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經濟聯動
觀察近年來的日本政治與政局，常常自虐怎麼只有日本會落到此等地步。不過也有必要了解，美國和幾個歐盟成員國的政權也有著相似之處。政府找不到解決財政問題（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餘額）和實現中長期發展的戰略，出現停滯不前的僵局，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幾乎所有已開發國家都處在同樣的迷茫之中。財政赤字沒有變成政治鬥爭工具的國家，也只有俄羅斯、中國、韓國等。
東日本大地震剛發生時，一定有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議，為何前景暗淡的日本，日圓會在外匯市場升值？一時間，甚至出現是否是因保險公司為了準備支付賠款而購買日圓的說法。但是，現實的動向均由相對關係所決定。由於美國、歐盟等政治上的無能為力，導致其經濟前景甚至比日本更加暗淡，因而推動了日圓的相對上升，現在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想必這種解釋是正確的。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國，議會制民主主義都陷入不能立足於明確的長遠目光做出政治決斷的境地。
雖然數據是診斷經濟的基礎，但如果僅看數字，就會造成誇大一種原因，對相同的數字往往誤認為是相同病症。可是因國家不同，其問題的性質會略顯差異。即便同是“財政危機”，希臘和意大利在性質上就有所不同。希臘的危機不僅在於亂發國債，政府資金（流量）枯竭，無法編制預算這一短期問題，在富裕階層的所得納稅方面，也存在國家的徵稅功能開始衰弱的問題。不僅財政支出膨脹，財政收入缺陷亦使財政赤字膨脹。就在4、5年前，在經濟增長率、勞動時間等方面，希臘還是歐盟的優秀生，而今它的衰落程度，甚至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另一方面，義大利則有政府債務餘額（存量）高達到GDP的120%這一中期問題。在歐盟當中，人們越來越擔心義大利有無償還國債的能力。這就是歐盟的現狀。意識到這些不同點，我試圖就現代政治體制是如何造成共同的“病態經濟”的問題，闡述幾個要點。
財政赤字使金融市場更加動盪
2008年夏季的金融危機，此後持續的蕭條，帶來生產與雇用的減退，美國出現稅收的大幅下滑，赤字國債增加。危機的導火線不只是因為流動性不足。由於美國面向低收入階層提供的無抵押借貸無法回收，商業銀行無力支付（insolvency），禍及到整個金融體系。基於此等狀況，歐巴馬總統為了重新構築健全的金融市場，作為法律框架（堪稱是80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現代版），在2010年7月簽署了由冗長的條文組成的《2010年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保護法》，通稱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法）。但是，這一重新限制金融交易的法律究竟有多大的實效，卻是極為令人懷疑的。歐巴馬還被批評說，這是為通過超黨派的醫療改革計劃而進行的交易，由此喪失了有實效地改革金融體制的時機。不過，即使美國的這一金融交易規制法能促使銀行的行動變得深思熟慮，但只要英國和歐盟不採取統一步調，就無法消除世界金融市場上的動盪。因此，要害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金融危機隨時都可能再次出現。
金融市場與財政赤字之間有很強的雙向影響。正如上述希臘的事例所顯示的，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有可能動搖因財政赤字產生的巨額國債市場，因為金融市場與以國債為中心的債券市場是完全連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不能無視金融危機產生“財政風險”的機制。當銀行出現呆帳問題時，中央銀行和政府為保護股東和信貸方，多半會注入大量救濟資金。因而，銀行越大越是不能讓其破產（too big to fail）。但是這個慣例卻衍生出某種道德風險，使銀行面對風險膽子變得更大。因為即便發生不測之事，也有政府撥款救濟，這促進了銀行向高風險商品的投資，其結果是增大了陷入“厄運循環（doom loop）”的危險性。在美國，由於歐巴馬總統對限制金融市場沒有表示出毅然決然的姿態，因而這種為救濟大銀行產生的“財政風險”依然很大。而且對總體經濟來說，最為深刻的成本是受此次金融危機巨大打擊的實體經濟，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對實體經濟來說，金融功能這個潤滑油反而要影響牽制實體經濟。其情形，猶如狗搖尾巴變成尾巴牽著狗轉動。
政局混亂令未來不可預測
呈現不穩定的不只是金融市場，政治混亂令未來更加不可預測。中東地區政治的動盪，對恢復世界經濟只能起到負面作用，不可能成為積極因素。
不過，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並非始自今日。已開發國家各自的國內政治局勢非常嚴峻。日本政局的混沌迷亂已不需再作解釋。迴響在耳邊的，是“在我日本國，亦是有此民則有此政”（福澤諭吉）的辛辣言辭。
如果政局混亂，無法估量且不確定性增大，那麼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將是極其嚴重的。以消費為中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以預測”、“可以計算”的基礎上展開的，投資也是在預計到將來有收益的計算之上進行的，因而即使無法避免不確定因素，也決非是賭博。即便存在風險，只要有某種明朗的預測，就會進行投資，拉動雇用的增加和生產的擴大。如上所述，雷曼衝擊以後，並未進行金融市場的徹底改革。這是由於政治沒有顯示出堅定的態度。
美國的情況也與日本類似。在過去近30年間，美國的兩大政黨在財政方面一直實行著立足短期思路的混亂政策。因Medicare Part D （醫療照顧處方藥物保險計劃），國會廢除了“新支出依靠新稅源”這一規則。歐巴馬總統在決定2010年的預算時，擱置了縮減4兆美元的聯邦政府支出，但對於確保稅收卻沒有拿出根本性的對策。因此，說是在“迎合大眾”，也實為無奈。如果計算一下今後醫療與社會福利的總支出，也許宣告“破產”也並非聳人聽聞的無稽之談。
順便要說的是，圍繞日本的財政赤字，政府的見解也缺乏前後一致性。筆者原本就不是財政緊縮論者，對這次大震災所需要的重建財源，當我表示“除了發行復興國債，還可以考慮增加（臨時）消費稅”時，受到了“在如此蕭條之時（還發表這種言論）”的強烈批評。即使除去處理核電廠事故的費用，還有估算足以超過20兆日圓的重建財源，與總額接近900兆日圓的政府債務餘額相比，的確不算多。所以震後重建財源僅僅依發行復興國債來籌措的論調，看上去也是合理的。但是站在現今的日本國民齊心協力共同支援這一出發點上，今天日本所需要的，是所有的國民以某種方式做出貢獻的群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遇到這種危機時，激發出國民的“一體感”，難道不正是政治的使命嗎？
在11月8日，民主、自民、公民3黨的幹事長會談中，正是決定平成23年度第3次補正預算案中，關於東日本大地震復興債的償還期為25年。（照片：產經新聞社）
增加消費稅“會導致經濟景氣進一步惡化”這種反駁有兩點錯誤：用於重建的民間投資和公共投資，當可顯現在彌補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減少上，增收的稅金必定會支出。重要的是有效需求，消費稅之外的徵稅，因收入及年齡的不同會產生不平等；增加法人稅，有削弱與國外的競爭力這種負面效果。應將增加消費稅作為籌措資金的主要來源。可是在11月中旬，民主黨、自民黨、公明黨3黨以所得稅和法人稅為基軸，就籌措10.5兆日圓的復興財源達成一致，還不倫不類地將復興債的償還期限設定為25年。政策沒有朝喚起現今日本國民“一體感”的方向變化。
認識民主主義的沈痾痼疾
為什麼如此多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都為財政問題而困擾呢？理由非常明確：政治家必須要在選舉中獲勝。如果落選，就儼然成了“失業者”。敢冒如此風險參與政治的人，在一般市民中不多見。但是民主主義“在選舉中獲取選票，成為國會議員”的原理，其中也蘊含著“雙刃之劍”的危險。為了當選，政治家向選民保證將提供各種有利的經濟條件。因而，民主主義具備了擴張財政的強大驅動力。為某集團集中帶來利益的法案，即使在議會獲得通過，國民人均負擔也是微乎其微的。因而那些不涉及自身利益者或漠不關心者，既不會去追究該法案的妥當性，也不會加以反對。莫如說，人們對有朝一日審議有關己方利益的法案時能夠得到現時收益者們的贊成與合作，抱有期待，故而當下特意去支持他方的法案。利益集中，而費用則因分攤面廣使負擔額變得微薄，因此成本意識下降。這種結構造成擴張財政法案的過度增加。
這種議會制民主主義內含的公共部門（公營機構，政府資助或控制的企業）不斷擴展的傾向，意味著經濟問題直接政治化的結果。因為人們最為關心的，是誰掌握有實現己方利益的實力。在人們的印象中，自由民主主義之下的議會民主制，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使公平選擇成為可能。但實際上，投票與其結果並無確切關聯的情形也有可能發生。
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們，沒有依靠緊緊捆綁著政治和經濟的“搖錢樹”，過著超出收入的生活嗎？結果像美國那樣有住房貸款這種私人債務自不必說，許多國家“討好選民”的財政支出令公共債務日益膨脹。能給這一機制剎車的，說是財務部的官員也並不為過。如此之大的錯覺中產生出的財政赤字積累，妨礙了擴大就業政策的實施。成為其犧牲品的，就是具有充分的勞動能力和願望，卻找不到就業機會的失業者，特別是年輕失業者。
歐洲中央銀行。負責歐盟17國家的金融政策。（德國法蘭克福）
另外一個難以解決的重要因素是EU這個“半國家”的存在。這不單純是“無憲法”意義上的“半國家”，而是因為EU沒有統合財政，不具備普通國家相當於財務部的行政功能。再加上EU是由在勞動費用、生產率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別的成員構成的聯合體，由於使各成員國放棄各自的金融政策，引進了統一貨幣（歐元），因而在發生金融危機時也一籌莫展，進退維谷，金融政策不得不依賴歐洲中央銀行（ECB）採取的“單一金融政策”。但是，ECB並不是通過民主程序決定金融政策的，自然受到大國、強國的經濟狀況影響，這里便存在著歐元帶來的“民主缺失(democratic deficiency)”問題。
在日本也有“東亞共同體構想”的議論。但是，我們更應該了解，從查理曼大帝以來有著1200多年共同體運動史的歐洲所經歷的苦惱以及為實現這一共同體所花費的長久歲月。特別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如果不對今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和東協加4之間如何演變，美中冷戰是否有可能發生等重要的國際關係加以觀察，“東亞共同體”是無從談起的。
美國反覆重歸野蠻化(rebarbarization)
經濟政策不能立即把經濟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經濟與人體有類似之處。並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用藥物和手術徹底治癒。既有隻須一劑藥就能解除痛苦，也有必須忍耐的疑難之症。經濟政策不是萬能的。如果國民期待萬能，過分依賴政府和中央銀行，其本身就可能變成道德風險。
更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經濟狀況確實不好，但從巨觀上看，與80多年前的大蕭條相比，現在的經濟還算是好的。拿美國來說，20世紀30 年代的完全失業率超過了25%，最近則停留在9%左右。當然，不是說要甘於忍受這種雇用的苦境，但如果誤以為有萬能的靈丹妙藥，那就會一味地加強對政治的批評，導致政治更加惡化，這種惡性循環必須避免。
只是，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位置和作用，與80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20年代，美國是國際資本市場上的“貸方”，為維持德國馬克的價值，使德國有償還能力，美國把大量的資本出口到德國，德國出現了消費熱。其結果，造成了德國和美國在住宅和股票市場的失控。這是美國在掌握世界經濟覇權時期發生的世界經濟的危機。
對此，在冷戰結束後蔓延的“危機”，同樣是以美國為主角。而這次美國卻成了“借方”，通過從中國和日本流入的資本，出現了高出收入的消費熱潮。不用說，這個消費熱的代表，正是以面向美國低收入者為對象的住房貸款，美國確實是煩擾他人的“傷腦筋的巨人”。但即便如此，世界上現在除美國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核心。
像美國那樣開放的市場經濟，時常反復著過熱和緊縮的交替循環。美國經濟中經常對限制少的市場存在著無止境的慾望。美國經濟的特徵是，在出現危機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會稍許老實一些；但過不多久，便又重歸野蠻化(rebarbarization)。可以說，如何運用法與政治的力量控制這股野性，是美國作為大國的責任。
（本文是對《中央公論》2011年10月號刊載的“民主主義之痼疾困擾經濟”一文改寫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