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民主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與日本的課題

民主主義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其實意外的複雜。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賀南德•姆利羅（Hernandez-Murillo）等人在“民主主義在先？還是成長在先”的專欄中，介紹了三項有關民主主義與經濟成長關係的研究。(*1)

巴羅（Barro）從1960年到1990年對100個國家的調查，顯示了國民政治權力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高這樣的傾向。但是已經達到中等程度民主主義的國家，民眾為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會招致所得再分配政策（即所謂的四處撒錢的“政治恩惠政策”）的出台，使經濟增長出現停滯的事例。

在阿科姆魯（Acemouglu）等人的研究中，抑制政府掠奪國民財富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很深。在以往實行殖民地政策時期，西班牙以向本國輸出資源為主要目的，其殖民地的經濟發展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在確立了保護私有財政和限制政府奪取財富政策的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經濟活動非常活躍，其結果是經濟大大發展，甚至推動了國家的獨立。

在格蘭瑟（Glaeser）等人的研究中，在1960年代的獨裁體制下貧困率較高的國家中，對其後40年經濟增長的調查發現，只依據政治體制對其進行評價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有像中國那樣維持一黨專政，又在世界上實現了屈指可數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只是，中國與民主已開發國家一樣，事實上制定了許多諸如保護財產權、促進投資、發展教育等政策。

的確，中國已經不能稱其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與美國不相上下的弱肉強食的競爭社會。日前我向中國金融企業的職員提出這一問題時，她浮現出“事如所見，為何現在還提這種問題”的表情，笑道：“中國是共產黨控制下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精神還是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從日本人那裡學到的”。

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最近發表的調查結果，據說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加入歐盟的東歐、中歐國家，對民主主義的支持率在急速降低。由於歐元區的混亂導致經濟衰退，認為“倒是獨裁時期更好”的人開始增加。這對民主主義是一個危險的徵兆。

陷入財政危機的歐美日

歐元區的國債危機不僅打擊了歐洲經濟，還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雖然歐元區的領袖們支持歐元的意志尚且堅定，但他們沒有提出緩解歐洲金融市場不安情緒的有效對策。在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下，他們中的很多人因面臨今後國內的重要選舉，所以必須兼顧投票者的感情，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雖然如此，從財政狀況上說，實際上美國比歐洲更為嚴峻。 IMF2011年9月預測的2016年政府債務餘額與GDP的比例，歐元區四大國中，德國75.0%，法國87.8%，意大利114.1%，西班牙77.4%，而美國則達115.4%。(*2)

隨著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的退休和老齡化的發展，社會保障費用的增加將成為美國財政形成巨大壓力。因為在美國，對富裕階層徵收的實際所得稅迄今非常優待，達到了不公平的地步，所以改革稅製本應是當務之急。但如同2011年夏天所見，在美國國會就削減財政赤字達成一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共和黨和茶黨的議員支持者們，一向強烈批判2008年秋季以後美國政府和聯邦儲備委員會（FRB）的危機對策。他們認為大規模使用公共資金救助華爾街的富裕層，擴大政府機構，實為荒唐透頂。因為他們的質問甚是激烈，倘若再次發生2008年秋天那樣的危機，美國政府和聯邦儲備委員會將難以迅速採取應對措施。

在這方面，中國表現出了一黨執政的優勢。通常民主國家的財政政策必須經國會通過方可實行，其間需要較長時間。因此緊急避難性質的危機對策，最初很多只能依靠中央銀行的金融政策。但是在中國，財政政策幾乎可以與金融政策同步快速啟動。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後中國仍然能夠保持高速發展，也是迅速啟動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果。但是隨著這些政策帶來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民眾會產生對民主政權、言論自由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這樣的矛盾。

如果讓世界金融市場的有關人員選擇政治不起作用的民主主義國家，大概日本會高票當選。經歷了2011年3月的大地震後，日本的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很多政治家考慮到下屆大選，都想盡量避免緊縮財政和增稅。根據前面提到的IMF的預測，2016年日本政府債務餘額對GDP的比例將達到253.4%，大大高於希臘的162.8%。日本的家庭儲蓄額高，現在是這些儲蓄通過國內銀行購買並支撐著日本國債。而且，經常收支有巨額盈餘。討論日本與希臘問題的前提完全不同，但如果因此政府就迎合大眾，無視財政重建，那將是極其危險的。

日本發展的阻力——競爭力下降和勞動人口減少

回顧歷史，英國的政府債務餘額，在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和對法戰爭以後，在1819年對GDP的比例曾經達到337%。但之後開始減少，到1914年改善到低於29%。(*3)如此考慮，似乎可以認為日本政府債務尚有餘地可以增加。但日本與英國當時的情況又有根本性的不同。英國在一個世紀中能夠將政府債務對經濟規模的比例大幅縮小的背景，一是有產業革命，二是由於人口增加經濟不斷擴大。

關於第一點，像產業革命那樣的戲劇性增長今後在日本發生的可能性很小。相反，我們面臨的一個嚴峻現實是，由於亞洲新興廠商的快速追趕，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在不斷下降。日本產品傳統賣點的“品質優良”，如今在亞洲的競爭對手面前已經喪失優勢。美國《時代》雜誌2011年10月30日的專欄中已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日本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願意承認90年代之前的經濟體制開始失敗。亞洲各國對日本的主要產業構成威脅，日本的經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變化。但是東京的政治家們至今還死守著過時的傳統模式。”(*4)

關於第二點的人口動態，日本與十九世紀的英國相反，人口預測呈減少趨勢。根據聯合國的中位推算，與經濟增長關係密切的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與高峰時的1995年相比，2010年減少6.5%，2050年減少36%。美國與日本不同，勞動年齡人口今後仍將增加，與1995年相比，2010年增加19%，2050年增加38.6%。如前所述，美國也因老齡化問題，財政赤字的擴大令人擔心，但日本的情況更加嚴峻。

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65歲以上）的比例，意味著納稅人扶持退休人員負擔的大小。根據聯合國統計，日本1970年的比例是10%，2010年升至35%，2050年將達到70%，（其他國家2050年的比例為，美國55%，歐洲47%，中國32%）。

如果目前日本經濟的困境是暫時性挫折引起，依靠擴大財政支出的刺激作用，經濟能夠回到以前的良性循環，那麼財政赤字可以靠將來的稅收增加來彌補。但是在上述的人口動態和日本企業優勢下降情況下，依靠低效率的擴大財政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那麼由誰來償還不斷膨脹的國家債務，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規模空前的“流動性陷阱”

單靠中央銀行日本銀行的金融政策難於加速日本經濟的增長。由於日本銀行的說明能力不足，其金融緩和政策常被認為比美聯儲消極，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情相當大膽。作為通貨緊縮對策的一環，日銀從市場上購買了包括國債在內的大量資產，日銀的資產負債表與GDP比例持續位居世界最高水準。截至2011年12月初，日銀約為31%，美聯儲約為19%。

看一看日本銀行的資產詳細內容，也不能說日銀比FRB（美聯儲）更加保守。FRB購入了大量國債和住宅相關證券，合計餘額達到GDP的17%。反觀日本銀行購入的國債（截至2011年12月10日，共持有92.5兆日圓）的時間雖然比FRB要短，但還購入了FRB沒有買的風險性資產（股票、股價指數投資基金、不動產投資基金等），與國債的總計餘額達到GDP的21%。

而且日本銀行券（日本銀行發行的紙幣）的發行餘額對GDP的比例達到17%。19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俄維持在6-7%左右，之後呈現極度膨脹。美聯儲發行的美元紙幣，現在對GDP為7%。因美元紙幣是世界關鍵通貨而為世界各國持有，據說在美國國內流通的紙幣不足其總量的一半。兩者比較，可見日本銀行貨幣發行餘額的極端異常。

按人口計算，日本人均持有63萬日圓的日本銀行券。若按九十年代前期對GDP7%左右的貨幣發行標準計算，社會上約有45兆日圓的多餘紙幣存在（其中大部分是所謂的家庭“箱底存款”）。此外，各金融機構在日本銀行戶頭上存有20兆日圓以上的多餘資金（超額存款準備金）。但是，這些大量資金只是囤積，並沒有用來刺激經濟。日銀向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但這些資金卻沒有流動起來，於是在日本產生了空前規模的“流動性陷阱”。

如果在匯率上誘導日圓大幅貶值，也許可以逃脫通縮和“流動性陷阱”。但是國際政治環境不允許日本當局介入外匯市場露骨地誘導日圓貶值。如果日本這樣做，就有招緻美國國會採取貿易報復措施的風險。近年來日圓升值的原因，並非單純緣由於海外投機家對日圓的購入，還在於日本的投資機構（銀行、投資信託、養老金基金等）和個人投資家因擔心海外風險，大規模將海外資金撤回國內這一點上。不改變這種“規避風險”的思路，要想短期內實現日圓貶值，日銀和日本政府必須採取令日本人心生恐懼，不敢將資產放在國內這種近似蠻幹的政策。

如果政府進一步大幅增加低效的財政支出，讓日銀收購日趨增加的國債，遲早日本國民會感到“政府在製造通貨膨脹來降低政府債務的實際價值”。一旦如此，日本各銀行的日圓存款將被擠兌並流向海外，引發日圓貶值。但隨之並發的是，日本的銀行由於存款減少，難於支撐國債，國債的利率急劇上升。此種形勢下，對海外投機資金來說，將是大規模拋售日本國債期貨的絕好時機。那時，日本很多銀行持有的日本國債將發生巨大的賬面損失，金融體制危機的風險增高。如果日本政府債務沒有膨脹到今天的地步，而且日本政治能夠掌握規律使這類政策在適當時候能夠停止執行，那麼作為刺激經濟的一種手段，尚可一賭（雖然很危險）。但是，可以認為，日本的民主主義發揮不了作用，規律並未作用於政治，財政赤字才膨脹到今天的地步。

以踏踏實實的正面進攻法，重建日本的財政

日本要避免財政破產，不是以“一舉扭轉乾坤”的奇招妙計，而要用踏踏實實的正面進攻法，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期待。如前所述，與80年代之前不同，很多日本的出口企業失去優勢，收益大幅惡化。不增加他們的利潤和職員的工資獎金，就無法促進消費，通貨緊縮也難於消除。

首先，必須培養能夠吸引海外消費者的獨創商品的開發能力。雖說亞洲企業與日本的差距比以前有所縮小，但日本企業仍有許多令他人難於馬上追隨的技術。雖然無需過度悲觀，但日本缺乏的是將技術轉化為收益的立意構思。2011年10月美國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去世時，中國的報紙、電視、雜誌沸沸揚揚，都在議論“如何培養賈伯斯那樣的創造性？”，這對日本來說也是一個重要題目。

其次，有必要將具有優秀才能的人才用移民等方式吸收到日本來。即便是在移民問題上謹慎保守的德國，聯邦議會在有關移民制度的委員會上也指出：“如同十九世紀大國爭奪領土和天然資源一樣，現代的大國在競相爭搶智囊，即帶動國際經濟發展的科學家、技術人員、企業家、出色的經營人才”。(*5)

歐巴馬總統在2011年5月10日的演說中，為避免限制移民，講瞭如下一番話：“Google、英特爾、雅虎、eBay都是由移民創業的。希望下一個Google、英特爾不要出現在中國、印度。”(*6)

索尼公司開發出的隨聲聽給世界音樂生活帶來了革命。隨身聽誕生的1970年代後期日本的“中值年齡”（由0歲開始將年齡由小到大順序排列，位於當中的年齡）是31歲。現在約為45歲。在中老年多至於此的社會，日本在有開發需要經驗的為中老年服務的商品上具有優勢，但是在需要靈活思維的IT行業就難以創造出有魅力的商品。

野田政權應呼籲重建財政

《負債大國美國的真相》一書是根據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論的電影記錄片寫成。書中記錄了美國財政保守派的基本思路。彼得G皮德森（前商務部長）說：“自己無償地享受生活，卻將賬單轉手交給子孫。這種想法在我看來是極其不道德的。”阿麗斯‧瑞夫林（原行政預算局長、原美聯儲副主席）稱：“（政府）不應製造赤字的真實理由，是因為給自己的子孫或是未來的其他任何納稅人轉嫁我們現在消費的賬單，是不公平的。”這些話對現在的日本也有警示作用。(*7)

我在與海外市場人員討論時，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如果國家擁有如此巨大的負債，日本的年輕人不會逃向海外嗎？”的確，將老一代與年輕一代比較，如今的日本年輕人在經濟遭遇不利的機率很高，但萬幸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內向型”的，不太願意到國外去。在他們為了償還上一代的借款而順從地向國庫付款期間，日本或許還可避免國債暴跌。但是如果日本的財政運營繼續放縱失控到連這些人也試圖逃出日本的時候，那麼事態將陷入慘不忍睹的恐怖漩渦中去。

筆者無意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只要能提高將來的生產力，那麼政府加大對這些項目的財政支出是有效的。適當擴充作為生活安全措施的社會保障也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充分考慮後代的負擔，政治家們只為眼前的選舉而迎合大眾，那將是危險的。慶幸的是，現在的野田政權強調增加消費稅必要性，堅持向國內外不斷宣傳中長期重建財政的方向性是非常重要的。

標題照片（右）：2011年10月在巴黎召開的G20財政大臣、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來自財務省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