育機構倍樂生的研究所開展的調查結果顯示，一週內用於預習和作業的時間不足3小時的大學生比例達73%（其中20%為0），一週內除上課以外的自學時間不足3小時的大學生比例達81%（其中32%的為0）。簡而言之，日本的大學只是學生們上課時學習的地方。

更為惡劣的情況是，原本應該提供4年教育的大學，實際上大多實施3年教育就讓學生們畢業了。這是因為，許多學生在大三的下學期就開始忙於求職活動而無法繼續上課。而且，許多私立大學不得不容忍學生的這種學習態度。因為對大學的評價，總是受到畢業生就業情況的影響。為了保證一定數量的入學人數，也必須鼓勵學生的求職活動，更不用說阻止干涉了。另外，校方也很難嚴格評定成績，勒令學生退學。這一切的一切，都緣由於多數私立大學在財政上依賴於學生的學費收入。

為何日本公司的招聘活動會提前，甚至不惜犧牲大學期間的教育時間呢？為理解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關注長期以來日本社會是如何看待大學教育的。而通過探討這一背景，我們還可以加深對於「日本病」病理的理解。

人才形成過程中日本病的病理

一般認為，天然資源匱乏的日本，之所以獲得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成功」，是依靠了優秀的人才和充分利用了這些人才的企業經營活動。民營企業為勞動者提供了長期穩定的就業保障，並且，通過長時間在職業培訓（OJT）提高職業能力的機制有效發揮了作用。這種機制不是員工的個人能力來提高生產能力，而是通過團隊合作實現更高的生產能力。換而言之，日本並非像歐美企業那樣明確定義各種職務的內容和為履行職責所必須具備的能力，而是建立了一種不去特定職責和相應能力，通過協同合作、高效開展工作的機制。在這個前提下，人們認為在進入企業前，無需掌握特定的職業能力和知識。因為只要在就職後的長期OJT中掌握這些職業技能就可以了。

在這種機制之下，社會毫不關心學生在大學裏學到了什麼，掌握了什麼專業技能。取而代之，受到關注的是能夠通過OJT有效學習的可訓練性（受訓能力）。這種能力則由能夠考入怎樣的大學這種大學入學考試能力代為體現。勤奮、靈活、理解力強等素質都是大學入學考試中檢測的能力，其高低水準被視為可訓練性的標誌。因此，那些成功考入了要求有更高應試能力的一流大學的學生，便被視為具備更高的可訓練性，從而受到企業的歡迎。

這種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這種機制以大企業和男性為中心，只要能夠持續地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就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如果作為正式員工的就業機會減少，且長期穩定的就業受到威脅，以OJT為支柱的人才形成機制的有效性就會下降。同時，諸如女性或跳槽人員等職業生涯出現中斷的情況發生時，也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由於企業招聘活動提前，學生們紛紛拋下學業，奔忙於求職活動

第二，這種機制是以國內的就業市場為前提的。國內市場上大家比拼的不是絕對能力，而是相對的可訓練性程度的高低。由於這是一種相對名次的競爭，所以企業方為了抓住優秀人才，紛紛爭先恐後地提前招聘活動時間。而學生方面，為了在就業市場上占據相對有利的地位，也不得不配合企業招聘工作的提前化來開展求職活動。如此一來，大家都不惜中斷、壓縮大學的教育時間，在大三的下半學期就開始了求職和招聘活動。儘管參照絕對標準來看，縮短教育時間會導致人力資本形成的劣化，但人們始終認為，在僅限於日本國內的內部競爭中，這種做法是不存在問題的。雖然大家都明白從社會整體來看有很多負面問題，但對於各個企業和各個學生而言，儘早開展求職和招聘活動都是有利的。這樣一來，就反覆出現了經濟學上所說的「合成謬誤」（一種認識錯誤，認為對個體成立的情形，對於群體也同樣成立。即「以偏概全」——譯註）。

第三，這種機制的成立前提，是希望考入盡可能好一些的大學的競爭激發出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磨練可訓練性的機制一直是以大學入學考試競爭為支柱的。可是，隨著18歲人口的減少和私立大學在數量上的擴大，除了少數大學外，如今大學升學已失去了應有的競爭功能和刺激學生們發奮學習的效果。財政基礎薄弱的私立大學，無論學生學力水準如何，只要交得起學費，就允許其入學。因為如果無法招募到一定數量的學生，學校就無法經營下去。

具有上述三大特點的人才形成機制，因全球化的發展和人口動態的變化而受到了嚴重的侵蝕。為了在降低人事費的同時保證在職的中老年員工的就業，許多企業減少了新員工的錄用人數。同時，還將一些正式員工轉為了非正規雇用員工（兼職、計時工、派遣勞動）。這些都是配合政府放寬雇用制度規定的舉措，是為了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提高勞動成本競爭力而出現的變化。其結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保證入職員工品質的機制因此走向了崩潰。而且，經濟全球化在人才的培養和選拔方面，也正動搖著過去一直處於封閉之中的內部相對地位競爭機制。正如前文所述，在其他已開發國家，大學教育領域中的人才培養場所正在向研究所水準升級。延長教育時間、提升教育內容水準的全球化競爭明明已經展開，日本的大學和企業卻連4年的教育時間都無法切實保證。在謀求絕對能力和技能的時代，日本在這個方面明顯出現了落後和倒退。而且，即使明白這一點，傳統的機制仍然無法改變。

這裏體現了日本病的本質。無法應對全球化的變化，在日本社會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死死抱住以往曾經行之有效的機制，在機制下圍繞誰將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展開競爭的結構依然存在。如此一來，即便從外部觀察發現這已經帶來了巨大的負面結果，卻仍然無法放棄或者改變；加之公共財政狀況惡化，陷入了無計可施狀態之中。

然而，這樣的日本病並非日本特有的問題。尤其是在教育領域，追求更「小政府」的動向帶來教育的私事化和市場化。但是，通過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明確的是，我們無法保證個體的合理判斷和行動能夠提高整體的品質和平等的實現。莫如說，目光短淺地熱衷於有利地位的競爭，有可能導致教育品質的下滑和平等機會的喪失。在人才培養領域應該如何避免陷入「合成謬誤」的惡性循環呢？日本的事例為人們提供了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

參考文獻

Kariya Takehiko,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enrolment, expansion and (in)equity via privatis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Vol. 24, Nos. 1–2, 2011, pp. 69 –94.

矢野真和　《患上「習慣病」的日本的大學》　日本圖書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