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庫」「里阿卡」到「女優」「激安」——臺灣話裡的日本語之演變

我上小學之前，除了電視節目之外，沒有完整的北京話學習環境。那時的幼稚園既不教英文，也沒提前學習ㄅㄆㄇ注音符號，只有唱歌跳舞玩遊戲跟吃點心而已。

我的父母出生在臺灣的「日本時代」，直到小學6年級因終戰才開始接受北京話教育，但那時已經快畢業，連注音符號都沒能好好學。父親在紡織廠工作之後，才利用夜間去廟裡學「國語」，當時他使用的是「日中辭典」，由日文詞彙去查閱中文，勉強看懂，但是口語表達還是不太行。工廠裡的主要語言是臺語，生意往來有名古屋或大阪的廠商，日文反而比北京話還要流利。有一位商場上的好友是1949年才來到臺灣的山東人，一開始卻是用雙方都熟悉的日文溝通。而我母親原本也不識中文字，直到幾個小孩都上中學，她才去報名「國教班」學中文，往後也才有辦法讀報紙。

母語交談是長輩與晚輩之間很自然的語言傳承，比較麻煩的是，開始接受學校的「國語」教育之後，才發現和臺語之間，有許多詞彙用法的差異。像我這種在臺灣戒嚴時期受教育的世代，在學校說臺語要被懲罰記名字，除了本身的家庭日常對話之外，學校根本不可能有臺語說寫教學，使得臺語只能以口語相傳，書寫上有點難度，這是我們這輩臺語使用者很大的遺憾。

原來這些臺語是日文

直到我開始學習日文，才發現家裡慣用的臺語，竟然與日文發音接近，甚至漢字相通。其中當然有許多日文借用英文或法文等外國語演變而來的「外來語」，臺灣在日治時期再輾轉借用這些外來語，成為臺語的慣用詞，發音稍有不同，卻沿用至今。譬如修車廠或一般駕駛人提到車子的「照後鏡」時，會使用與日文「バックミラー」類似的發音「Ba-Ku-Mi-A」，或被問到引擎時，直覺就是「エンジン」（Engine）。中文指稱的卡車貨車，臺語是「拖拉庫」（トラック），如果是手拖板車，則是「里阿卡」（リアカー）。據說在工廠界，師徒之間對於工具的說法，還是以日文外來語為主，扳手是「スパナ」（Su-Ba-Na），鉗子是「ペンチ」(Pen-Chi)，螺絲起子是「ドライバー 」(Do-Rai-Ba)，反而被問到那些工具的中文怎麼說的時候，會想很久。

臺語的衣櫃叫「Tan-Su」，早年都是找木工師傅訂作，上半部是往外開闔的兩扇木門，下半部則是兩到三層大抽屜，或在上層門內另做兩個小抽屜，其中一個必然會上鎖，裡面放著小孩不知道的秘密文件。

直到這幾年才知道，「Tan-Su」就是日文的「箪笥」（たんす）。「箪笥」裡面的衣著配件，也幾乎都是借用日文，譬如父親的西裝叫做「Se-Bi-Ro」（背広：せびろ），領帶叫做「Ne-Gu-Dai」（ネクタイ），母親的漂亮洋裝是「灣批司」（ワンピース），出門喝喜酒時，勾在手上的皮包叫做「Ba-Gu」（バッグ）。至於大人的長大衣叫做「Co-Do」（コート），一般的厚外套叫做「O-Ba」（オーバー）。有一年冬天，父親帶回一塊上好的格子布料，母親帶我去城內找裁縫，量好尺寸，吩咐裁縫在農曆年前一定要趕工幫我做好O-Ba，可是裁縫爽約了，那年過年，我穿著舊大衣，一直臭臉。

點點的花色叫水玉

父親是做布料的，母親又略懂裁縫，從小就熟知他們說的mi-zu-ta-ma（水玉）代表點點的花色，如果稱讚裁縫技術好，就說ki-ri-ka-e（切り替え）縫得很美。藍色不叫藍色，而是紺色，而且是日文「こん」（kon）的發音加上臺語「色」的混搭詞。至於上幼稚園穿的黃色圍兜兜，發音類似「A普龍」，其實就是エプロン。日本舅媽曾經送給母親一件綠色格子圍裙，是在頸後跟腰後各綁兩個蝴蝶結的長袖款式，大人說，那也叫做「A普龍」。那時只覺得奇怪，為什麼大人的「A普龍」有袖子。

臺灣男生大概都會在夏天穿一種質料摸起來粗粗皺皺卻很透氣的白色內衣褲，我們說那種材質叫做「枯力普」。雖然在菜市場的攤販就可以買到，不過母親喜歡跟跑單幫的舶來品店買日本進口的「枯力普」。我到前幾年才總算弄清楚，那種從阿公大叔到小男孩常穿的夏季涼爽內衣褲，也算日本外來語，原意來自法文的Crepe（クレープ），屬於特殊織法，有易乾且透氣涼爽的特質，好像是昭和年間的大叔們很普遍的內著選擇。現在到日本購物網站搜尋「クレープ肌着」，品項眾多，其中還有營業超過一甲子的老工廠。聽父親說，早年臺灣紡織界為了研究這種內衣褲的織法，吃盡苦頭，他和紡織廠幾個年輕技術人員，嘗試過許多方法，終於抓到竅門，那時彷彿立了大功，歡天喜地呢！

臺語裡的日文用字

自來水叫做「水道水」，水龍頭的日文雖然叫做「蛇口」（じゃぐち），臺語卻是「水道頭」。洗髮精也叫做「シャンプー」，發音類似「香普」。至於香皂，臺南人普遍說那是「Sa-Bun」，很難以中文字表達，勉強用「雪文」，但其實是日文外來語的「シャボン」，臺語的香皂如果用日語片假名來表現，接近「サッブン」這樣的發音。

有些臺語說法就直接用了日文漢字，只是以臺語發音。譬如小時候回高雄哈馬星外婆家，對面就是鼓山郵局，大人說那叫做「郵便局」。父親經常帶著西裝布料的「見本」（樣本）到臺北迪化街「出張」（出差），在公司值班叫做「當直」，去銀行開的帳戶叫做「口座」，問號碼就說「幾番」。鋼筆叫做「万年筆」。

也有跟日文完全相同的發音，例如：名片是名刺めいし，發音接近「妹喜」。上學除了要帶手帕衛生紙，還要記得水壺，那叫做「水筒」（すいとう），講快一點變成「蘇一豆」。拖鞋是俗力趴（スリッパ），有提把的鍋子叫做「Hann-Go」（はんごう）。不管是香瓜還是哈密瓜，一律都說「me-long」（メロン）。至於紅蘿蔔，有時說那是紅菜頭，也有說那是「Ning-Jing」（ニンジン）。

小時候，父親教我們一些臺語日語摻雜的兒歌，可能是他們那一輩，從流行的日本軍歌或童謠旋律胡亂編的順口溜，記得其中一首是這麼唱的：
「朝から透早油炸粿，土豆仁湯杏仁茶，街角で。街頭巷尾紅龜啊粿，臺灣話ま日本話，攬作伙」（清早開始，街邊的油條、花生湯、杏仁茶，還有滿街的紅龜粿。臺灣話與日本話摻在一起）

有趣的臺日新詞彙

生活對話裡也有一些不知如何演變來的臺語，譬如，70年代前後，主婦們瘋狂迷上一種日式柴魚調味包，可能那時跑單幫的菜市場阿嬸說那是la-shi-mo-to，所以我家就一直說那種柴魚粉叫做la-shi-mo-to。後來我學了日文50音，看了包裝盒，應該是「味の素」（あじのもと）(Ajinomoto）生產的「ほんだし」（hondashi)，為什麼變成la-shi-mo-to呢？直到日本朋友提示，會不會是「だしのもと」(Dashinomoto）的簡化呢？哇，真是恍然大悟！

或許跟米糕或肉燥飯附上的黃色菜頭切片一樣，原發音應該是Ta-ku-An(たくあん)，流傳久了，變成臺語的ta-ku-hann，各地方還有發音上的差異，到底如何口耳相傳再各自發揮演繹，已經難以考究了。

比較老派的臺語，還是習慣用「月給」而不是「薪水」，捐錢叫做「寄付」，點餐是「注文」，打針叫「注射」。阿公阿嬤叮嚀孫子好好讀書否則會「落第」。至於心情如何，日文直接發音的「氣持」（kimochi），在臺灣好像已經成為主流字彙，甚至有了「奇蒙子」這樣的寫法了。

一直到現在，如果姓「游」或「尤」的人，就一定有個綽號叫做「阿不拉」，可能來自日文「油」（あぶら）的同音關係。如果名字有「武」，綽號大多是Ta-Ke，至於叫做ka-tsu，應該有個「勝」字，叫做Masa，就該是「正」或「政」了。我剛畢業開始工作的公司，有位主管叫「Te-Ru-Mi」，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她的名字叫做「照美」。

臺灣曾經有一段時間禁止日本電影戲劇和歌曲輸入，因此臺語日文的交叉引用就暫停在老一輩的世代。開放之後，靠著日劇、漫畫、電玩、動畫與網路的互相交流，年輕一輩使用的中文也慢慢出現日文詞彙，譬如棒球用語的「胴上」「見逃」，或是「邪魔」「素人」「宅」「女優」「激安」「放題」之類的日常用字，好像也越來越普遍了。